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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論文范文第1篇

文化作為人類在生活中建立起來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和其他有意義的象征綜合體，其影響日趨重要，企業在營銷中必須注重文化營銷以適應目標市場的文化差異。因為人們的行為受到文化的強烈影響，從他們的習慣、愛好、處世哲學、與他人交往的風格到他們的產品、消費方式，無不是以文化背景為基礎的，尤其是當營銷活動跨越國界后，頻繁的經濟交流活動帶來的是更深層次的文化交流，各國交往中的文化沖突、個體價值觀念和群體意識形態的變動與抵觸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來，而在全球營銷中因忽視跨文化營銷而導致營銷失敗的態勢，使得文化營銷全球化的影響力就更為突出出來了。

、文化營銷全球化影響的是全球消費者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對于什么是文化，十個人可能有十種不同的回答，從市場調研、談判、定價、促銷、商品的款式、包裝到銷售商的選擇與傭金的確定，文化滲透于所有的營銷活動中。文化的差異使得各國消費者對物質內容的要求各有其特點，有的要求產品實惠、有的講求產品的檔次和品味，有的注重美感。日本人設計的產品普遍小巧、精致、玲瓏，這與日本特有的文化分不開的。企業如何滿足這些“上帝”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采用全球文化營銷是個切實可行的好方法。

文化營銷全球化是企業開拓全球市場的重要途徑。當今全球市場的競爭，更多地體現著“文化競爭”的特點。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往往成為企業開拓市場的障礙，許多在國內市場暢銷的產品因不適應國外市場的文化傳統、文化觀念而失去這一市場。因此，企業要開拓市場就必須令其營銷活動滲入文化，必須賦予產品文化品位、文化意境、文化格調。

文化營銷全球化是企業創造全球長期優勢的必然選擇。一個企業要在全球范圍內長期占領市場，必須使其產品、價格、分銷渠道和促銷長期為目標市場接受。然而，隨著社會信息網絡化、科技現代化、交通便利化程度越來越高，似乎整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各企業之間模仿、借鑒的速度也越來越快。不同企業的產品特征卻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不易為消費者辨別。企業致力于尋求能長期、穩定、排他地占領市場的良方，而文化營銷便具有這一特性，文化優勢是極不易被他人模仿、借鑒的。

二、文化營銷全球化的動力

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首要標志是“以世界為工廠，以各國為車間”的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他們在世界各地從事生產活動，從而大大推動了各國商品在國際間的流動。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年世界投資報告》提供的數據，目前全世界共有跨國公司母公司%萬多家，其境外分支機構已發展到了多萬家，占世界總產值以上，國外分支機構銷售額達萬億美元，大大超過)萬億美元的世界出口額。生產全球化的不斷發展，提高了各國國內市場國際化的程度。全球貨物貿易出口額達億美元，進口額億美元，“地球村經濟”呈現出強大的發展空間，傳統意義上的國內、國外市場界限將消失，市場無國界，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世界統一市場將會全面形成。企業生產與市場全球化，必然要求營銷全球化。為了獲得全球競爭優勢，企業營銷應突破時間和地域的限制，企業應及時了解消費者的需求欲望，而網絡化的出現，使得營銷全球化更為方便、快捷，從而加速營銷全球化過程。這說明，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企業競爭的地域也逐漸由區域擴展到全球范圍，使企業營銷環境也發生了變化。企業只有適應這一變化，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其中，根據各國文化差異進行全球文化營銷，將成為企業全球化競爭的重要手段。入世的推動。入世，意味著中國將融入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入世后，中國能與占世界經貿(以上的世貿組織成員國在多邊基礎上、在市場經濟的原則下進行國際貿易，這必然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擴大。入世使得商業日益繁榮與發達，人們更加富裕，有了更多的能力與機會去創造文化活動，人們追求的生活方式更加不同，同樣也造就了不同文化的自我復興。企業認識到商品意識和文化營銷的重要性，從而注意吸收和借鑒國外的營銷文化。同時，中國傳統的文化將走向世界，成為世界文化的組成部分，因此，企業營銷中的文化蘊量將隨著入世的到來而顯得越來越厚重。

三、中國文化營銷全球化的障礙

經濟全球化使我國企業面臨著不容忽視、且亟待解決的文化多元化問題，根據文化差異而成功地進行市場細分成為企業制勝的訣竅，只有那些審時度勢、把文化差異轉變為資產的企業才能夠為文化不同的各國市場服務。而現階段，中國的文化營銷在全球化進程中，仍存在著巨大的障礙。

