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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插畫;中國風;元素;表達;理念;中西;思想的自由性
倪傳婧,出生在廣東,在香港長大,高中畢業后就讀于美國羅德島設計學院插畫系。在香港家庭長大的她選擇了藝術這條前景迷茫的道路,不是所有的人都會理解她,她甚至可能在懷疑的眼光中走下去。畢竟香港是金融和法律人才遍布的地方,而且畫畫又不是什么金飯碗,選擇藝術需要足夠的勇氣。任何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就像安塞爾姆.基弗表示的那樣,你可以懷揣不同的至上目標、不同的理想和崇拜對象來生活,真正的困難僅在于選擇。你自己的選擇有可能對你的終生產生影響,甚至是蝴蝶效應。倪傳婧,只身闖紐約,25歲就登上了福布斯,堅定自己選擇的理想,并將愛好堅持下去,彰顯了她的才華。最幸福的人往往是那些不拋棄喜好所帶來的快樂,他們割舍不下、拋棄不了自己的喜好。相信倪傳婧的畫里面蘊含著的最初的歡樂,這是繪畫的樂趣,她帶著她向無限豐滿、自由、純粹的精神靠近。
堅持理想的路需要披荊斬棘。她在紐約的日子是艱難的,但她憑著這份堅持,用大量的作品證明了自己的實力,讓我們看到了一系列新畫面。她的作品中天馬行空的中國風讓人印象深刻,畫面上的中西元素也五花八門,不可否認,她的風格多元化、國際化。歪果仁還不能準確地念出倪傳婧的姓氏,Ngai憑借自己的作品登上了Forbes 30 Under (Art and Style)福布斯藝術榜,從一個讓母親擔心不能吃飽飯的追夢人,成為夢想成真的紐約客。Ngai是個外國留學生,除了來自生活的壓力,還有地域的影響,只有自己才能體會一個人在國外發展的困境。就像千里馬最終會被伯樂賞識一樣,她的大學導師發現了Ngai的才華,并給了她很好的機會,帶她跨出了成名的第一步。克里斯?巴自利(Chris Buzelli)是Ngai的大學導師,不可否認的是,他在Ngai的藝術道路上伸了關鍵的援手。他的太太秀珍?巴自利,當時是《主辦者》雜志(Plansponsor)的創意總監,也是業內非常有名的媒體人,他經常把自己學生的作品推薦給妻子。Ngai大一就得到了實踐的機會,即為秀珍?巴自利主編的雜志創作插畫。從此她們開始了長達六年的合作,這也使Ngai在畢業之前就出版了十多部作品,在找工作時,不至于沒有底氣。
筆者知道Ngai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時候,當時看到她的作品時,第一眼就喜歡了。她的畫風能很好地吸引觀眾的視線,線條流暢、整體大氣,顏色搭配也特別耐看,非常取悅眼球。同時考究的配色,讓她的畫面非常協調。最喜歡她畫面中的點、線元素,這些符號,她運用得多但不雜,一條又一條地組成了面,一點又一點地形成了密面。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通過電腦和手繪完成的,作品描繪的元素十分多元,畫風大氣,中西結合,在保留濃郁的中國風的同時又充滿了異域的時尚感。雖然本科階段并非插畫科班出身,但在美國自由創作的氛圍中,她靠著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鮮明的中國元素殺出了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克里斯有一句名言:“繪畫中必須存在風格,就像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一樣,每個人的繪畫風格也都會不同,要跟隨自己內心的聲音。”相信這也是Ngai一直堅定的,就像繪畫的本質并不是要臨摹真實的物體,而是要學會表達,作品表達的感情越充沛,作品便越有誘惑力。就如思想深處有一種感覺正在慢慢發芽,無法抓住它,但是我們知道正在無限地向這種感覺靠攏。Ngai的作品中,五彩斑斕的色彩,流動的長曲線,每一個畫面都有情節,作品不是為中國化而中國風,而是成了她特有的表達方式。在作品中凝結的是精神力量,成了她繪畫作品中價值的一部分。這是一種更加自由的表達,向更加純粹的繪畫或精神世界靠攏,這是繪畫的樂趣,也是初衷。
