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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薩德對中國的影響范文第1篇

可惜，這不是爆米花。9月9日上午8點30分，朝鮮又發生震源深度0千米的5.1級地震，中國的延邊等地都有明顯震感。不久，朝中社宣布，朝鮮成功進行了核試驗。

掐指算起來，這已經是朝鮮第五次核試驗了。而且速度也越來越快：第一次，2006年；第二次，2009年；第三次，2013年；第四次，2016年1月；第五次，2016年9月。上臺前兩次，上臺后三次。

北邊是“麻煩不斷”的朝核，南面是威脅中國戰略安全的“薩德”，朝鮮半島的局勢正越來越復雜。

時機

這次朝鮮的核爆大概什么水平？

從地震的震級看，跟今年1月的差不多；雖然當時朝鮮號稱是在進行氫彈試驗，但是根據估測，1月份的爆炸大概就相當于1萬噸左右的TNT當量，跟真正的氫彈還有很大差距（中國第一枚氫彈當量是300萬噸TNT）。而這一次的爆炸，則號稱是進行的“核彈頭”試驗；根據島上軍事專家千里巖的分析，朝鮮這次試驗的，很有可能是一種可以用于實戰（火箭搭載）類型的核彈，有可能已經具備了“彈箭結合”技術，具有了核武器實戰能力。

的確，縱觀前幾次可以發現，在每次核試驗的前后，朝鮮都曾有過發射火箭的案例。朝鮮問題專家梁立昌分析稱，這種規律可能體現出，朝鮮本身就在不斷試驗火箭和核彈的搭載。因為對于朝鮮來說，對美國、日本這樣的對手，只有導彈搭載核彈才可以威懾，其潛射平臺還不成熟。因此，朝鮮的導彈和核技術的“聯動開發”，其內在聯系是存在的。

那么，選在9月9日這一天進行核試驗，有沒有什么時機上的選擇？

從最直接的看，這一天是朝鮮的國慶日；而在這一天前后，又分別有G20峰會、東亞峰會等重要的國際場合。因此，這次試驗，也可以看做是對國際的宣示，如其所聲明的那樣，向國際社會施壓。但其實，以前外界認為朝核試驗有規律性，每隔幾年一次，但現在的加速可以看出，無論是朝鮮國內還是國外的威脅，都逼迫著核武裝的速度。8月份還鬧出了朝鮮脫北者、薩德升溫的問題；從反制韓美的角度，也是一個展示威懾力的契機。

制裁

1月份的核試驗之后，聯合國通過了對朝鮮的“史上最嚴制裁令”，中國也像之前歷次一樣，忠實地履行了這一決議。但為什么朝鮮依然可以我行我素？

因為朝鮮國內同外部的聯系非常微弱，形成了內部循環的經濟結構，再嚴厲的制裁也需要一定的見效期，朝鮮國內的自給自足能力可以支持一段時間（有可能需要6個月至1年甚至更久）。在梁立昌看來，即使中國把臨界的江邊、貿易全部鎖死，對朝鮮的影響也是有限的。同時，這種來自國際的壓力，也會在朝鮮內部激起更強的反作用力，一定程度上強化其擁核的決心。

與其拉長制裁的長度，不如增強制裁的嚴格程度。要維持最低限度的人道主義援助，又要守住“半島不生亂”的原則，制裁的強度就要拿捏。至少現在，朝鮮還沒有太感到“疼”。

賭徒

朝鮮之所以可以三番五次進行核試驗，完全不顧聯合國的決議，也不顧中國的勸說，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恃無恐”。

換句話說，在中國釋放出“半島不生戰”的底線的時候，朝鮮也接收到了不可以動武的信號。在中美俄等大國博弈下，朝鮮開始生出了賭徒心理。雖然表面上朝鮮把握住了戰略主動，游刃于周邊大國之間，但這恰恰反映了朝鮮的戰略被動。

作為一個比較特殊的體制，面對韓美同盟、安保壓力，朝鮮政權的壓力更大。現在韓美的聯合軍演每年都搞，每年都在逼著朝鮮搞一些東西出來。與其說是朝鮮主動，不如說是韓美主動。所以，從朝鮮的角度說，擁有核武就成了非常“理性”的一步棋――往小說，核武可以直接對韓國形成戰略威懾和壓制；往大說，一直想求得美國承認的朝鮮，擁有了核武，就可以在談判中贏得更大的籌碼。而由于中國沒有對韓美同盟明確表態（比如要求駐韓美軍撤出），因此朝鮮就不太可能按照中國的意圖走，而是以硬碰硬地繼續走下去，繼續“以小博大”。

死結

朝核問題正在出現死結。

這個死結表現在，各方的不信任都在加深。朝鮮不信任美韓，也不信任中俄（即使提出安全保障）；美韓不信任朝鮮，頻頻軍演；原本的六方會談已經擱置了7年，并且看上去頗有無限期擱置的架勢。擱置的原因，也在這個死結：美韓日要求朝鮮先棄核、再會談，而朝鮮認為本身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你讓我先棄核而我又沒什么保證，憑什么棄？

換句話說，這個死結就是現實中的囚徒困境，或者是《三體》里的黑暗森林；由于對對方的不信任，所以選擇先下手為強。現在，這個死結是：韓國說，不棄核就布置薩德；美國說，不棄核就不關系正常化（理論上朝鮮戰爭還沒有結束，只是停戰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朝鮮把核武認為是自身的生存保障，邏輯上也自圓其說。

但事實上，韓國與朝鮮本身是零和博弈；韓國想要統一半島，因此與美國結盟；朝鮮想和美國關系正常化，因此也急切想達成條約，還想一步到位，讓中國重視、讓美國承認。得利最大的恰好是美國：它可以利用二者的這種心態，保持在本地區的同盟體系，同時遏制域內的戰略對手。換句話說，朝鮮這名賭徒，進入的是美國莊家的局。

但現在的國際形勢畢竟不是冷戰時期，朝鮮也難再在中俄之間游刃有余了。

反思

一邊是核武，一邊是薩德。核試驗是為了對抗美韓，薩德是為了威懾朝鮮（口頭理由）；但博弈的結果，受到威脅最大的反而是中國，因為都在中國門口。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半島戰略是不是到了該反思的時候了？

在梁立昌看來，如果從“南北平衡”這個策略看，不成功。一方面，中國和韓國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沒有影響到韓國的安保政策。韓國從統一半島的角度出發，把自己和美國牢牢綁在一起了，無論是韓美同盟，還是薩德部署，都表現了這一點。另一方面，從朝鮮角度看，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中韓建交起，朝鮮就有了“背叛”的感覺；在20年來的世界形勢發展中，中國與韓國、美國的關系深化，也加劇了朝鮮對中國的“戰略懷疑”。

因此，梁立昌認為，中國應該調整半島戰略，從“南北平衡”轉向“雙向戰略遏制”――同時約束南北雙方，以中國的利益為標準，違反了的，就得用必要的反制措施讓其感受到“疼”。畢竟，對于中國來說，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重要性還是不言而喻的。

復旦大學朝韓研究中心研究員朱芹認為，和平談判看上去很漫長，問題的解決，或許可以借鑒上海合作組織、東盟等組織架構，由中國提議，在半島地區設立共同的安全機制。這個機制可以先由中國、美國、朝、韓四方組成，結束戰爭狀態，在一個半島聯合體機制下，內部可以存在韓美、中朝等利益聯結體。先搭起這樣一個平臺，摸索出章程、逐步建立部長級會議甚至是首腦會議等，就可以對各方有效約束。六方會談最大的問題在于沒有約束機制，無法推動問題的解決。

韓國薩德對中國的影響范文第2篇

互補性推動中歐合作

其實，首先歐洲諸國對中國的此番積極示好，在于中歐雙方經濟形勢的逆向而行。盡管可以說歐洲已經基本擺脫了歐債危機，但絕大部分國家依舊陷在“經濟復蘇陷阱”之中，遲遲未能實現增長。至于中國，當然經濟也有所放緩。總理之前提出2015年GDP增長7%的目標，可以看成是中國開始“緩速時代”的一個顯著信號燈。然而，與幾無增長的歐洲相比，中國依然呈現出對歐洲的明顯優勢。正是這種中歐之間相對優勢的變化，促使歐洲國家對中國態度產生大幅變化。