跨國經營觀念落后的障礙。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市場經濟歷程實在是太短了。幾十年來，中國搞的計劃經濟形成的是賣方市場格局，那時，企業不要說文化營銷，就連市場營銷都不必談。改革開放后，由計劃經濟逐漸過渡到市場經濟，市場也逐漸過渡到買方市場，受到了巨大沖擊的企業傳統的經營觀念也發生了轉變，但這種轉變，還無法與經濟全球化相適應，我國企業仍熱衷于提不起人們的購買興趣、刺激不了人們的購買欲望，只會造成顧客竟相觀望和忠誠度下降的“價格大戰”，這是中國文化營銷全球化的障礙。’、中外營銷環境中的文化差異障礙。要真切地了解營銷環境中的文化差異，那就需要知道文化構成的各個方面，主要有物質文化、語言文字、審美觀、、風俗習慣、價值觀念，根據文化對營銷的意義，本文僅從文化傳統、消費者的文化觀念以及社會的文化潮流三個方面探討各國的文化差異。文化傳統是歷史傳統和文化傳統的積淀。各國的民族精神、傳統觀念必然體現在商品消費中；文化觀念是一種社會心理，從消費者的購買習慣、審美觀念、價值觀念一直到消費者的思維方式、需求心態和滿意程度都屬于這一范疇。因此，產品必須有“情”，必須與消費者“情投意合”；文化潮流表現為一定時期的消費潮流，或者說，一種新的社會時尚往往決定了當時的文化潮流，每個國家的文化都不是靜止、古板的，它在緩慢地變化著，任何一種現有文化都是對以往文化的變革，因此，一旦形成一股文化潮流，那么，它對市場的影響將是迅速且長久的。以下列表對我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文化傳統與文化觀念進行對比，以進一步說明各國的文化差異。中外營銷環境中巨大的文化差異，是中國文化營銷全球化難以逾越的屏障。

產品生命周期中的文化差異障礙。產品在不同的國家所處的生命周期也有所不同，而在產品生命周期各階段，文化差異的影響力是不同的。在投入期，由于競爭壓力相對較小，產品的特色和它在市場的壟斷地位使得企業經營持“惟我獨尊”的理念，把跨文化差異的費用轉嫁給國外消費者，忽視市場的文化差異，以一種文化涉入另一種文化。在成長期和成熟期，競爭的壓力使企業不能忽視文化差異，也不能把彌補買方和賣方之間跨文化差異的費用轉嫁給國外顧客，為了成功，企業必須考慮文化差異，為不同市場設計、生產、營銷不同的產品。北京前門肯德基“變臉”為青磚大瓦房即說明了這一現象。肯德基剛進入北京市場時，其店面與全世界各地肯德基的標識一樣，并憑其獨特的服務、環境、標識，令中國消費者體驗美國文化，忽視中美的文化差異。但隨著中國快餐業競爭壓力的加大，他就不能再忽視文化差異了，通過適應中國文化的要求，適當改變店面，以加深消費者的印象，使企業獲得競爭優勢。在衰退期，消費者對原文化的重視減弱而去追求新的文化要素，因此，在這一階段，企業要在全球市場中生存下來的唯一法寶就是順應文化的變化潮流，解決文化多元化問題。這一系列問題，都將成為文化營銷全球化的障礙。

四、跨越文化營銷全球化障礙的思考

文化傳統、文化觀念及文化潮流等文化差異左右著消費者的購買和消費行為，營銷活動時，如何在了解、把握目標市場的文化差異中實行文化營銷策略，是企業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立足全球市場的關鍵所在。

注重文化適應與互動。跨越文化界定的消費趨勢必定存在，日本的家用電器、汽車和照相機；美國人的電影、音樂、快餐和飲料；歐洲人的住房、服裝、文娛用品和休閑情調，成了全球相當多消費者共同追逐的目標。然而，文化的相互兼容是有限度的，全球的文化差異無法被抹去，在市場營銷中，要充分了解全球市場的文化環境并適應它，避免與當地的文化發生沖突，它要求企業在進行文化營銷時不是被動地適應當地文化特點，而是在吸收當地文化的同時，針對市場還沒有或還未定型的某種消費模式，利用公司的優勢在市場上建立新的文化模式，從而進入并占領該市場。在法國巴黎巴士底獄廣場附近有一條名聞遐邇的家具街，多年來，國內家具廠試圖把中式傳統家具打入歐洲市場，可惜一直收效甚微，且關鍵就在于未能重視東方風格的傳統家具在進入西方市場前所應進行的適應性的改變。傳統的中式家具展現出的是東方古文明的美，但雕人畫物太多太繁，色彩大鮮艷，與法國人所喜歡的風格粗獷，構圖簡潔、色彩古樸沉著的家具不適應。