當我們翻開Ngai的插畫,一陣濃郁的中國風撲面而來。雖然不為中國化而中國風,但是不可否認她的插畫異域風卻是她在西方的熱賣點。國際化市場有很強的包容性,2016年,她為美國奧美廣告公司設計的插畫海報“巨力量,聚眾力量”,以“猴子撈月”為主題,十分直接生動地表達了海報的宣傳理念,形象地表達了聚眾的力量。筆者比較喜歡Ngai的兩幅插畫,畫面有很濃郁的中國風:月下仙狐、鯉魚高躍,這是兒時在年畫和招貼畫上經常見到的元素,現在看來有很美好的感覺。Ngai將這些元素組合成了新的畫面,黃紀蘇的一句話,“太陽底下無新事物,只有新的組合”就是對其的最好的闡釋。我們不難發現,Ngai的作品來源于生活,卻又高于生活。畫面可能唯美,在精致中隱藏著一種不安分的因子,并且這種不安分的自由因子在她后面的作品中越來越活躍。活躍的風格成熟后,更多的想法融入得也越來越嫻熟,使作品闡述得也越來越豐滿,相信在未來,Ngai的繪畫空間會更加大。這是繪畫追求的樂趣,有自我,有信仰,不負如來不負卿。
如果一個人必須選擇成為一件藝術品或者完成一件藝術品,筆者相信Ngai的行為已經告訴了我們答案,因為這是她正在做的事情,用藝術來表達我們大腦所產生的思想。藝術從不創造思想,它是為思想服務的。Ngai很完善地表達了她在國內接觸到的傳統元素,她的思想多元、活躍,具有精神性。佛家有句話:“心中有什么,看什么像什么。”有信仰的人,有底線,有目標,有堅持。“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糟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頭,這是愚昧的年頭;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我們的前途可以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在走向天堂,我們也直下地獄。”這是查爾斯.狄更斯的《雙城記》的節選片段。因為信仰,所以堅持,Ngai選擇堅持自己繪畫的快樂,這是希望之春的來臨。
Ngai的作品讓筆者感受到了不同的中國化,體驗的是一種全新的畫面,充滿了人文精神,這或許就是她想要真正表達的東西。她藝術的思考突破了一幅繪畫作品和技法的表面上,使她的畫面有特別多的真正的看點,如孟加拉虎、非洲鷹。融合的這些國際化元素,是自由思想的碰撞,我們可以從她的繪畫作品看到思維世界。Ngai的畫風影響了我們,藝術源于模仿,她的畫風是值得借鑒的。
參考文獻:
關鍵詞:濰坊方言 比較句 程度副詞 指示代詞 句末語氣詞 連謂句
濰坊方言,俗稱濰縣話,屬于北方語言中齊魯方言的一個分支,濰坊方言還可以細分為濰城方言、青州方言、安丘方言、臨朐方言等。濰坊市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早在七千多年前就有人在此定居,是我國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因此濰坊方言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并且某些詞語仍保持了古漢語的用法,如語氣詞“沒”。
揚雄的《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1]作為中國第一部方言比較詞匯集,總匯了從先秦到漢代兩個時代的方言,將濰坊方言劃歸于東齊方言。而首先對濰坊方言進行專題描述的,則為1931年《濰縣志稿?民社志》[2]卷十五、十六的“方言”。當然,在幾千年的漫長發展中,由于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字有更革,音有移,亦所必至”[1],濰坊方言在語音、語法和詞匯三個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點。本文將從多個語法角度來分析濰坊方言的獨特之處。
一、比較句
濰坊方言的比較句有多種表達方式,其中與普通話相同的是用介詞“比”引入比較對象。但是,在口語中使用最多的是用“起”字引入比較對象,兩種比較句不僅語序上存在差異,而且語義上也有不同。