其次是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投行的設立。“一帶一路”的起點在中國，而終點恰好在歐洲，實際上起到了將歷史上聲名遠揚的中歐紐帶――“絲綢之路”再次激活的功效。并且，“一帶一路”不是簡單地重建歷史上的“絲綢之路”，而是一種升級、一種再創造。亞投行的設立更是在相當程度上，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有力的資金和金融支持。

除了經濟形勢和“一帶一路”，中歐貿易的快速密切發展是歐洲國家在馬可波羅之后，對中國產生又一次熱潮的經貿基礎。眾所周知，歐盟是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而對歐盟而言中國是其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于美國。中歐之間去年的雙向交易價值高達4670億歐元，其經濟相互依賴度又上了個新臺階。

除了經貿基礎之外，歐洲對中國的熱切盼望，還在于中歐雙方之間極強的互補性。前文所述，歐洲是世界上最早工業化、早已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大陸（洲），而中國盡管有些地區已經比較發達，但整體而言尚處在工業化階段，中歐之間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不少的科學技術都是中國缺少的，諸多的治理方法更是中國所亟需的。

加上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現在正在啟動全面的深化改革，深受歐債危機影響之后的歐洲也在積極實施結構性改革。兩者可謂“一拍即合”。倘若簡單地從工業制造業出發，“中國制造2025”與“新工業法國”、“德國工業4.0”和“英國制造2050”等戰略，在目標上堪稱中歐之間的異曲同工之作。

而中歐之間的合作，實際上正是雙方高度互補性的具體體現。讓我們看一下去年的業績就一目了然：中歐貿易額突破了6000億美元大關，比40年前增長了250余倍。而當時《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中所承諾的目標，是“2020年中歐貿易額達到1萬億美元”。可見，屆時實現該目標完全不在話下。

異質性導致態度迥異

中歐合作的主格調自然是正面的、積極的，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筆者認為首要的問題是面對中國，歐洲國家之間存有極強的“異質性”，即一部分國家占據主導地位，而另一部分國家卻難得分得一杯羹。例如，作為歐盟“霸主”的德國，其貿易在中歐經濟關系中處于絕對的優勢，中德貿易在中歐貿易總額中占比高達30%，而有些國家的占比卻小得可憐。

由于德國屬于“出口導向型”國家，出現這種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而相當多的歐洲國家并非“出口導向型”，正是成員國之間的這種高度“異質性”，導致歐盟在對華政策上出現經常的“不一致性”。同時歐盟成員國與中國之間不同的經濟利益關系及程度也促使各國對與中國合作持有不同的態度，有時候態度還相當迥異。

“異質性”以及經濟利益關系，加上歐盟自身的缺陷，即只有“政治聯盟”，而無“財政聯盟”抑或“預算聯盟”，造成了今天的歐盟并沒有從真正意義上實現其“經濟聯盟”的目標，進而直接對歐盟與中國之間的合作產生諸多影響。

中歐合作至關重要

其實，中歐合作從更高的層面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涉及到中國在未來能否作為一個世界主角登場的關鍵問題。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排世界第二，美國還是第一；如果將歐盟也視為一個經濟體的話，歐盟是世界第一，美國和中國分居第二和第三。從軍事角度來看，中國難進前三，美國第一、俄羅斯第二。但由于俄羅斯的經濟總量比意大利還小，自然從綜合角度來看，俄羅斯若要在國際舞臺起到主導的作用，顯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中國若要在未來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的主導國家，唯一的選擇是聯手歐盟，尤其是在經濟合作領域。

隨著中歐關系的逆向變化，外國直接投資（FDI）的流向與流量也出現相應的演變――幾十年來歐洲資本投向中國的趨勢，逐漸被中國資本投向歐洲的潮流所替代。歐盟一直是中國重要的外資來源地，累計在華投資已接近1000億美元；而中國企業對歐洲的投資存量已超過500億美元，去年中國企業對歐洲投資首次超過歐洲對中國投資。毋庸置疑，歐洲已經成為對中國資本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

從“建設關系”到“全面伙伴關系”，再到“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誠然中歐合作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歐洲國家此番又向中國伸出了“經濟橄欖枝”，中歐合作必將呈現喜人趨勢。但如果要對中歐合作進一步提速的話，在歐盟難以在中、短期內對自身加以結構性革新的背景下，中國能做的是如何注意規避歐盟體制的內在缺陷以及中歐合作之間的短板。

美國

面臨衰退風險

業內知名經濟學家埃里安（Mohamed El-Erian）11月2日表示，美國經濟此后兩年間仍有25%到30%的概率會發生衰退。

前太平洋資產管理公司聯席首席執行官埃里安公開表示，美國乃至全球經濟正在陷入“窮途末路”，各國不能僅僅依靠中央銀行的寬松政策為生。如果各國不及時轉變思路，那么可能會在2017年迎來又一場經濟浩劫。他還認為，美國經濟將繼續自我修復，但世界其他各國的增長困境阻礙了美國的發展。

俄羅斯

明年肉乳品短缺

11月4日，俄羅斯新聞社援引政府支出研究機構Audit Chamber的分析報道稱，由于該國家對某些進口食品和原材料采取了禁運措施，明年俄國將遭遇肉類和乳制品短缺的威脅。

俄新社介紹，Audit Chamber的研究報告顯示，俄羅斯禁止進口的一些產品，本國的生產能力并不能完全補足缺口。他們還警告說，由于在食品加工生產當中，俄羅斯經常使用外國原材料，因此食品短缺的風險不能忽視。

韓國

通脹率創最高

韓國統計局11月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10月份該國消費者價格指數較去年同期上漲0.9%，為去年11月份以來最高漲幅，高于彭博社調查分析人士的預測中間值（0.7%）。

而據彭博社報道，受利于國內消費和工業產出回暖，韓國通脹率的攀升很意外，創近一年來最高水平。報道認為，價格增長為韓國政府關于經濟正處在“轉角”的評估提供支撐。今年早些時候，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傳染疾病的出現為該國旅游業帶來不小打擊。

國際油價

2016年走軟

北京時間11月3日晚，路透社報道，業內消息人士稱海灣石油生產國將部分油田維護工作推遲至明年進行，以確保高產量并降低成本，因為他們預計2016年油價將走軟。至于哪些油田受到影響尚不得而知，報道稱這些都是高度敏感信息。

消息人士指出，這說明海灣石油生產國在力爭盡可能多地產油，因為他們預計明年伊朗面臨的制裁取消后，伊朗將向供應過剩的市場出口更多原油，導致油價走軟。

南非

貿易逆差大幅收窄

南非稅務局日前統計數據顯示，9月份南非貿易逆差為8.85億蘭特（約合6398.55萬美元），環比大幅收窄91.15%。數據顯示，9月份南非出口總額為923億蘭特，環比增長5.6%，進口總額則環比下降4.5%至932億蘭特。

分析人士認為，出口額出現可觀增長得益于南非對美國和歐洲等傳統出口市場的出口增加，但國內需求疲軟與南非貨幣蘭特走弱則導致進口需求減少。

法國

寄望數字經濟

法國《世界報》近日報道稱，法國和德國決定共同支持歐洲數字經濟發展，并宣布對兩國的新創企業給予資金支持。而10月末，法國總統奧朗德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出席了在愛麗舍宮舉辦的數字經濟會議。

報道稱，由于在歐洲很難尋求到資金支持，新創企業不得不轉戰美國市場。此外，政策不統一也是歐洲新創企業發展的重要障礙。為此，法國未來工業聯盟將與德國工業4.0對接，共享未來工業經驗。

澳大利亞

低息有助發展

澳大利亞央行（澳儲行）在11月3日結束的議息會議后宣布，將基準利率維持于2%的紀錄低位不變。市場人士指出，這已是該行連續第六個月維持利率不變，主因可能是在以往數次降息和澳元貶值的支持下，該國對礦業投資的依賴減弱，經濟正在恢復平衡。

澳儲行指出，國內經濟以溫和速度擴張，就業增長強勁，失業率保持穩定。澳儲行行長史蒂文斯表示，“這種情況下，有必要保持寬松貨幣政策”，低息有助于支持借貸與消費支出。

全球并購

破4萬億美元

北京時間11月4日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稱，今年迄今為止全球并購交易規模已突破4萬億美元，全年交易總額料將創下歷史新高，而高盛成為大贏家，在并購顧問排行榜上占據首位。