國際形勢論文范文第2篇

內容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競爭尤其是金融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與歐美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相比,我國商業銀行競爭力有待提高。本文著重分析我國商業銀行競爭力存在差距的原因，在此基礎之上，提出改革和完善金融業創新機制，提升我國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對策。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金融領域國際競爭商業銀行競爭力

商業銀行競爭力是商業銀行綜合能力的體現，是商業銀行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相對于競爭對手所表現出的生存能力和持續發展能力的總和。當前我國商業銀行在我國市場占據優勢地位，而這種優勢地位的產生大多是由我國的政策保護而取得的。但隨著我國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我國政策的進一步松綁，國外銀行的進入會對我國商業銀行的競爭市場優勢產生沖擊。我國商業銀行在這場競爭中勢必暴露出一些潛在的問題，而如何保持住商業銀行的持續競爭優勢是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發展中面臨的重大課題。

一、制約我國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因素分析

（一）治理結構因素

1.組織結構不合理。現存的銀行機構還沿襲計劃經濟時代的行政管理模式，部門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各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對經營風險和責任謹小慎微，而對謀取局部的自身利益則違規操作，暴露出從內部而來的機制風險。對基層行貸款權的上收，嚴重扼殺了基層行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這種貸款項目的層層上報和逐級審批，延誤了基層行良好的投資時機，而上級機構為平衡社會關系指令發放的貸款，下級只能聽命，如此導致放款項目的評估、決策和運作出現偏差，背負巨額壞賬或虧損。

2.制度不合理。在國有獨資的產權模式下，國有銀行形成了一級法人總行對分行、分行對支行多層次的委托關系。從委托人的角度看，國家的宏觀經濟目標與銀行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不一致，使得國有銀行具有內在的政企不分的制度特征。從人的角度看，銀行經營管理人員事實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權，他們的利益在公司戰略決策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種控制往往是通過經理人員與職工的共謀而實現的。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由于制度環境的不成熟，銀行內部人控制問題尤為突出。

（二）整體經營素質因素

1.資本充足率低造成流動性風險較大。資本充足率（資本與加權風險資產之比）是資產安全性的衡量指標，按《巴塞爾協議》的規定，從事國際業務的銀行，必須達到8%（其中核心資本不少于4%），以保障商業銀行在經營過程中抵御風險的能力。我國四大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遠遠低于國際大銀行的平均值。資本充足率不足的直接后果，是抗風險能力不強、盈利水平低、競爭力差。我國商業銀行的自有資金少，在主要依靠債務杠桿運作的過程中，銀行的債務過高，即存款占總資產的比重過高，必須留有較高比例的備付金以應付正常的提款需要。而政府長期對國有商業銀行的干預，導致呆壞賬嚴重，金融資產質量低下，運營成本居高不下，盈利能力低。

2.我國商業銀行經營規模與業務范圍狹窄。資產和資本總額、分支機構數量、跨國經營狀況、是否開展證券、投資、保險等業務都是衡量商業銀行規模的主要指標。銀行是一個規模效益顯著的產業，但在經營規模上我國商業銀行明顯處于劣勢。我國商業銀行業務范圍狹窄，品種單一。設備也比較落后，不僅電子化和網絡化的服務設施層次低，而且服務軟件和專業人才的水平也亟待提高。

3.金融人才缺乏。國際金融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隨著我國銀行業國際化的發展，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既精通外語、計算機以及國際金融專業知識，又熟悉東道國區位優勢、人文狀況的復合型人才，同時也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人才競爭機制。由于普遍缺乏開展國際業務的人才和經驗，致使我國商業銀行經營國際化能力方面的競爭力明顯不足。

（三）外部經營環境因素

1.資金價格管制的限制。到目前為止，我國對利率、匯率管制依然存在，長期的資金價格管制，使得中國的商業銀行形成了利率、匯率波動無風險的思維定勢，銀行缺乏資金價格變動的風險意識，自然就不會主動規避金融風險，創新具有保值功能的金融產品。當銀行不能很好地預測、防范風險，勢必會降低自身的競爭力。