如:① 他個頭比你高。他走路比你快。 (普通話)
② 他個頭高起你。他走路快起你。 (濰坊話)
在語序上,濰坊方言的“起”字比較句,是將兩個比較主語放在句子的首末,修飾語(比較項)在“起”字前面,而普通話則把修飾語(比較項)放在句末。從語義上分析,普通話的比較句側重兩者的比較,而濰坊話的“起”字比較句則是側重強調。如:①句是對兩者身高和走路速度的比較,②句則強調的是他高你矮,他快你慢。
濰坊話的“起”字比較句的否定形式是在修飾語(比較項)前面加否定副詞“不”。如: ②句中兩比較句的否定形式即為:他個頭不高起你。他走路不快起你。另外,濰坊話中還有多種表達否定意義的比較形式,最常用的還有:趕不上、不驗(yan42)(普通話中無此對應字)。如:我趕不上他學習好(即:我不如他學習好)。我的衣服不驗她的好看(即:我的衣服不如她的好看)。
二、程度副詞
黃伯榮與廖序東主編的《現代漢語》中,對副詞的定義是:“常限制、修飾動詞、形容詞性詞語,表示程度、范圍、時間等意義”。[2]副詞的類型包括程度副詞、時間副詞、否定副詞和頻度副詞等七類。所謂的程度副詞是指表示程度、等級等意義的副詞。濰坊話與普通話在程度副詞方面差異較大。
濰坊話在表達十分、極其之意時,通常用“奇”、“剛(陽輕)”、“剛(gang35)著(zhe)”來代替普通話中的“很”、“非常”或“相當”。例如普通話中的很好、非常漂亮、相當厲害,在濰坊話中就可以說:奇/剛/剛著好,奇/剛/剛著漂亮,奇/剛/剛著厲害。
用在形容詞前面的“奇”、“剛(陽輕)”“剛(gang35)著(zhe)”是濰坊人日常使用的程度副詞,例如,“奇/剛/剛著俊”“奇/剛/剛著窩囊”“奇/剛/剛著好”等話是人們經常掛在口頭上的。
另外,還有在形容詞后面加修飾語“不(bu)拉唧”“不(bu)溜秋”,表示程度的深淺,如“酸不拉唧”“黑不溜秋”表示酸溜溜、黑乎乎的意思。
三、指示代詞
據松下大三郎的《標準漢文法》記載:“近時( 中國) 俗語無中稱, 唯山東之一部有‘乜個’一詞。‘乜’系俗字, 是中稱代詞。” 的確,濰坊話里的指示代詞是三分的。近指是“這”, 中指是“乜(nie51)”, 遠指是“那”。“nie51”有音而無字, 故松下大三郎用“乜”字來記載此音。并且“乜”與代詞“這”、“那”的用法完全相同。例如:
③這個、乜個、那個;
④這本書是你的,乜本書是他的。
濰坊方言中還有一些特殊的指示代詞,如“張”與“娘(niang33)”或“囔”,它們分別是“這樣”與“那樣”的合音,表示這樣與那樣的意思。如:
⑤這樣行不行? 你為什么要那樣做?那樣就很好!(普通話)
⑥張中啵? 你為什么要娘/囔做? 娘/囔就奇好!(濰坊話)
“囔”還有一層意思,即別人在夸獎你時,你說“囔好了”,則表示“如果那樣就好了”的意思,這句話本身具有輕微的否定之意,且含有謙虛的意味,表達了說話者對美好事物/事情的向往。
四、句末語氣詞
語氣詞與語氣助詞其實屬于一類詞,只不過有的流派將語氣詞單獨列為一類,而有的流派將語氣詞劃歸為助詞一類。如黃伯榮[3]、熙[4]等把“的、了、嗎、吧、啊、呢、呀”和 “的、地、得、著、了、過”等分列為語氣詞和助詞, 而其中呂叔湘[5]和徐青[6]等把“的、了、嗎、吧、啊、呢、呀”等詞歸人助詞類, 稱之為“語氣助詞”。本文將以黃伯榮先生的劃分為準,將語氣詞單獨列為一類。語氣詞的作用在于表示語氣,主要用在句子的末尾,也可以用在句子主語、狀語的后頭。語氣分為四種:陳述、疑問、祈使和感嘆語氣,分別用一定的語氣詞表示。普通話中,常用的語氣詞實際上只有六個:的、了、呢、吧、嗎、啊。
與普通話不同,濰坊方言中常用“啵(bo)”、“么(me)”來代替上述六個語氣詞,表示疑問或詢問語氣。如:
⑦ 你去嗎? 你吃飯了嗎? (普通話)
⑧ 你去啵? 你吃飯了么? (濰坊話)
但是,“啵”與“么”的使用環境是不同的。從⑧⑨⑩幾個例子可以看出,“么”前要有助詞“了”或“來”;而“啵”一般直接跟在動詞、語氣詞或形容詞之后。另外,有“啵”的疑問句中,多表示意見性詢問;而有“么”的疑問句中,常表示對事情或動作行為是否完成狀態的疑問。
⑨ 他寫完作業了么? 你們去來么?
⑩ 中啊啵?(行不行?) 飲料好喝啵? 這件衣服漂亮啵?