韓國薩德對中國的影響范文第3篇

【關鍵詞】 金融監管效率 指標對比衡量 層次分析

金融監管是指監管機構針對金融體系（包括金融市場及金融機構）的監督、控制行為，以此來確保金融機構的安全和控制系統性風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的全球化、自由化及其創新浪潮，使得建立于30年代的金融監管體系和安全網越來越不能適應金融業發展的需要，暴露出許多致命的弱點，造成了嚴重的監管失靈（Schwartz，1998；Kaufman，1996）。理論界的研究重心開始轉向銀行資本監管的有效性及其改進等方面，并且普遍認識到了加強市場紀律對提高監管效率的重要作用，對如何運用市場約束改造傳統監管體系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盡管國內有關金融監管模式選擇的研究文章篇數很多，成果豐碩，但能將金融監管模式選擇和金融社會最終目標綜合起來，并系統性研究金融監管效率的文章并不多。

本文將金融監管的目標和各國金融監管模式選擇的優越性相結合，對金融監管的效率進行準確地評價。這里的監管效果評價既包括單個監管目標的效果評價，也包括所有目標綜合在一起的總體監管效率的評價。文章對相關指標進行量化，以定量的方式分析各國在不同背景下所選擇金融監管的效率。

一、金融監管效率模型介紹

1973年美國運籌學家薩蒂（T.L.Saayt）提出了著名的層次分析法（簡稱AHP），這是一種簡明、實用的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

該方法的特點是：第一，分析思路清楚，可將系統分析人員的思維過程系統化、數學化和模型化；第二，分析時所需要的定量數據不多，但要求對問題所包含的因素及其相關關系具體而明確；第三，這種方法適用于多準則、多目標的復雜問題的決策分析，廣泛用于地區經濟發展方案比較、科學技術成果評比、資源規劃和分析以及企業人員素質測評等方面。

正是基于這樣的特點，層次分析法對于分析系統性和整體性較強、目標較多、難以直接量化和測定的各國金融監管效率是十分適用的。

二、實證分析

本文采集2003―2009年的相關數據，對美、英、日、德、瑞士、新加坡、法、韓、印、巴的金融監管效率用層次分析綜合法進行對比分析。

1、層次分析體系建立

考慮到金融監管的目的是維持金融穩定，而金融穩定的目的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因此準則層設置為對外部經濟作用指標和金融本行業監管效用指標。隸屬對外經濟作用指標下的子準則層設置為4個――金融市場穩定程度、通貨膨脹率、經濟發展速度、就業率；隸屬金融本行業監管效用指標下的子準則層設置了10個――信息的共享程度、風險傳遞的控制程度、監管標準的一致性、監管的外部性、重復監管程度、監管真空程度、監管成本、監管競爭效率、監管機構官僚程度、單業監管的效力。

2、各評價指標權重確定

指標對比陣設置原則：在準則層對目標層及子準則層設置對比矩陣中，由于涉及的非量化指標較多，因此根據各指標的不同性質設置對比矩陣，而這些指標又有些某些同質性和相關性，所以這種設置的對比陣不會有較大的數值，最大的影響只是“稍強”。

（1）準則層對目標層。這里需要考慮的金融監管的效率不僅表現為為金融行業本身服務，更是為整個經濟社會服務，但整個經濟社會的建設又不僅僅靠金融監管而已，因此設置對內指標和對外指標相同的等級。

A= 11 11

（2）子準則層對準則層。在C1B1中，由于金融監管最直接的作用是金融市場，而金融市場的好壞往往對通貨膨脹率又有較大的相關性。經濟發展速度除了靠金融發展速度外還依靠實體經濟，就業率指標就更是偏向實體經濟了，因此對比矩陣為：

B=

可知B1矩陣最大特征值?姿=4.01，CI=0.00033

（31 ）=（0.455，0.263，0.141，0.141）T。

C2B2，把這十個衡量監管效力的指標分為A，B，C三類（見表1）。

這里把A類權重設置為2，是因為A類指標一旦發生，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對整個金融系統都具有重要作用，寧可多監管，也不愿產生監管真空；相對地B與C都是對金融監管本身作用較大，因此都設置比例為1。其對比矩陣如下：

矩陣最大特征值?姿=10.069，CI=0.008

=（0.077，0.153，0.077，0.720，0.091，0.153，0.077，0.077，

0.153，0.072）T。

（3）方案層對子準則層。在DC11中，金融市場穩定程度C11用股市波動來代表，數據取自11國2003―2009年份的股票指數。

用聚類分析法將各國波動幅度分為5類，然后可知英國股市最穩定，中、印、巴股市最不穩定，指標對比時設置每一類比其后一類高1等級。

同樣在DC12，C13，C14對比矩陣中，先對通貨膨脹率、GDP增長率和失業率做聚類分析，再根據聚類圖，設置各國對比矩陣。其中，由于印度的失業率數據無法查閱，印度失業率沒有納入對比矩陣，得出的對比矩陣是殘缺的。不過此殘缺矩陣又是可約矩陣，因此，在最后計算權重時，對印度失業率賦的權重為0.01。理由有兩個：第一，對本組數據而言不會有太大影響（不到1%）；第二，印度本身失業率很高，所以賦予權重小是合理的。

DC21，C22，…，C210對比矩陣是根據各國金融經營模式和金融監管體制不同，對應的指標等級也不同來設置的。本文各個指標對比矩陣先設定美國為1。各指標下各國指標分值不同，每隔開25分為一個等級。比如信息共享指標，美國是“傘式”功能監管和混業經營，分值為100；假如中國分值為25，那么美國對中國的對比矩陣元素為4；假如中國分值為50，那么美國對中國的對比矩陣元素為3；假如中國分值為75，那么美國對中國的對比矩陣元素為2；假如中國分值為100，那么美國對中國的對比矩陣元素為1，即同等重要。各國不同經營方式、監管模式指標比較見表2。

準則層B對目標層A的權向量=（0.5，0.5）T，一致性指標CI=0。子準則層C對B1，B2的權向量分別為=（0.455，

0.263，0.141，0.141）T，=（0.077，0.153，0.077，0.720，0.091，0.153，

0.077，0.077，0.153，0.072）T，一致性指標分別為CI=0.00033，CI=0.008。

方案層D對子準則層C（共14個因素）的權向量和一致性指標CI（k=1，2，…..14）列入，其中C對A的權向量=W×，而W是以，為列向量的14×2矩陣，=（，0，0，0，0，0，0，0，0，0，0）T，=（0，0，0，0，）T。

經過計算，方案層D對目標層A的組合權向量為=W=（0.093，0.086，0.090，0.079，0.098，0.102，0.084，0.096，0.117，

0.088，0.066）T，，即各國監管效率比較（見表3）。

3、計算結果分析

由表3可知，11國中，作為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中國金融監管效率最高，但是同樣是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巴西監管效率卻是最低的，印度居中；在混業經營和混業監管的國家中，新加坡和瑞士監管效率較高，德國監管效率較低。這說明國家在選取監管方式時一定要和本國的背景相符，要將本國的金融發展程度、監管控制力度等問題納入考慮。

三、結論

從效率比較表可以看出，混業經營的國家實行集中監管并不一定能取得好的監管效率，如法國、德國金融監管效率就偏低；在分業經營體制下，實行分業監管的監管效率不一定就低，這說明每個國家的金融監管選擇要與該國政治經濟體制相符，才能發揮較大的作用。中國在選取數據的11國中金融監管效率相對最高，這說明在目前的政治經濟體制下，統一監管還不需要代替分業監管，但是需要在局部上加強監管。隨著統一經營趨勢的到來和金融工具的逐步創新，我國目前的監管方式會逐步面臨監管模式的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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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薩德對中國的影響范文第4篇