2.中央銀行監管的乏力。中央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監管效果不太理想。目前對商業銀行的比例監控與監測僅局限于幾張報表，只是作了一下幾種比例關系的統計分析，不僅填報的數據真實性差，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計算機匯總分析，缺乏硬性的考核辦法和強硬的監管機制，無法迫使商業銀行自覺調整各種比率。同時，商業銀行內部缺乏必要的專門管理機構和人員，對比例監管只是應付，缺乏有效的自我約束機制，這些都使中央銀行的比例監控、監測流于形式。

3.國有企業改革的影響。國有企業改革舉步維艱，商業銀行深受其累。由于商業銀行受命于政府，將貸款發放給國有企業，而不是最安全的客戶，在企業虧損倒閉，國有企業轉型過程中這些貸款便成為銀行的呆帳或壞帳，無處可尋。

二、提升我國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對策建議

（一）實現治理結構創新

1.組織結構創新。通過兼并重組與整合，逐步成為金融控股公司，達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務。花旗集團和匯豐控股公司發展的道路，為我國銀行組織結構的調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種比較成熟和完善的企業組織形式，作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組建控股集團，是組織結構創新的有效選擇。

2.制度創新。應該進行規范的公司化改造，一是規范董事會的權利，推廣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制度；二是合理安排股權結構，促進股權結構合理化、多元化；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通過建立明確的業績考核與評價體系、建立董事會決策責任制度來實現。

（二）提高整體經營素質

1.加強經營管理，提高資本充足率，化解不良資產。通過減少信用放款，增加擔保、抵押放款，壓低銀行風險資產占全部資產的比重；建立風險準備金制度，以應付未來可能出現的損失；以分拆、合并重組的上市融資方式募集資本金或準許其發行長期次級金融債券補充附屬資本；盡快處置銀行的不良資產，利用呆賬準備金制度；適量注入財政資金；成立專門的不良資產清理機構等來化解銀行的不良資產。

2.開拓業務領域，創新金融產品，實現電子化技術。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應積極開展網上業務，開展個人理財業務，開辟中間業務新領域，拓展國際銀行業務，加快國際化進程。適時把握混業經營商機，推動業務持續發展，進行服務品種創新，拓展會計事務、融通保管等業務范圍。此外，還應開展資信調查、財產評估等高附加值的知識型業務，發展保函、貸款承諾和備用信用證等信用服務方面的業務。總之，我國商業銀行必須轉變觀念，學習歐美等國家金融領域的先進經驗，加強管理，提高經營效益。

3.選拔高級人才，引進培育高素質專業人才，充實人力資本。應根據人才結構現狀、內部結構、發展需求以及人才使用的成本采用不同方式、不同渠道進行選拔、引進和培育高素質的專業人才的同時，還要完善對優秀人才的激勵與管理機制。

（三）創造外部良好競爭環境

1.推進利率改革，降低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利率市場化，銀行把利息和客戶風險掛鉤，銀行不必惜貸，當認為某企業預期風險較高時，可上調利率，使風險通過利率溢價獲得化解。

2.轉換監管主體職能，加強宏觀調控，促進合理競爭。中央銀行應加強對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監管，督促商業銀行改進和完善經營管理體制和組織體制，同時建立和完善監管法律法規體系，制定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指南。更好地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完善金融市場的競爭機制，促進合理競爭。

3.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提高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國有經濟改組，優化國有經濟結構，活化國有資產存量，以有效化解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風險。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實施科學管理，切實提高服務質量，構建我國商業銀行的特色文化，有效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國際形勢論文范文第3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現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的迅速膨脹。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為582.42億元。而在1998～2001年期間，各年的財政赤字則分別達到922.23億元、1743.59億元、2491.27億元和2598億元，年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更達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國際警戒線。（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

由于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收益率導致短期內難以獲得投資收益，這就往往導致借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使國債規模越來越大。2000年底，我國內債余額已達13000億元人民幣，外債余額達1500億美元，內外債共計25000億元人民幣。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進一步增加。（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數字尚不包括大量隱性債務，而這種隱性債務確實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拖欠的公務員工資和養老保險欠款，以及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等等。（2）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財政通過各種不規范的方法舉借的債務（估計有1000億元人民幣）。（3）國有銀行剝離出的1.4萬億元不良債權，經處理后，樂觀估計能收回4000萬億元，損失的1萬億元將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因此，我國的實際債務余額比公布的顯性債務余額大得多。2002年3月，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答與會者的提問時表示，當年我國的債務余額為8000多億元，只占GDP的18％。顯然，這里指的只是顯性債務，如果加上隱性債務，比例將高得多。據樓繼偉透露，到2002年，我國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內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世界銀行曾估計是50％～70％，比較樂觀的估計是40％～50％，而比較悲觀的估計則達70％～100％。國外的經驗數據表明，積累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一般不應超過60％，我國的債務余額顯然已突破了國際警戒線。