濰坊方言中,還有一個句末語氣詞“沒”需特別注意,其實“沒”是在后來的普通話普及過程中由語氣詞“么”發展演變而來的,年輕一代用得比較多,老一輩人還是習慣用“么”,因此一切用于“么”的語境都可以用“沒”來代替。
在我看來,語氣詞“沒”跟古代漢語中“否”的用法有點相似。“否”作為語氣詞講,要用在句末,表示詢問,相當于“不”、“沒有”、“嗎”。 如《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再如李清照《如夢令》:“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濰坊話中的語氣詞“沒”也有“嗎”“不”的意思。
五、連謂句
所謂的連謂句是指由連謂短語充當謂語或獨立成分的句子。在濰坊方言中,有一個特殊的連謂句,即:主語+動作+去吧,表示建議或邀請之意。此結構在普通話中的標準語序應該是:主語+去+動作+語氣詞“吧”。
如莫言的《紅樹林》中有句話:“孩子,好好干吧,我回去了,你忙去吧……”[7] 此句中的“你忙去吧”就是典型的濰坊話,換做普通話應該說成“你去忙吧。”再如,“我們旅游去吧”(普通話:我們去旅游吧),表達的意思是說話者對聽話者發出了一起旅游的邀請。
另外,濰坊人在用此句式時,還常常在主語后加“先”字,表示建議、催促或邀請某人首先做某事。如中的句子都可以加上“先”字,變為中的句子:
你做作業去吧。 我們逛街去吧。你們吃飯去吧。
你先做作業去吧。 我們先逛街去吧。你們先吃飯去吧。
從上述所舉例句來看, “主語(+先)+動作+去吧”結構的主語一般是第一人稱復數、第二人稱單復數皆可,如果主語為第一人稱單數“我”,則句末語氣詞“吧”要換成“了”,如“我先接電話去了”,“我先打掃衛生去了”。
綜上所述,濰坊方言與普通話在語法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但語言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隨著普通話的普及,濰坊話與普通話之間的差異將會逐漸縮小,因此將濰坊方言的獨特之處以文字的形式記錄下來顯得格外重要。
注釋:
[1]《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西漢揚雄著,是中國(也是世界)第一部方言比較詞匯集,共13卷,總匯了從先秦到漢代兩個時代的方言。
[2]《濰縣志稿》是由《濰縣志》訂正、增刪而成,于1941年出版問世,全書15編、42卷、100多萬字,《濰縣志稿》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學者、文史工作者研究那段濰縣歷史的重要資料。
參考文獻:
[1] 陳第《毛詩古音考自序》
[2][3]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下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2007.6, P17
[4] 熙.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1.9
[5] 呂叔湘.主編. 現代漢語八百詞
[6] 徐青主編. 現代漢語, 1990
關鍵詞: 家庭交流 中西文化 差異
1.引言
中國有一句古訓:“禮多人不怪。”在中國人的家里吃飯,明明是一桌子的菜,主人卻要對客人說:“今天沒什么菜,隨便吃吃。”我們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自謙在中國的文化領域中是一種禮貌。然而,西方人對這類“拐彎抹角”方式表達的禮貌覺得難以接受。如果你到一個美國人家里做客,他們會明確地告訴你:“我們為你的到來,準備了這些好吃的東西,希望你會喜歡。”美國人認為,我真誠地邀請你來,當然得讓你明白我的誠意所在。美國人講究直率,在平時的家庭交往中,他們對事情和人都樂于直抒己見,坦白相告。他們認為,各人的意見不同是理所當然,所以人們在交換意見和隨便閑聊中,絕不會因他人的意見不同而感到大驚小怪。只要言詞不太唐突、尖刻,意義上的爭執是無傷大雅的。
家庭交流上的文化差異一向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上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家庭交流過程中中西文化存在差異。我們承認兩種文化的差異。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鮮明的對比。我們在與西方人交往的時候,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習俗,可能會產生分歧和摩擦,彌合這種文化分歧對我們與西方人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在人的一生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與西方人更融洽地相處?我認為,首先須了解家庭交流中的中西文化差異,其次要相互承認、理解對方文化并互相吸收對方文化,在保留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來文化,這樣就會減少中西方文化差異對交際的影響。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中西方文化加以對比,有助于我們了解家庭交流中的中西文化的不同之處,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地彌合中西文化的分歧,這對于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是非常有益的。