關鍵詞：鈾；鈾價；鈾礦勘查

2006年是世界鈾礦業史上重要的一年，鈾現貨、期貨價（TradeTech和UxC）創歷史最高（2006年12月達到187.2$/kgU）。與2005年同期的鈾現貨（95.108$/kgU）、期貨價（93.938$/kgU）相比，增幅約一倍。2006年也是世界鈾礦山生產史上的一個多災之年，雪茄湖鈾礦受到山洪襲擊，麥克萊恩鈾礦采礦地質條件發生突變，遇到大量低品位礦石，賈比魯卡鈾礦遭意外旋風的侵襲，奧林匹克壩礦山生產設備維修而使鈾生產斷續進行……。哈薩克斯坦鈾生產量穩中有升而躋身2006年度世界鈾生產量三甲，美國礦山鈾生產量、鉆探費用和工作量達1999年來最高，蒙古在西方資金的注入下，硬巖、砂巖鈾礦勘查與開發雙獲實質性進展……。地下常規方法開采的硬巖鈾礦產量依舊是世界鈾產量的“中流砥柱”，來自地浸方法的鈾產量老老占據世界鈾生產量1/4的份額。

1，鈾價

2006年國際（TradeTech和UxC）鈾現貨價年初（2006年1月）為96.2$/kgU，年末（2006年12月）飚升至187.2$/kgU，全年平均達到121.71$/kgU。2006年的鈾現貨價格不但是2000年以來的最高（2001年11月和12月為18.46$/kgU），而且也創造了鈾價史上最高（1978年6月和7月為112.48$/kgU）,見附圖。

1.1鈾價創新高之緣由之一

全球核電的現狀與未來為世人普遍認同與看好。包括穩固核發電為基調之一的美國新能源政策正在得到了貫徹與落實，反恐工作促使各核電廠加大各自的鈾燃料儲備；鈾礦資源殷實的澳大利亞的“三礦”政策（全澳同時生產的鈾礦山限三座：蘭杰、奧林匹克壩、貝弗利）未有松動；地處高緯度的北歐、西歐諸國核發電已成為其民生、經濟穩步發展的基礎，但鈾原料主要取自海外；俄羅斯是世界上同緯度各國中人均用電量最少的國家之一，核發電已成該國重塑世界強國的必然選擇，但其近年來鈾礦勘查、開發緩慢，高濃鈾轉來的核電低濃鈾出售以壓庫存而獲利為俄鈾工業的主要業務；東歐各國油氣供應受到俄羅斯的牽制，一直依賴俄羅斯核原料供應支撐的核電廠也會遭到不測嗎？追求鈾燃料來源多樣化成為他們的時尚；印度、中國的大國經濟崛起需要有強勁的能源作后盾，兩大國分別制定了各自未來核發電計劃；經濟強國日本、韓國本土能源礦產稀缺，兩國經濟對核電的依存度愈來愈高，對海外鈾的依存度也愈來愈大。所有這些事態孕育、促進各國加強在世界各地的鈾的探、采、冶及商業采購活動。

1.2鈾價創新高之緣由之二

2006年是全球世界級鈾礦山生產的一個多災之年，加拿大阿薩巴斯卡盆地中世界級大礦-雪茄湖受到山洪襲擊，礦山生產豎井進水，礦山生產不能正常運行長達6個月之多。世界著名的富、大鈾礦山之一的麥克萊恩湖鈾礦，2006年整個上半年地下掘進中地質情況突然變差，高品位富礦“神秘尖滅”，選礦廠得到大量低品位鈾礦石，經濟效益變差，產量萎縮。2006年-澳大利亞北部的賈比魯卡意外遭到一場旋風的侵襲，導致該礦06年上半年鈾產量大減。世界鈾生產第一大戶-奧林匹克壩“帶傷運行”，不定期的設備維修致使礦山在較長時間里斷續進行，產量下滑，2006年4季度僅生產822tU，較2005年同期下降23%；與2005年下半年比，只生產1615tU，同比下降25%。2006年上半年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鈾產量較2005年同期分別下降了27%和33%，伴隨著世界主要礦山的鈾產量下降，導致鈾價繼續震蕩并向高位上揚。

1.3鈾價創新高之緣由之三

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近年來美元對世界其他貨幣的匯率的變動、鈾市場上出現的“套頭”交易、俄羅斯政府鈾貿易新老體制、機制存在的矛盾與摩擦導致俄-美高濃鈾轉換為核電用低濃鈾的供貨貿易合同的履行出現間斷現象、2013年后俄羅斯的高濃鈾轉換為核電用低濃鈾的政策可能有變等等，也多多少少地對鈾價起著潛在的影響。

鈾價上漲，促使世界各地鈾的勘查、開發活動逐步升溫。2001年時，來自美國新墨西哥州、懷俄明州、尤他州、科羅拉多州欲開發鈾礦的申請項目為2000項上下，而到2005年時就達到18000多項。西方國家的鈾礦勘查、開發公司現在在蒙古國的找鈾、開發鈾的租賃地多達20-30塊。在加拿大阿薩巴斯卡盆地中從事找鈾的公司目前也有30多家（也包括個別中資公司），西方國家滲入前蘇聯衛星國及非洲實施鈾的探、采、冶活動加劇。所有事實表明，一股新的鈾活動正在世界各地涌動。

2，鈾交易量

2006年現貨鈾交易量為12705tU，期貨鈾交易量為77000tU；與2005年的現貨鈾交易量13860tU，期貨鈾交易量92400tU相比，均有小幅下降，但總體還維持在歷史較高水平。

，鈾生產

澳大利亞、加拿大、哈薩克斯坦的鈾產量占全球總產量的90%，是2006年度世界鈾生產量三強。雖然2006年上半年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鈾產量較2005年同期分別下降了27%和33%，但是哈薩克斯坦2006年鈾生產穩中有升，達到歷史新高，為5279tU，較2005年增加25%左右。在上世紀90年代初剛獨立時，其鈾產量僅列世界20位之后，到1999年時還只列世界第16位。在2001年時，哈薩克斯坦年產鈾1925tU。2005年時達到4357tU，2006年則高達5279tU，僅次于澳大利亞、加拿大，躋身世界三強，讓世人刮目相看。按照目前的態勢，到2010年時，該國的鈾產量將達到7161tU，在2015年時預計可能達到15400tU，坐三望二的態勢幾成現實。

哈薩克斯坦境內的鈾礦勘查活動始于1948年，現擁有6個鈾成礦省、50多個鈾礦床。1970年地浸采鈾試驗成功后，找礦工作發生戰略轉移（由硬巖轉向砂巖）。因盛產“層間氧化帶型砂巖鈾礦”而使楚薩雷蘇伊盆地、錫爾達林盆地與加拿大的阿薩巴斯卡盆地同樣成名。哈薩克斯坦的鈾工業為1997年成立的國家原子能公司（Kazatomprom）掌控，麾下有17個地下開發、地浸生產的鈾礦山及鈾礦床。如今該國有4座鈾加工廠在運營，處理加工來自8個地浸砂巖鈾礦床和1個地下常規開采的硬巖鈾礦的地浸液和鈾礦石。現在哈薩克斯坦境內的鈾開發活動計劃比找鈾活動計劃多，與哈薩克斯坦合資、合作開發鈾礦的國家有加拿大、美國、日本、韓國及中國等國家的多家鈾業公司。

此外，由于歷史上的原因，哈薩克斯坦至今未建立起獨立的國家電力網。只有其北部與俄羅斯相連的輸電線及與其南部的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連接的輸電線，為此該國欲建核電廠，完善、健全國家電力網。2006年7月25日哈薩克斯坦與俄羅斯簽署了一份聯合投資營建核電廠的協議。該協議價值10×109$，雙方各出資50%，內含建造一座核發電廠和一座年生產能力可以達5000-5775tU的大型現代化鈾處理加工廠。該鈾工廠設在俄羅斯境內西伯利亞南部的安加爾斯克，它將是世界上第一個國際鈾工廠，包括鈾的處理、加工、轉換及濃縮等全過程。現在，哈薩克斯坦境內大部分地浸鈾礦的生產成本在18.2$/kgU-39.0$/kgU之間。

納米比亞的羅辛鈾礦是唯一位于非洲大陸的世界十大鈾礦之一，該寒武紀時代的侵入體白崗巖型鈾礦是1966年航空放射性測量發現的，1974年起斷續投產，2006年該露采鈾礦的產量達到3080tU。歷經32個年頭，礦山步入枯竭期。原打算2009年停產，后經全面評估后，正式宣布延長生產并到2017年退役，令礦山經營方與納米比亞政府欣慰。此外，在2007年前該國另一個大型表生鈣質殼型鈾礦-蘭格海音利奇（確定、推定儲量19120tU、推測儲量21460tU）鈾礦床會有一家澳大利亞公司投資，用露采方法生產。值得一提的是，該礦床的生產成本僅為在澳大利亞開發本土的霍尼穆恩地浸砂巖鈾礦的87%（前者為33.8$/kgU，后者為39.0$/kgU）。