更為嚴重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財政支出的擴大，特別是國債的增加。200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年GDP的比例為36.81％，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63％。到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增長到38.43％，而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則高達65％。這表明，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特別是國債投資推動的。中經網2002年8月2日刊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總需求即名義GDP的增長率為6.3％，其中實際增長7.7％，價格下降1.3％。而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因債務利息支出記賬方式的改變，這里的財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長率略有高估）。很顯然，以每年近20％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60％多的財政赤字增長率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肯定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

還應指出的是，隨著國債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構積聚的風險更是不斷增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比重達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量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投資人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壓縮商業銀行的贏利空間，對其經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債品種、期限趨同的情況下，一旦風險突現，變現遭遇困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幾點啟示

1.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國家作為投資主體地位的加強，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下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的復歸。因為，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預算軟約束在新時期的一種表現，它仍源于政府與國有部門的特殊的產權關系，是新時期國家以財政資金推動國有經濟繼續發展的一種形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直接來源于財政撥款，這是預算軟約束的典型表現。在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后，國有企業的資金來自國有銀行的貸款。當國有企業無力還貸時，其損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因此，預算約束依然是軟的。而當企業競相爭奪銀行貸款造成信用膨脹并引起經濟過熱（如我國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情況）時，國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銀行貸款在內的強制性的緊縮措施。然而，國有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積累機制獲得發展。為了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率，以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啟用赤字財政政策成了難以避免的選擇。國債投資無論用于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改革成本的支付，還是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都是國家財政對國有經濟的輸血。但是，赤字財政政策不可能無限制使用，當它難以為繼時，經濟震蕩就會到來，大起大落的所謂“計劃周期”也有可能重現。這是必須高度警惕和極力避免的。

國際形勢論文范文第4篇

一、建立“過程考核”教學考核模式

隨著高職生源的變化，學生的學習綜合素質和學習主動性有所下降，傳統的理論考試或理論+實踐的考試評價方式只能評價學生的學習結果，如果復習不到位，還往往造成大面積的不及格局面。高職教育以知識夠用，掌握職業技能為導向，所以，評價方式應以學生是否掌握專業技能為主，兼顧學習過程及學習態度。過程考核是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學習效果進行測試的考核方式，這種考核方式突出學生在學習過程的自我評價和自我改進，能夠使學生獲得親身參與實踐操作的體驗，并在實踐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鍛煉團隊協作的能力。《包裝造型設計》課程是一門理實一體的課程，為了更好地評價學生掌握包裝容器造型設計的能力，過程考核的評價方式是該課程在考核方式上進行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過程課程教學上要求學生自主或團隊完成15個工作任務，前面12個工作任務是每個5分，共60分，學生完成每個工作任務中相應包裝容器的設計與制作，設計圖為3分，成品實物為2分，學生完成任務后老師當場對作品進行評價和給分。后3個綜合工作任務為每個10分，共30分，綜合工作任務的實施以學生小組的形式完成，每組中組長分配每個組員不同的小任務，之后選取一個學生對本組的完成的工作任務在班級中進行陳述，其他組學生進行分析評價。最后還有10分為學生平時分享和團隊協作能力的表現。同時，老師在整個教學過程變得很輕松，只要講解適當的理論知識，之后整個課堂就以學生為主，老師只需要對學生的學習情況的進行全面掌控，充當評價的角色，待15個工作任務全部完成，該課程的教學也結束了，學生的成績也出來了。整套過程考核設計中體現了更加公平，以及注重能力的培養，讓學生養成“過程即結果”的正確觀點，有助于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也有助于學生今后的職業發展。