2.個體與群體傾向性
跨文化專家指出,許多文化上的差異源于一個民族對個人主義或集團主義的偏愛。為了讓某種文化得以生存,每個人都必須在溝通的天平上放上調節“考慮自己”和“考慮他人”的砝碼。“群體主義”強調的是共同利益、遵守習俗、團結合作和互相依賴。“個人主義”是一種對群體和個人區別對待的態度,其中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目標和行為采取“個人負責制”。西方的自我觀念往往根植于個體、自由和獨立;而東方社會經常被概括為更注重群體,責任性更強,更加相互依賴。在家庭方面表現為,西方傾向于較小的核心家庭,每個孩子都可能有屬于自己的房間和私人空間。比較而言,中國家庭傾向于保持較大的廣泛的家庭網絡,并且可能共同生活在比較擁擠的空間里。
在西方,人們是利用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市民社會或社會契約的原理來維護社會和家庭的秩序,而中國的文化中的家庭秩序卻是靠“孝”的集團主義原則來維護的。《論語?學而》云:“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也!”可見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礎,它要求子女對父母的絕對服從與尊敬。古代關于孝的宗法道德容易造成“向前輩看齊”的家庭機制,迫使子女把父母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這是以孝道維護的家庭專制型關系。但它又是基于自然聯系和長期共同生活中產生的子女對父母的信任、依賴、尊敬與感激之情,使東方國家的家庭比西方的家庭有更大的凝聚力和更多的天倫之樂。
中國家庭有一個鮮明特征,那就是家庭至上。“家”是人們觀念中最重要的社會群體。家庭至上的觀念的實質是以家庭為一利益群體,個人利益服從家庭群體的利益,這一心理態勢強化了人們的意識。首先是注重整體價值。所有的個體聯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個人消融于整體的關系之中,整體的價值高于個體的價值。其次是強調和諧、平衡,抑制沖突、創異。家庭成員有剪不斷的親情,無論有什么矛盾,關起門來總是一家人,人際關系是“和為貴”。最后重視公私之辯,強調個人利益服從群體利益。家庭本位觀要求人們在個人利益與家庭利益相沖突時服從家庭利益,形成傳統的公私義利觀念。
3.有神論背景與人本主義背景
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對他的弟子說:“法在汝邊。”老子亦說:“道不遠人。”唐朝時中國文化稱雄世界,然而唐人納了外來的佛教文化。可以說,時至今日,中國的主流文化仍是以道家、儒家和佛家(教)文化的混合物。不知是佛教在中國找到了契合點,還是這唐人找到了迎合佛教的契合點。為什么中國明朝中葉的西方文化在中國沒有找到契合點?確實值得研究。再思西方文化,其根基是基督教的倫理道德原則,或者說是上帝的力量,此信仰平衡了西方人的行為方式,使得他們和平相處。
許多西方人受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傳統的影響。這一信仰體系強調人是由上帝所創造的,因而是獨一無二的,每一個都是有其自身的價值和個人責任。猶太經書及《圣經》都聲稱規定了像“十誡”或耶穌教義這樣對全人類通用的倫理道德方面的律法。大多數西方人因而往往有一種自然法則和博愛的意識,以及對全人類的責任感。在一個信奉上帝的社會,通常有濃厚的樂善好施思想,以及為那些命運較為不濟者行善的愿望。
儒家學說對中國社會影響巨大。孔子也許是最早的人本主義者,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和孟子提倡道德觀隨著關系而變。家庭倫理和家庭觀念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和作用不僅是一個現實的存在,而且是一個決定的要素。在中國的整個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中,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單位、社區在一定的意義上是家庭的放大,國家的政治生活也滲入家庭的影響,家庭的地位非常突出,其作用也非常重大,家庭觀念是中國人的極其重要的思想觀念,各種社會觀念的形成無不受到它的影響。中國人的家庭是按照長幼有序的家庭倫理建構的,父慈子孝是最重要的家庭關系,父(母)子(女)親情是人生最珍貴的情感之一。這使得中國人的家庭生活豐富而有樂趣,家人之間,情深意切,誠愛有加,盡享天倫之樂,也使得中國的家庭相對比較穩定。家庭內部,以道德秩序便可有效治理,比如孔子的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即仁、義、禮、信、忠、孝等。在家庭內部從可以成為雷鋒。在一個資源有限、人口眾多的國度,人們首先關注親屬這一選定的內部圈子,然后才是那些與自己承擔共同責任的伙伴。家人或朋友這一圈內人的關系網被看作較大國家的縮影。
4.成就與生活質量