尼日爾擁有8座萬噸級的砂巖型板狀鈾礦床，大部用露采方法生產，少數用地下常規方法開采。近十余年來鈾產量平穩。2006年鈾礦的產量達到3080tU。估計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該國每年的鈾產量會維持在此水平上，出售鈾是尼日爾國家的重要穩定外匯收入。

俄羅斯是近十年來鈾礦勘查、鈾礦開發表現最不成功的時期。鈾礦勘查未獲進展（沒有發現新的鈾礦床、提不出新的鈾成礦理論和找礦模式、沒有研發出新的找鈾方法及勘查技術）。鈾礦山產量增長緩慢，履行1993年簽署的美國-俄羅斯高濃鈾轉換協議是要事，截止到2006年3月已有269高濃鈾轉換為7868核電用低濃鈾出售到西方。

印度是一個正在形成市場經濟的潛在人口-經濟大國，未來欲新營建核電廠十余座。一方面鈾資源匱乏，另一方面鈾活動依舊施行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國家所施行的計劃經濟管制。盡管該國擁有完整的鈾工業體系，但是鈾礦勘查與開發開發長期不成功。為此政府目前打算進一步放開鈾活動并朝私營化方向發展，到海外（如加拿大）收購、勘查、開發鈾礦等措施都是印度鈾工業正在采取和實施的重大變革。

日本、韓國是兩個能源礦產奇缺的經濟大國，年核發電量分別占全國總發電量的34%、40%，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核電，兩國的經濟大國地位就會遭受致命打擊。兩國國內現無鈾礦業活動，為此他們與多個海外鈾公司談判、簽合同買鈾；與多個國家談判以合資、合作形式勘查鈾礦、開發鈾礦，在哈薩克斯坦、加拿大、、烏茲別克斯坦、納米比亞、尼日爾等國境內的多個鈾勘查、鈾生產項目和計劃中占有一定股份。雖然日、韓在幾年前就建立了其穩固的鈾原料供應保障體系，核電鈾原料儲備僅次于法國，但是2006年的鈾儲備降到歷史最低。

美國2006年前三季度的鈾產量已創其近十年新高（達到1117tU），產量的大部來自用原地浸出開發的砂巖型鈾礦，位于亞利桑那州境內的一些塌陷角礫巖筒鈾礦會在06年后用露采方法開發。鈾礦從業雇員也從03年的三百多人到04年的四百多人，再到05年的六百多人，2006年達到了七百多人。鈾礦從業人員的年薪也由上年度的31250$增至當年度的46154$。美國礦山鈾生產量、鉆探費用和鉆探工作量等多項鈾工業指標達1999年來最高。

4，鈾勘活動

根據目前全球核電發展及其耗鈾形勢，在未來的5-10年里，全球鈾的產需還會是基本平衡態勢。然而，鈾礦勘查、開發的時間通常為10-20年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核電廠5年、10年后的鈾原料將來自何方？已簽的購鈾合同何時得以兌現？現在市場給出的信號給投資者增加信心，世界各地的鈾活動正在慢慢熱起來。

亞洲的鈾勘活動主要集中在蒙古、吉爾吉斯斯坦、伊朗和印、巴等國；非洲的鈾勘活動則主要在馬拉維、坦桑尼亞、贊比亞、尼日爾、馬達加斯加、南非、埃及、博茨瓦納等國；東歐的匈牙利、斯洛維尼亞、捷克和北歐的瑞典、芬蘭等國也有少量鈾勘活動；一向少有地浸砂巖發現實例報道的南美在2006年度里也有發現。鈾勘活動最活躍的地方可能還是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兩國。鈾勘活動的目標類型選擇按各地的實際地質條件為依據，由市場作導向。例如：美國的鈾勘活動主要集中在尋找砂巖型和塌陷角礫巖筒鈾礦；加拿大以勘查與不整合有關的鈾礦為主、澳大利亞集中精力尋找角礫雜巖型和砂巖型鈾礦。個別鈾礦的勘查、開發成本低于地浸砂巖鈾礦的案例給鈾礦地勘工作者以新的啟迪（納米比亞的蘭格海音利奇表生鈣質殼型鈾礦床與澳大利亞的霍尼穆恩地浸砂巖鈾礦比較，見本文2節）。

限于篇幅所限，需要提一提蒙古。蒙古和中國的同屬亞洲四大高原之一的蒙古高原，前者面積156500km2，后者略小，為1183000km2。蒙古立國后不久，前蘇聯就滲入開始零星的找鈾活動，上世紀70年代起就獲進展。隨著近年來前蘇聯勢力的退出，西方國家的多家鈾公司以收購、合資勘查和開發等名義，以較低的價格（與西方國家比）幾乎“全盤接收”了早年前蘇聯-蒙古聯合發現的礦床、礦點、異常點帶。2006年蒙古境內的鈾勘活動集中在烏蘭巴托-二連鐵路沿線兩側，首都烏蘭巴托周邊地區以及蒙古-中國東部邊界的蒙古東方省的喬巴山周圍（中生代的賽德希爾盆地）。前兩者以尋找砂巖型鈾礦為主、后者在已知的古爾凡布拉格和多爾諾特硬巖礦床所在地-賽德希爾盆地里擴大已知礦床的深部礦化和向周邊地區找新礦化。鈾勘工作包括賽德希爾盆地里的航空和地面車載γ測量；賽音山達鎮周邊地區的地面γ測量、土壤鈾金屬量測量，淺孔γ測量等；烏蘭巴托周遍地區的地面氡累積性測量、地面γ測量、淺孔γ測量、土壤鈾金屬量測量、垂直測深、激發極化和磁測等等。西方鈾勘工作在嚴格質量控制和質量管理（室內樣品分析測試、γ總量測井等）、規范、有序地使用物化探方法（航空、地面）等方面有不少值得同在蒙古高原上找鈾的中國同行借鑒。從衡量地質科技進步的“四新”標志（新的地質成礦理論、新的成礦與找礦模式、新的找礦、勘查方法）來看，西方鈾勘人員做到了，他們提出了賽德希爾盆地里的深部鈾礦化（受構造控制的、位于基底花崗巖與火山沉積巖基板上強烈粘土化蝕變帶中的鈾）酷似阿薩巴斯卡盆地中的鈾產出特征的研究認識，可以借鑒、運用與不整合有關鈾礦的地質-找礦模式在蒙古高原上進一步探索，這種帶研究性的實踐有利于東北亞地區探索雪茄湖式的、與不整合有關的礦床的勘查。對此，業內人士會樂觀其成的，對其結果也將拭目以待，對中國滿洲里地區長期未有進展的找礦工作也有啟迪。

5，鈾勘費用

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里，鈾礦地勘活動屬于經濟地質范疇，政府基本不投資，即便有，也只是政策導向性的，具象征意義，鈾勘費用主要來自公司。公司的資金則來源于銀行的借貸、或上市發行股票融資。借貸、或發行股票募集資金需遵守一定“游戲規則”，公司的地勘活動費用財務報告須經獨立的第三方-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后向社會公示，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鈾勘費用也由此獲得；在計劃經濟國家、或正在形成市場經濟的國家里，鈾勘費用為特殊敏感數字、或為公益地質范疇，通常由政府買單；更有極少數國家不惜成本地勘查鈾礦。例如，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里找礦前要租賃土地，獲取鈾礦勘查土地租賃費一項，在西非地區每英畝僅為2美元，在東非地區每英畝也只為4美元，在美國本土則高達每英畝226美元。與美國本土比，20世紀60年代每英畝鈾礦勘查土地租賃費為1.37美元，70年代為4.80美元，現在竟高達226美元。在計劃經濟國家、或正在形成市場經濟的國家里，租賃土地找，就不是大問題，或無須此項支出。雖然世界各地鈾勘費用的具有一定“滯后性”、“不確定性”及“不準確性”，但對世界各國政策制定仍有重要參考價值。有西方國家的業內人士據歷史上的鈾價（西方）與歷史上的地勘費用間的相互關系推得：目前世界每年的鈾礦地勘費約為100×106$上下（03年約為117×106$，05年達到近200×106$），在2010年時每年的鈾礦地勘費會上升到230×106$左右，而到2020年時有可能會達到350×106$。