二、結合專業競賽

以賽促學為了更好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使學生掌握專業技能，開展技能競賽是一種較好的方式。學生通過對《包裝造型設計》的學習已經基本掌握了常規包裝容器的設計和算法，在這樣的基礎再進行包裝類設計大賽不但是對學生已有知識的考察，同時也是讓學生發揮創新能力的一個機會。因此，在教學的后三分之一的時間，舉辦院級的包裝結構設計大賽，比賽時間為五周，學生根據大賽主題設計作品，作品交給評審組后統一評審，得出各個獎項。為了能廣泛地調動學生積極參加比賽，各獎項不但設有獎金，還將比賽結果與《包裝造型設計》課程成績相結合。在參加的艾司科全國包裝結構設計大賽中先后有2人獲優勝獎，12人獲優秀獎，參加全國輕工類包裝設計大賽獲一等獎三名，二等獎2名，三等獎5名，參加江淮杯工業設計大賽獲優秀獎2名。通過競賽的激勵，可以鍛煉學生的專業技能，讓學生獲得榮譽，有利于學生更好地就業，而且將比賽與課程教學緊密結合，大大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基于工作任務的教學內容，以完成具體工作任務為目的的教學設計，“過程即結果”的考核方式及以賽促學的激勵措施使得《包裝造型設計》課程教學模式在包裝技術與設計專業中已形成了鮮明的特色。同時課程組老師們編寫了《包裝設計》實訓指導書，該指導書在總結教學經驗的基礎上編寫，突出職業技能的訓練，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和創新性，充分滿足教學的需求。通過改革，該課程的教學效果得到顯著提高，教學效果連續3年達到優秀。

作者：鄭美琴涂亮單位：安徽新聞出版職業技術學院

國際形勢論文范文第5篇

（一）失業定義中的“工作時間”定額太低

在我國的調查失業定義中，把在調查標準時間前一周內從事有收入的勞動時間不足1小時者均視為失業人口。而國外的情況是：美國規定為在調查周內工作不滿15小時，法國規定不滿20小時者即為失業，他們的工作時間均超過正常工作時間的1/3甚至達到一半。這樣一來，我國的工作時間標準就顯得偏低，而且現實生活也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一周工作一小時，按照我國目前的工資水平，一個普通人顯然不能維持其正常的生活。

（二）統計范圍狹窄

我國目前對外公布的只有城鎮登記失業統計，它以戶藉為依據、是二元戶籍管理制度的產物，是戶口與就業等各種社會待遇掛鉤的結果，其統計的范圍與國際通行的失業統計相比要小很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不包括城鎮非常住人口。我國的失業統計按常住人口登記的原則進行勞動力抽樣調查，而事實上，我國人口流動數量巨大，每年光是從農村流向城市的農民工就有數千萬，如果不對這部分人口進行失業統計，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政府不能知道流動人口的失業率，對其無法控制；而流動人口本身不能知道自己在本地區是否存在很高的失業率，不能對自己的工作流向有很好的了解，造成了盲流現象和社會的不安定。

第二，沒有把鄉村人口納入失業率的統計。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鄉村人口占人口總數的60%以上，。

而在我國的從業人員中，鄉村人口則占了70%以上的比重。

占人口總數及從業人員數如此大比重的鄉村人口的失業情況在我國卻一直沒有得到反映，可以說是失業統計的重大缺陷。而我國鄉村確實存在著一定數量的失業，只不過我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隱蔽性強，因此長期以來沒有被重視，本

但這絕對不意味著我國的失業統計就能忽視這一點。此外，我國擁有1.3億左右的鄉鎮企業從業人員（注：1996～2000年，我國鄉鎮企業從業人數分別為：13508、13050、12537、12704、12820萬人。參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1》第107頁，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而且數量每年有所變動，這說明，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分子，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也面臨著市場的考驗和失業問題。我國的失業統計應該注意這些問題。

第三，抽樣比率太低。我國在城鎮勞動力住戶抽樣調查中，只抽取了2.5萬人。以2000年城鎮人口45594萬人（已經剔除了不以戶記的軍人數250萬）計算（注：參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1》第94、101頁，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抽樣比大約為1/18238，而美國的則為1/1600。可見這個比率太低了。

第四，失業統計的年齡界限僵化。

我國的調查失業統計的年齡界限與國際一致，但是登記失業年齡界限卻很不合理，僅限定為男16～50歲，女16～45歲，上限連退休年齡都不到（我國法定退休年齡是男60歲，女55歲），這一方面使得很多在勞動年齡內（一般是16～65歲）的人都沒有包含進去，另一方面，很多超過退休年齡的人仍然具有勞動能力并且有工作要求，他們完全符合失業的定義，但是卻沒有被包含到失業人口中去。這必然使得城鎮登記失業人數與失業率和實際值偏離較大。