這反映了文化在家庭中經常起作用的另一個層面:追求成就還是生活質量。在我國,初中階段就開設了十門左右的課程,大部分的學校老師會布置不少作業,家長和孩子在一起交流的時間明顯比小學階段少。相關調查顯示,家長把孩子的智力培養放在第一位,比較注重孩子的學業成績而忽視體質鍛煉;在注重他人的需求、同情心、社會道德等方面重視不夠;家長沒有深刻領會素質教育的含義,忽視孩子生活的全面性、豐富性、能動性,容易造成孩子只懂理論而欠缺實踐,只擅長按部就班而缺乏創新意識的現象出現。
大部分的中國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刻苦學習,進入一所好的大學,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成為一位成功的人士。這樣他們會覺得他們對孩子所付出的一切是值得的。一些中學送青少年出國留學,大家主要考慮的是,這么做會讓他們更快地在學習英語方面取得成功,以及促進他們的事業發展,激發賺錢的潛力。
西方的家長大都對孩子的學習不施加壓力,他們的觀點是:喜歡學的孩子自然會努力學,成功的家庭成員間的交流應該是家長舍得拿出時間跟孩子以平等的態度進行對話,讓孩子在尊重和鼓勵中成長。大多數的西方家長認為在孩子從依靠父母到慢慢獨立的過程中,家長應該幫助孩子去理解他們是誰,讓他們學會關心并能夠認識自己的主觀世界,開始主動地根據社會要求去鍛煉自己,并按照一定的目標和準則評價自己的品質和能力。他們采用與孩子建立良好的關系,在建立良好關系的基礎上幫助孩子發現自我,對孩子遇到的各種問題提出合理的建議,同時施加一些家長想要達到的一些想法。
大多數西方家庭往往更注重他們給子女的生活質量。雖然成就的確能給家庭帶來自豪感,但他們卻傾向于更加關注心理的收益――孩子獲得自信,他們的交流能力,或者他們在與他人建立良好關系及和諧共處方面的滿足感。
5.情感關愛與實用關愛
西方社會一般注重情緒、感受的表達和心理健康。盡管西方家庭在家庭內提倡獨立,但如去海外工作,他們幾乎總是一起前往的。他們有著強烈的“合家團聚”感和對言語交流的強烈需要。
在西方,人們很注重語言的交流,他們認為語言是抒感的一種很好的方式。美國人雖然在交談的過程中會用很多的手勢,但基本上是為了強調他們說的話。在西方,你說的話是十分重要的。
“哦,孩子,跟我說說,你今天過得怎么樣?”美國的爸爸一般會讓孩子跳到他的膝上講敘一下他一天的悲喜事。如果孩子做鬼臉,父親直接的反映可能會是:“怎么了,告訴我,有什么不對勁?我們談談!”他們進行直接而坦率的交流。
中國人一般比較含蓄,而且對交談的具體情況比較敏感。他們更喜歡非語言的交流,許多話盡在不言中。即使家長問孩子:“你今天好嗎?”而孩子回答:“好。”家長也會注意到孩子已垂下眼睛的表情而意識到今天過得不好。
大部分亞洲地區是“眼見為實”,而西方則大多是“你說的是真的”。在中國家長無需說出“我愛你”,而是用一頓特殊的飯菜來表明。對那些最親近的人不用說“謝謝你”、“別客氣”等客套話,家庭成員彼此所做的犧牲是不用說的。這在美國家庭卻恰恰相反,“謝謝!”“好棒啊!”“你真細心!”等友善的詞句被不厭其多地使用。
6.結語
當我們談論中國孩子去海外留學,或當我們談論如何與西方人交往時,我們必須了解兩種文化的差異。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著鮮明的差異。當中國孩子學習英語時,他們也開始學習并吸收一些西方的方式。不同民族、不同國度間的語言文化不同,這可能帶來文化困惑,但更有可能帶來的是對不同文化的更進一步的了解。了解家庭交流中的中西方文化差異,并彌合這種文化分歧,對于我們了解西方人的生活,并和他們融洽相處是很有促進作用的。無論我們如何交流,家庭都為中國孩子的未來打下了基礎,從真正意義上說,為未來全球交流的成功打下了基礎。
參考文獻:
[1]胡文仲.文化與交際[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
[2]王振亞.語言與文化[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林大津.跨文化交際研究――與英美人交往指南[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中小企業對信息化需求迫切
廣東省95%的企業為中小企業,是企業群中的主體、經濟實體中的活躍個體。隨著中小企業的不斷發展,其對運用信息化的手段提升企業管理水平、提升企業效益的需求日益顯著。
尤其是在服務營銷方面,中小企業迫切希望通過信息化的方式來提高客戶滿意度,為自身創造更多的市場銷售機會,贏得更多市場份額。然而由于許多具體的原因,目前中小企業實現信息化有著許多具體的要求。而移動信息化正能符合中小企業的要求。
1.中小企業急需有廠家提供一攬子投入成本低、實施周期短、使用簡單的信息化方案。
2.高普及率、低使用門檻:絕大多數員工可以使用,廣東中小企業計算機人均擁有率不到5%,卻有90%以上的員工擁有移動電話。以電腦為終端的互聯網需要員工具有一定的操作能力,而移動電話人人會用。
3.低成本:絕大多數企業可以接受,研究表明,小企業花在信息化方面的費用不會高于營業額的千分之一,移動信息化甚至可以為企業提供比此更低的總擁有成本。
4.便捷、實時:隨時隨地接入信息資源。
移動互聯已獲得廣泛應用
移動互聯目前已在多個行業中得到了廣泛應用。
在金融行業,主要應用包括移動POS機,拓展了刷卡交易新領域;還有手機銀行,自1999年以來各銀行等都合作推出了手機銀行繳費、外匯買賣、理財秘書、賬戶變動信息等功能。證券專網也是金融行業的一大應用,比如交易信息,手機炒股等;同時推出的還有掌上保險業務,保險人通過手持PDA,可以實時進行保險查詢、受理、理賠申請等操作,創造了新穎快捷的保險營銷新模式。