2006年全球的鈾需求達到65450tU，預計在2020年時會達到84700tU，到2030年時就增加到110880tU。若按地區分析，在2030年時，北美與西歐核電需鈾量會比現在增加35%-40%，東亞、東歐與東南歐的需要量則會是2006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世界經濟發展、人口增加需要能源作支撐，一座鈾礦的勘查、開發通常需要10-20年，未來新建和現在運營中的核電廠的鈾原料將取自何方？何時可以到貨？除了建立國家、核電廠兩級鈾儲備機制與保障供應體系外，從現在起“加強鈾礦勘查，盡快探明一批新的礦產地”是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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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薩德對中國的影響范文第5篇

〔關鍵詞〕東方學 東方主義 東方觀 東方觀念 東方學方法

一、東方/西方；東方學/西方學

中國的學問，按空間范圍，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是“國學”，研究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其核心是漢字所承載的傳統文化，即漢學；第二是“西學”或“西方學”，是研究歐美（西方）的學問；第三是“東方學”，研究除中國以外的東方各國的學問。當然，在國學與東方學之間，也有交叉重疊的部分，例如關于中國與東方各國歷史文化關系的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特別是跨境民族的歷史文化研究，其中有一些已經積淀為一個國際性的學科，如蒙古學、藏學、敦煌學、絲綢之路研究等，在一定語境下也可以劃歸為“東方學”的范疇。

在上述三種學問中，國學（中學）和西學（西方學）是眾所公認的，以至于在許多中國學人的意識中，除了國學，就是西學。這種意識集中反映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文化”、“中西學術”、“中西比較”等等約定俗成的詞組、命題與表述中。相比之下，東方學雖然早就有豐厚的歷史積累，但“東方學”這一概念卻使用不多，缺乏學科自覺，這恐怕也是盛行中國學術文化界為時已久的“中西中心主義”的一種表現。東方學意識的缺席，主要是因為許多學人習慣上以“中國”代“東方”，認為中國的“國學”就代表了東方學，或者覆蓋了一大部分的東方學，在某些人看來，或許剩下的部分就不太重要了。另一方面，“印度學”、“日本學”、“朝鮮―韓國學”等學科，大多數情況下各自為政，還未能有效地整合為更高層次的東方學。

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史上，因為缺乏“東方、西方”的世界觀念，而沒有產生出類似于歐美的東方學這一概念，也沒有東方學的學術自覺，然而中國的東方學卻有著悠久的傳統。漢魏時代的《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歷代文獻對中國周邊國家，包括西域中亞各民族、印度、波斯、日本、朝鮮、東南亞等亞洲國家與民族的歷史文化的記載，六朝至唐代的義凈、玄奘等對印度與西域的游歷與記述，明代以后的《日本考》等著作，都可以視為中國“東方學”的基礎和淵源。清末民初佛學復興時期康有為、章太炎、蘇曼殊、梁啟超對印度的評論與研究，黃遵憲、梁啟超等對日本的介紹和研究，使中國東方研究進入了實地考察與文獻互征的近代學術狀態。進入20世紀后，在歐洲學術文化的影響下，“東方”、“東方文化”這樣的概念在中國學術文化界被大量使用。1920年代中國學術文化界展開了一場關于東西方文化優劣問題的大論戰，也推動了此后的人們對東西方文化分野的重視。1950年代，我國曾翻譯出版前蘇聯學者寫的《東方學》、《古代東方史》等書，雖然書中充斥意識形態論辯色彩和階級決定論，但對中國“東方學”學科意識的推動是有益的。1950～1970年代以東西方冷戰為背景，以“第三世界”理論為基礎的所謂“亞非拉”問題的評論研究，也有很大部分與“東方學”領域相疊合。到20世紀，我國學術界出現了一批有成就的堪稱“東方學家”的學者，如章太炎、梁啟超、周作人、陳寅恪、徐梵澄、豐子愷、吳曉鈴、饒宗頤等。

但是，真正的、嚴格意義上的中國“東方研究”，就大陸地區而言，是在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多年間成熟和發展起來的。并且在國別研究和分支學科兩個方面得以展開。在國別研究方面，埃及學、亞述/巴比倫學，印度學、東南亞學、中東學、中亞學、藏學、蒙古學日本學、朝鮮/韓國學等學科概念都被明確使用，不僅成立了以“××學”為名稱的學會及研究機構、教學機構，而且出版了以“××學”為名稱的學術雜志、書籍等。中國的印度學研究歷史最為悠久，學術底蘊豐厚，日本學則具有較大的關注度，成果也最多，朝鮮/韓國學后來居上，阿拉伯學、伊朗/波斯學及中東學穩步推進，蒙古學、藏學得天獨厚，東南亞學不甘示弱。在這些分支學科領域中，出現了一批新的著譯等身的東方學家，如古代東方史學家林志純，東方藝術專家常任俠，印度學家季羨林、金克木、劉安武、黃寶生，阿拉伯學家納忠、仲躋昆，波斯學家張鴻年，朝鮮學家韋旭升，日本學家周一良、汪向榮、梁容若、葉渭渠、嚴紹、王曉平等等。在分支學科方面，東方哲學、東方文學、東方美學、東方藝術、東方戲劇等，在各分支學科中，學科意識較為自覺。其中，中國“東方文學”的學科意識最為鮮明和自覺，研究成果也較為豐富，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學術史。中國東方研究會從1983年成立，迄今已經有了近三十年的活動歷史。期間，許多大學中文系開設了東方文學課程，以“東方文學”為題名關鍵詞的專著、教材以及相關著作已有上百種，論文數千篇，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的《東方文學研究集刊》也在連續不斷編輯出版中。延邊大學等大學設立了專門的“東方文學”二級學科博士點。這些都表明，東方文學在中國已經形成了較為可觀的東方學分支學科。

但是，盡管我國已經有了豐厚的東方學的傳統積累，但直到現在還沒有與歐美的“東方學”、日本的“東洋學”或“東方學”相對應的“東方學”學科建制與普遍的學科自覺。世界許多文化大國都早已成立了的“東方學會”、“亞洲學會”之類的學術團體，我國至今也還沒有出現。在這種情況下，長期以來，各個分支學科的研究，就相對缺乏東方學的整體感和學科歸屬感。因此，現在的當務之急，是以東方學這一學科概念，將已經有了豐厚積累的東方各國問題的研究，以及東方研究的各個分支學科統合起來，使各分支學科突破既定學科的視閾限制，以便打造得以與世界東方學接軌的更寬闊的學問空間和學科平臺，使中國的“東方學”與“西方學”、“國學”三足鼎立，形成一個完整的、協調的、而不是顧此失彼或厚此薄彼的學科體系。這樣一來，國學、東方學、西方學，就可以成為在世界學術背景下確立的三個“集群學科”的名稱。這三個“集群學科”是在世界學術文化的大背景下，在空間區域上劃分出來的、置于“一級學科”之上的跨學科的學科。在學科劃分上，現在我國在學術體制上只有“一級學科”、“二級學科”、“三級學科”的劃分，當“一級學科”尋求更高的學科依托、探索跨學科的、區域性、整體性研究的時候，往往就需要歸靠在、依托在國學、西學、東方學這樣的集群學科上來。就東方學而言，假若沒有“東方學”的學科觀念以及學術團體、學術體制，那么印度學、日本學、阿拉伯學、東南亞學、朝鮮―韓國學等，就像五指不能握成拳頭，甚至連相互間的交流都缺乏應有的平臺。只有建立東方學，才能適應21世紀中國與東方各國新型的國際關系與文化關系的需要，才能使我國的東方研究與英、法、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東方學并駕齊驅。為此，就需要在教育與教學體制上逐漸改變“英語至上”的做法，充分尊重多語言、多民族、多國家、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重視東方各國語言文化的學科建設與教學，為中國的東方學的繁榮發展創造必要的基礎和條件。

二、“東方學”與“東方觀念”及“東方觀念”