（三）指標設計不完整

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沒有反映“就業不足”和“隱性失業”現象。就業不足的統計定義是指非個人原因，在調查周內工作時間不到標準時間的一半（即20小時），并愿意從事更多工作的人員。按此標準，我國就業不足人員是大量存在的，如單位的富余人員。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等等。就業不足從工作時間上講是處于就業狀態（超過正常工作時間的1/3），但是這種就業并不讓人滿意，人們仍然有尋找更多工作的意愿，因此失業統計中應該另設指標對此進行反應。

隱性失業的通俗解釋是：形式上就業，實際上沒有就業。經濟學解釋就是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者負數的就業。這種情況在我國城鄉非常普遍。當然，隱性失業人口中的絕大部分是就業不足人員，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相同，只是隱性失業更為嚴重和隱蔽，因為他的勞動時間也許達到了就業的定義，但是他創造的邊際利潤卻等于零或者為負。對這部分人的測定和統計，顯然更為困難，但是完全不反映這個現象絕對是失業統計的不足之處。

第二，在失業指標設計上，缺乏深度和廣度。我國的失業統計僅有失業人數和失業率指標，然后是根據年齡、性別和失業原因等對失業進行的簡單分析的表格，缺乏大量的具有深度和廣度的其他數據，如按產業、地區、失業時間長短等劃分的失業數據。本論文由

理提供我國正在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查，由此帶來的就業和失業情況究竟如何，對政府制定政策有很大影響；我國地區間發展速度不同，失業水平也是不同的，但是缺少具體數據的支持，這也不利于當地政府進行調控和人們理性選擇就業地區；分析失業時間的長短也能判斷我國的經濟周期等情況，反映了失業和就業的連貫性。但是失業統計體系卻缺少這些數據，這使得它的使用價值大大降低了。

（四）操作性問題

第一，時效性不強。我國失業人口統計資料（主要是城鎮登記失業情況）是以年末最后一天的失業人員計算的，不能反映全年的失業情況，部分失去了政策依據的價值。試想，在年末一個失業一年的勞動者和一個失業一周的勞動者怎能同日而語？然而他們被等同的計入了失業人數。

目前主要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失業率調查的頻率是：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是每月調查五次，英國、法國、德國是每年調查一次（這三個國家的月度失業數據為登記數）。我國顯然還存在差距。

第二，登記失業并不完善、嚴密。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僅限于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正式登記的失業人員，沒有正式登記的就不算在失業之列。本論文由

整理提供這樣的標準有兩個缺陷：一是失業、下崗人員如果沒有及時進行登記，在統計時就難免被遺漏；二是導致了以“登記與否”為依據，而不是根據“勞動事實”來登記失業。例如：部分進行登記的人員可能仍在從事有報酬的工作，且工作時間超過規定的時間（比如一小時），如零工、攤販（事實上的就業者）等卻被統計在失業者之中；有的登記失業人員在找到工作以后不去勞動部門消除登記。這些情況都影響了統計數字的準確性。

二、我國失業統計的改革

（一）失業口徑的界定

第一，提高“工作時間”的定額。用“一小時”的工作時間來確定就業和失業界限，這個定額太低了，因此，建議按照正常工作時間的1/3來定額，我國實行的是8小時5天工作制，因此可以把在調查周內工作13或者14小時以內作為失業的標準之一。

第二，放寬年齡上限。我國的失業統計年齡上限應該和國際一樣，即65歲及以上者。隨著我國城鄉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壽命普遍延長，很多到了退休年齡的人有繼續工作的愿望，同時也具備這個能力。因此，對于其他符合失業定義的人應該統計在內。

（二）具體操作方法

第一，在城鎮和農村實行兩套失業統計制度，同時兼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需要，并注意官方與民間結合。在城鎮全面實行失業抽樣統計制度，而在農村的鄉鎮企業中實行失業抽樣統計制度，對完全依附在土地上的農業失業人口則采取推測的方法。具體做法如下：

對城鎮采取住戶抽樣制，加大抽樣比率。我國的城鎮人口數量大，同時經濟條件有限，因此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實行1/1600的抽樣比率。本論文由

理提供但是，1/18238的比率也顯得太低，因此，可以考慮實行1/5000的抽樣比率，同時要注意樣本的代表性，而且要兼顧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對資料的要求，比較合適的方法是各地區在完成國家調查任務的同時，在國家樣本的基礎上適當的增加樣本以達到在本地區也有代表性，這樣能以最少的經濟投入取得最滿意的統計結果。