在快速消費品領域的寶潔公司通過應用移動商務銷售系統,將銷售數據采集時間從2周縮短到1天,成為擠垮競爭對手的“生死時速”。主要手段包括:
1、PDA,銷售人員使用PDA,通過GPRS網絡或短信系統,實時上傳具體銷售數據至寶潔總部的中央處理器,便于寶潔及時進行數據分析,縮短了數據采集周期。
2、電子柜臺,由于場地有限,專柜很難安裝PC機,通過在玉蘭油和SK-Ⅱ專柜使用PDA,實時傳送銷售數據,包括銷售時間,產品,購買人員年齡、習慣等數據,便于寶潔縮短銷售數據采集時間,細化客戶管理。
3、“短信寶”,庫存、銷售數據采集系統,在一個小時內,全國上萬家銷售終端通過短信寶把庫存、銷售數據按規定的標準格式發送到系統平臺,信息會自動分發到寶潔的中央服務器,供管理人員分析。
在企業供應鏈管理上,廣州龍燁鋼鐵集團是移動供應鏈管理的一大受益者。移動互聯讓銷售人員及時掌握鋼材供應情況,各管理人員都能同步掌握各銷售網點的銷售信息,實現公司內部資源的無限共享、無縫銜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關鍵詞] 商務談判 談判風格 文化解析
中國加入世貿之后,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了世界經濟之中, 對外貿易往來愈加頻繁。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重要的國家,兩國的商務往來也越來越多,貿易數額與日俱增,中美貿易亦成為世界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貿易往來,就必然有商業談判,但中美雙方在談判中所表現出來的風格卻是不同的,這種風格上的差異深深地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之中,是由于雙方的談判者來自兩種不同文化背景,存在著不同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造成的,有時談判雙方雖然都抱有誠意, 但最終還是不能取得任何積極的結果。因此,在中美商務談判中了解彼此不同的文化,熟悉商業活動的文化差異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中美方談判者更好地互相了解,從而盡可能避免因為文化差異而導致的沖突,使雙方的貿易沿著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道路健康地發展下去。
一、中美商務談判在風格上的主要差異
在中美商務談判中,雙方表現了了不同的風格。這種不同的風格主要表現在談判策略、談判決策、談判目標的差異上。
在談判策略上,中方代表首先就有關合同雙方所共同遵守的總體性原則和共同利益展開討論。中方談判者認為總的原則是解決其他問題的出發點。只有當總的原則確定下來,才有可能就合同的具體細節問題進行談判。這種“先談原則, 后談細節”的談判策略是中國的談判方式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安冬風:2006)。美國人認為世界是由事實而非概念構成的,所以他們不會過于相信純理性的東西。談判過程中他們重具體勝于整體,談判一開始就直奔正題討論具體款項。他們認為總體原則可有可無,只有實實在在的具體問題才能使談判得到進展。
在談判決策上,中國人決策通常是集體協商的結果,一般說來避免個人做出決定。中國的談判小組在談判之前、談判當中,以及談判之后通常都要交換意見以協調整個小組的行動。當對方的提議超出中方代表的權限范圍時他們還要請示上級,需要報請上級領導同意或集體討論。在美國,個人完全可以代表公司做出決策,美方派出的談判代表通常有足夠的權力,他們可以在授權的范圍內直接對談判的議題做出決策。
在談判目標上,中方談判者特別重視長期友好的商業關系的建立。對他們來說,談判的過程就是建立人際關系的過程,談判目的更多的是為建立和發展一種長期的合作關系,簽訂的合同代表著長期互利合作的開始。如果談判中雙方沒能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關系 交易常會以失敗而告終。美國人則認為談判的終極目的是簽訂合同實現經濟益。對于美方來說,合同的簽訂是談判的首要和根本的任務,是其個人價值利益的體現。他們把每個合同的簽訂看作是一個單獨的行為過程。不像中國人那樣重視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建立,他們更注重于實際價值的實現。
二、中美商務談判風格差異的文化解析
中美商務談判風格的差異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之中,是由于雙方的談判者來自兩種不同文化背景,存在著不同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造成的。