任何一個學科都有自己一整套學科概念和術語，這是構成學科體系的基本要件。東方學也不例外。在中國的東方學學科理論建構中，除了上述的“東方學”這個學科名稱及與此相對應的“西學”、“國學”等學科概念外，還涉及到學科內部的相關概念，主要是“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東方觀”及“東方觀念”等。這些看上去似乎明明白白的概念，卻因為種種原因，而變得似是而非，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在西方，那些關于東方國家的描述和議論以及在此基礎產生的思想觀念，被稱為“東方主義”（Orientalism）；那些研究東方的學者、思想家，以東方國家為題材、對東方加以描寫的作家與藝術家們，則被稱為“東方主義者”（Orientalists）。的確，站在西方“主義文化”的立場上，較多地關注東方、描寫東方、談論東方，就是“東方主義”或“東方主義者”。這顯然是“東方主義”的原本含義，因為站在西方及“西方主義”相對立場上看，東方學家們對東方世界的關注與研究，是對東方世界的弘揚，所以屬于“東方主義”。這個詞早在1920年代，就被日本學界所使用，并且有所討論。例如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在1926年發表的系列評論《饒舌錄》中，將弘揚東方文化的印度的泰戈爾和中國的辜鴻銘，看成是“東方主義”的代表人物。谷崎潤一郎及當時日本人所理解的“東方主義”，應該說是“東方主義”的本義。事實上，在西方學術史及思想史上，“Orientalism”這個詞原本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

然而，近幾十年間，那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的阿拉伯裔的學者評論家們，卻在與“Orientalism”這個詞的本義正相反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如賈米拉的《伊斯蘭與東方主義》，提巴威的《說英語的東方主義者》，希沙姆?賈依特的《歐洲與伊斯蘭教》，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等著作，都在西方人的一些“東方主義”作品里看出了想象東方、歪曲、丑化東方，特別是歪曲、貶低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反東方的、或者“非東方主義”的傾向。但他們在表述這一看法的時候，卻仍然依照西方學者已有的習慣，將這些傾向稱為“東方主義”，直到1997年薩義德的《Orientalism》的出版，一直都是如此。而國內一些學者也照英文直譯為“東方主義”，在著書作文時頻頻使用“東方主義”一詞。于是，在漢語語境中，“東方主義”這個詞，其字面含義與實際含義之間就形成了嚴重的悖謬。

眾所周知，“主義”一詞，是日本人對英文詞綴“ism”的翻譯，“主義”傳到中國后，對中國現代的語言文化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主義”這個詞在漢語中，其詞性已經發生了變化，它既可以像英文的“ism”那樣作為接尾詞，也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名詞來使用，如五四時期提出的著名的主張“多研究點問題，少談點主義”，這里的“主義”就是作為獨立的名詞來使用的。同時，在漢語的語境中，“主義”作為結尾詞，其含義是正面的、肯定的。凡主張一種觀點、推崇一種學說、肯定一種制度，便稱之為“某某主義”。“主義”是一種主張、一種理念。例如“霸權主義”是對霸權的主張，“個人主義”是對個人權力和利益的訴求，“自由主義”是主張自由的，“資本主義”是主張資本利潤與自由市場的。以此邏輯，“東方主義”也應該是主張東方的，是對東方的正面肯定、弘揚與堅持。但是事實上，“東方主義”指的卻是西方人站在自身文化價值觀立場，乃至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立場上、對東方形成的一系列浪漫化的想象和一整套的觀念、看法。在特定條件和特定語境下，這些想象、觀念和看法中，也含有一些本來意義上的“東方主義”――肯定和弘揚東方――的傾向，但總體上卻不是“主張”東方，而是對東方文明與東方社會做出的否定性評價，是把東方“他者化”，把東方作為西方文明優越的一種反襯，從而具有“西方中心論”――可以稱之為“西方主義”的――“反東方主義”的傾向。因此，無論是從漢語中“主義”一詞的約定俗成的詞義，還是從上千年西方人的東方觀、東方觀念來看，用“東方主義”這一概念來指稱西方人的東方觀，都是錯位的、乖戾的，甚至是悖謬的。就薩義德的《Orientalism》一書的中心主題而言，作者所評述的也不是西方的“東方學”研究（Oriental studies）史，而是西方人的東方觀念，是西方人為了與自身對照，在關于東方的有限知識基礎上，站在自身文化立場上形成的、對于東方世界的一種主觀性印象、判斷與成見；實際上，薩義德所描述和著力批判的，是西方關于東方的話語中那些“西方主義”，或者說是“反東方主義”的觀念與傾向，而不是“東方主義”的傾向，準確地說，是西方人的“東方觀”，是西方人關于東方的觀念。這樣說來，綜合薩義德的全書基本內容，把“Orientalism”譯為“東方觀念”或“東方觀”也許更為合適。

筆者在這里要說的，重點不是薩義德那本書的譯名問題，而是因為這里涉及到了“東方學”研究中幾個重要問題――“東方學”到底是什么？“東方學”與“東方研究”是什么關系？“東方學”與“東方主義”、“東方學”與“東方觀”或“東方觀念”是什么關系？既然有了所謂“東方主義”傾向，那么有沒有與之相對的“西方主義”？如果有，那么應該怎樣看待東方學中的“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兩種對立的思維傾向，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對這幾個重要概念進一步加以辨析。

首先，是“東方學”與“東方觀念”（東方觀）兩者之間的關系。

“東方學”與“東方觀”、“東方觀念”之間，具有相當的聯系性，又有很大的區別。區別在于，“東方學”是一個學科概念，“東方觀念”是一種思想概念。“東方學”與“東方觀念”之間的關系，是學術研究、學科與思想形態之間的關系。作為一門科學研究的東方學學科，強調的是對某些具體問題、具體領域的深入研究，注重的研究的實證性、客觀性和科學性。例如，18-19世紀的英國的威廉?瓊斯，法國的商博良、安迪格爾、德?薩西，德國的馬科思?韋伯等人，他們都是嚴格意義上的東方學家，分別對東方語言、東方文學、東方宗教、東方歷史文化等做過專門的、深入系統的開創性研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系統的東方觀或東方觀念。

另一方面，對于一些思想家、評論家、旅行家、宗教家而言，他可能沒有專門的東方學研究實踐，但總是要發表他對人類、世界――包括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評論，在構架其思想理論體系時將東方世界納入視野，并提出了自己關于東方的看法，這就形成了他們的“東方觀”。這樣一來，“東方觀”或“東方觀念”就呈現出了復雜的形態。有時表現為以東方研究為基礎的較為客觀科學的形態。有時則是一種在他人的東方學研究的基礎上，所發表的對東方問題的評論觀點和看法，有時則是與科學的東方學研究無關的關于東方的想象、成見乃至偏見，有時則是這幾種情況的復雜交錯的狀態。

更進一步加以區別的話，“東方觀”與“東方觀念”也有不同，“東方觀”是零碎的、片斷的、個別的，而“東方觀念”則有一定的系統性、普遍性。當“東方觀”積累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流行的或主流的看法之后，便發展到了“東方觀念”。在西方思想史上，愛爾維修、布朗熱、孟德斯鳩的“東方專制主義”論，黑格爾的審美三形態論、“主觀精神、客觀精神、世界精神”論，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美國學者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與治水理論等，都形成了系統的東方觀念。“東方觀念”一旦形成，也會對“東方學”研究產生持續不斷的影響，長期以來西方主流東方學滲透著的根深蒂固的“東方觀念”，表現出來的“西方主義”偏見，就是很好的例證。

因而，在東方學的理論建構中，應該認真清理“東方學”與“東方觀”、“東方觀念”之間的關系。這樣才能對東方學的內涵和外延做出明確的界定。廣義上的東方學史或東方研究史，當然應該分析評述東方學家的“東方觀”或“東方觀念”史，但是，非東方學家的“東方觀”和“東方觀念”只能是背景性、附屬性的。在嚴格的學術層面上，東方學史應該是東方研究的學科史和學術史，它與作為思想史的“東方觀念史”是有區別的。相應地，“東方學”的歷史與“東方觀”的歷史，在寫作上也應屬于兩種不同的學術理路，前者屬于學術史的范疇、后者屬于思想史的范疇。例如，我們要對馬克思及（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于東方的思想觀點加以研究，準確地應該表述為“東方觀”；當我們在構架《東方學概論》之類的概論性著作的時候，應該將西方國家、東方國家（包括中國）的東方學研究成果作為基本材料，對東方學家的學術成果做出全面評述，而不是僅僅評述西方的東方學家。同時，根據研究的需要，也可以把那些非東方學家的東方觀包括進來，但是那應該是次要的。