在農村，對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勞動者的失業情況進行抽樣調查，以此推算其中的失業人數和失業率，這時也要考慮樣本的代表性；而對依附在土地上的農業失業人口，由于其隱蔽性較強，因此可以考慮按照推算隱性失業的辦法來進行推算或者估計。具體方法見本小節第3點。

另外，雖然我國的失業統計數據是由官方，但這并不排斥官方與民間各種機構的合作。譬如，對失業統計理論的研究、對失業調查項目的展開等等，都可以由政府采取招標的形式進行，這樣能保證專業人士的參與，而且具有一定的效率和效果。

第二，以常住失業人口統計為主，同時監測流動人口失業情況。在我國戶籍改革并沒有實現“城鄉實行統一的戶籍制度”的目標前，失業統計最好以常住人口抽樣調查為主，同時監測流動人口的失業情況，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使失業統計更完整，同時能從宏觀上指導和調控流動人口的就業，避免出現不必要的盲流現象和社會問題。區分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的標準是在調查小區居住時間半年以上（或者居住不滿半年，但是離開戶口所在地半年以上）。本論文由無憂

供而我國進行常住人口登記的調查小區范圍是：設區的市所轄的區、不設區的市所轄的街道以及不設區的市所轄鎮的居民委員會和縣轄鎮的居民委員會管轄范圍內的地區。以時間期限和地理范圍為標準，可以抽取那些管理得比較完善的地區進行流動人口的失業統計，以此來推算全部流動人口的失業情況。在計算出常住人口失業率和流動人口失業率后，通過觀察二者的高低（具體數字的高低各地區會有所不同），能對本地區的就業進行一定的指導。

隨著我國戶籍改革的到位和常住人口、流動人口的信息聯網（注：公安部治安管理部門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底，經過兩年多的建設和實施，全國約有250個城市建成“百城聯網工程”，約有6.5億常住人口信息實現了網上查詢。），我國的失業統計抽樣調查體系將會更準確和完整。到那時，如果能實現不重復登記，那么各個城鎮地區的失業率的加權平均數就是全國范圍內的失業率，其權數為該地區的全部失業調查人口占全國失業調查人口的比重。

第三，對“隱性失業”做出補充統計。我國城鎮和農村都存在“隱性失業”，但是他們的表現方式是不同的，城鎮主要是低效勞動，農村則是邊際產出為零或者負數的勞動，因此，對他們的推算或者估計方法有所不同。

在估算城鎮隱性失業人口時，目前用的比較多的是采用實際有效工時推算。例如，2000年城鎮從業人員為21274萬人，如果有效工時是制度工時的80%～85%，那么隱性失業人數大約為對3191.1～4254.8萬人。而有效工時占制度工時的比重，需要通過模型或者函數測算出來。

對于農村的隱性失業人口估算，主要有三種方法：一是國際對比法，即在農業產值比重相當的國家或者歷史時期下，找出一般農業勞動力比重標準，然后將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與此標準對照，多出來的部分就是農業隱性失業。二是抽樣調查估算法，即通過對部分農村地區進行抽樣調查得到的樣本特征來推斷整個農村的隱性失業率。本論文由無憂論

提供作為這項調查的單位由國家統計局、國家計委、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權威部門。國家統計局曾用這一方法測算出1994年我國的農村隱性失業人數為1.1億，隱性失業率為25%。三是各種模型推算法。筆者傾向于使用抽樣調查估算法，因為這可以作為以后農村失業抽樣調查的理論基礎，為下一步的失業統計改革打好基礎。

第四，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失業統計應該有所不同。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完善發達地區的失業統計系統，譬如在調查頻率、調查范圍上首先與國際接軌；對于不同的行業，可以規定不同的就業和失業標準，可以采取不同的統計方法，而且在對失業結構作進一步分析時，可以有針對性地設計一些指標，從而對該行業失業問題的解決起到一種宏觀指導的作用。

第五，加大調查頻率。我國對外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以年計的，這對現實的就業情況沒有很大的實際用途。另外，我國的流動人口失業情況調查的對象是在調查區居住半年以下的流動人口，更是要求時間上的及時性。但是我國疆土大、人口多，不可能實現一個月對外報告一次的頻率。因此建議每季度報告一次，這樣能對現實的就業進行比較好的

指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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