三、東方學的方法

對學術研究而言，所謂研究方法，不僅是具體可操作的行為規則，也是一種基本思路。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東方學作為一門學科，當然也不例外。但東方學作為一個學科，在研究對象、研究目的上又具有自己的規定性，因而方法論上也應該有自己的某些特殊性。而且在東方學的不同的歷史階段，研究方法也應該有所變化。當“東方學”這門學科在19世紀的英、法等國開始興起的時候，所采用的主要是考古學、民俗學、語言學三種基本方法。地下考古發掘解決的是包括古代遺址、各種文物在內的物質層面上的東方學資料問題；民俗學的方法主要是通過田野作業，深入某種文化的基層，對地上文物、對相關的人與事加以采訪調查和收集資料；語言學的方法要解決的則是文獻的識別、閱讀和翻譯問題，它與比較故事學的研究一道，直接導致了歐洲比較語言學學科及研究方法的誕生。歐洲東方學家們的考古學、民俗學和語言學的方法，為東方學的研究開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礎，也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現代學術也有相當的啟發。王國維提出的地上文物與地下文物相互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就與東方學的研究方法密切相關。

但是，我們今天的東方學研究，與19世紀的東方學，其歷史階段、學術環境和研究宗旨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例如，就古代東方研究而言，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而且考古發掘涉及到國家，不能像19世紀的西方列強的考古學家那樣隨便闖入。中國的東方學家所能做的，就是關注相關國家考古發掘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古代東方語言識讀的基本問題大部分也已經解決，我們要做的是如何將相關文字材料譯成中文。所有這些，都決定了今天中國東方學的研究方法不同于歐洲古典東方學的研究方法。事實上，最近幾十多年來的中國幾位有成就的東方學家，如季羨林、饒宗頤、王曉平等先生的研究，已經為中國東方學的研究方法做了很好的示范，對此加以總結和發揮，就可以解決今天的東方學方法及方法論問題。

我認為，中國的東方學研究，應該采用三種基本方法，第一是翻譯學的方法；第二是比較研究的方法；第三是區域整合和體系建構的方法。

首先是翻譯學的方法。

翻譯學的方法是東方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東方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中國的東方學屬于中國的學術，所有其它國家的文字材料，都必須首先轉化為中文，才有可能在漢語語境及中國學術文化的平臺上進行。對于東方古代文獻而言，翻譯不僅僅是一個語言文字的轉換問題，翻譯本身就是一種研究，這是古典文獻、古典作品翻譯的一個顯著特點。由于古典文獻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濃縮和積淀，蘊含了多側面的豐富知識與思想信息，翻譯古典文獻不僅僅是一個語言轉換的過程，也是翻譯家站在自身的文化的立場上，去理解、探究、闡釋對象文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也就是一個研究的過程。這一點應該為更多的學生、學者所體會、所認識。縱觀中外東方學研究的歷史，有成就的東方學家首先是古典文獻及古典文學的翻譯家，例如，英國及歐洲東方學的奠基者威廉?瓊斯一生的學術活動，都把古代東方作品翻譯成英文作為主要事業。他翻譯了印度的梵語文學經典《沙恭達羅》《牧童歌》《嘉言集》，翻譯了波斯詩人菲爾多西的長篇史詩《列王紀》、涅扎米的長篇敘事詩《蕾麗與馬杰農》和《秘密寶庫》以及哈菲茲的抒情詩，翻譯了古代阿拉伯的《懸詩》，還翻譯了中國《詩經》中的有關詩篇。瓊斯對古代印度、波斯、阿拉伯的評論與研究，都是建立在這些翻譯之上的，這些翻譯為英國的印度學、波斯學、阿拉伯學奠定了基礎。同樣的，在中國，從漢末六朝到唐代的持續不斷的佛經翻譯，也為中國現代的印度學、中亞學奠定了基礎。到了20世紀，季羨林對《羅摩衍那》《沙恭達羅》的翻譯，徐梵澄對《奧義書》和《薄伽梵歌》的翻譯，金克木、黃寶生等對印度古典詩學與文論的翻譯及對《摩訶婆羅多》的翻譯，納訓對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翻譯，張鴻年等波斯學家對《列王紀》等波斯古典詩歌的翻譯，饒宗頤對“近東開辟史詩”的翻譯、周作人對《古事記》及江戶文學的翻譯、錢稻孫、楊烈、李芒、趙樂對《萬葉集》的翻譯，豐子愷、林文月對《源氏物語》等物語文學的翻譯，還有剛問世的《日本古典文論選譯》（兩卷四冊）等，都是中國東方學的成果，都具有很大學術價值。許多東方學家用了大量的心血和時間從事翻譯工作，這不僅為他們個人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也使東方各國的古典文獻作品突破了語言壁壘而進入漢語語境、進入了更大的“東方學”的學術平臺。可以說，沒有翻譯，就沒有“東方學”的形成。東方學者除了自己的專攻之外，要對其它東方國家有所了解，自然就需要借助翻譯。沒有翻譯，只能是各自為政的國別研究，而不會出現真正的東方學。

到現在為止，東方古典文獻及古典作品的漢語翻譯，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最重要的文獻大部分都已經有了中譯本。這是否意味著翻譯及翻譯學的方法在今后的東方學研究中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古典作品的翻譯有一種譯本往往是不夠的，首譯本具有開創性，在翻譯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地位，但恰恰是因為它第一次翻譯，就可能存在種種缺憾，因而出現能夠超越首譯本的譯本，是必要的和值得期待的。另一方面，東方各國沒有漢譯本的古典作品尚有很多，例如，印度現存十八部“往世書”至今仍然沒有漢譯本，各種古代民間故事集也缺乏全譯本。阿拉伯的古典詩學及文學批評據說很發達，但是至今只有區區三四萬字的翻譯。日本出版的各種《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是選本，尚且有上百卷之多，我們僅僅譯出了其中的小部分。其中“渡唐”物語《浜松中納言物語》和《松浦宮物語》，中世“戰記文學”經典《太平記》、松尾芭蕉、與謝蕪村、小林一茶等人的“俳文”、《日本靈異記》和《砂石集》等“佛教說話”，都有極大的文學價值與文獻價值。古代中東、東南亞各國的翻譯情況也是如此。因此，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翻譯、尤其是東方經典作品的翻譯，仍然是東方學的基礎，也是東方學的不可繞過、不可回避的基本途徑和方法。但是，需要強調的是，當我們強調“作為東方學之方法的翻譯”的時候，那么翻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途徑和手段。對于一個學者而言，翻譯是研究的基礎，建立在親手翻譯基礎之上的研究，是最為可靠的，也是最值得人們信賴的。但是假如一個學者只做翻譯而很少做研究，那就令人遺憾了。

第二，是比較研究的方法。

比較研究是所有現代科學和學科都通用的方法，但對東方學來說，特別需要比較的方法。看看中外東方學的歷史，那些東方學大家，無一例外都是比較研究的專家，他們的學術發現更多地依賴于比較。例如，正是運用了比較語言學的方法，英國的威廉?瓊斯發現了印歐各民族語言之間的深刻廣泛的聯系；正是運用了比較文學的方法，瓊斯發現東方各民族詩歌的某些共通性、以及東方詩歌與西方詩歌的聯系與差異性。中國的東方學家也是如此。比較就要有比較的資本。對于中國的東方學而言，比較研究的資本首先是國學。沒有國學的底蘊和修養，沒有對國學的某一領域、某些課題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就不可能展開有效的比較研究，比較方法的運用就無從談起。事實上，一個好的東方學家，幾乎都是一個優秀的國學家。上文提到的季羨林、饒宗頤、王曉平等東方學家，幾乎全部可以稱為國學家。比較方法的運用，使他們打通了國學與東方學之間的界限。

近三十多年來，由于比較方法在東方中的大量運用，研究成果大量出現，實際上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研究方向，可以稱之為“比較東方學”，是東方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學科。“比較東方學”中最突出的是中日比較、中印比較、中韓/中朝比較等。可以預料，“比較東方學”今后還將有更為廣闊的研究前景。

第三，是區域整合、體系構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