文化是由人們的顯型和隱型的行為組成,是人們群體行為規則的綜合體。被稱作“文化實體”的世界觀、價值觀等是文化的基石。荷蘭從事跨文化研究的專家Greet Hofsted(1991)曾形象地說文化是“mental software”和“the collective programming”。正是他這種“心靈軟件”、“集體程序”使得每個人都成為自己文化氛圍熏陶下的產物。對文化差異缺乏敏感的人用自己的文化模式作為依據來評價另一種文化中人們的行動、觀點、風俗, 往往會導致文化沖突。跨文化研究中,價值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是個人或群體通過文化交際構成的模式,是最深層的文化(Michael Prosser,1978)。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價值觀是跨文化交際的核心(賈玉新,2004)。為了確定文化的核心價值,Walker, D. E. and walker T.(2000)概括歸納出了文化的十個主要方面。本文將從其中三個核心的方面來解析文化差異對商務談判策略的差異、商務談判決策的差異和商務談判目標差異的影響:(1)思維方式:線性思維和綜合性思維(Thinking:linear and systemic);(2)權利差距:高權力差距型文化和低權力差距型文化(Power distance:high power distance and low power distance);(3)文化取向:個人主義文化和集體主義文化(Individualism: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通過對中美不同文化差異的探究,揭示出中美商務談判過程中談判風格的本質差異,可以幫助我們在中美商務談判中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1.談判策略的差異與思維方式
中美談判策略的差異是由各自的思維方式決定的。人類思維的兩種基本形式是綜合性思維和線性思維。中國人重視綜合性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源于中國的傳統文化。西周初期的《易經》提出了有機整體的初步圖式,為中國傳統綜合性思維方式奠定了基礎。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和道家進一步發展了綜合性思維模式。儒家把自然人性化,道家把人性自然化,都把人和自然看作是相互連通的整體。后歷經兩漢的宇宙論、魏晉玄學、隋唐佛教的本體論和宋明理學體系,綜合性思維漸已成為中國人的思維特征之一(連淑能, 2002)。受其影響,中國人傾向于從總體上觀察事物的特征,即將宇宙視為一個整體,從全局觀點進行綜合研究。雖然中國人也習慣于把事物分成對立的兩個方面,但這兩個對立面被看成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正是由于這種思維方式的差異,在談判中,中方代表凡事“先談原則,后談細節”,從整體到局部,由大到小,從籠統到具體。
美國人傾向于線性思維方式。西方人的思維方式與其哲學思想密切相關。西方哲學對世界的構成問題是從元素論起步的。水、火和空氣等多曾被視為宇宙的構成物。留基伯和德謨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論后,伊壁鳩魯和盧克來修對此做了進一步的完善,建立了西方古代宇宙觀的中心學說。原子論學說體現了古希臘哲學對元素、結構和形式分析的注重,是其線性思維方法的體現。15世紀下半葉后,以孤立、靜止和片面的觀點考察和分析事物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占了主導地位。此后,笛卡兒明確把主體與客體對立起來,把“主客二分”作為哲學的主導原則開創了西方近代哲學。線性思維方式對西方社會有著深遠而廣泛的影響,因此,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個體研究的線性思維方式也就成了是美國人思維的特征之一。由于受線性思維方式的影響,重視事物之間的邏輯關系,重具體勝過整體,因此,美國人往往對具體細節給予極大的關注。他們講究實際,一開始就急于討論具體款項,他們認為合同是一套完整的、應被遵守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款。
2.談判決策的差異與權力差距文化
不同決策機制的形成有其各自不同的原因。中國文化屬于高權力差距型文化(high power distance),即人與人之間由于閱歷、職位、文化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上下級式的縱向關系。人們比較看重地位的差別,以及自己在上下級關系中所處的地位,這種縱向的上下級關系時刻影響著個人的言行舉止。中國文化著眼于倫理本位,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中國半封閉的大陸性地理環境和小農經濟為儒家思想滋生和成長造就了豐沃的土壤。這是因為農業文明對土地的依賴加強了個人對家族的依賴,使得血緣關系進一步鞏固。而建立于血緣關系之上的集體(家族)是一種立體狀的等級結構。其中,父對子,長對幼有著絕對的支配權,在他們之間不存在所謂的平等。具有先驗性和等級性的血緣是一種任何人都無法改變也無法擺脫和超越的。建立于血緣宗法關系基礎之上的儒家學說的中心在于倫常治道,在于確立和論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孔子思想的影響加強了社會等級制度,在中國縱向的上下級關系始終有某種程度的盛行, 并影響著個人的言行舉止。總的說來中國人也接受了在社會生活包括商務談判中缺乏自或自不高的情形。中方談判組成員只能在自己的權限內行事,最后的決定通常由未參加談判的上級做出。
美國文化屬于低權力差距型文化(low power distance)。在美國受平等觀念的影響,人際關系一般是呈橫向狀態的,交流的雙方是平等的。談判人員之間是業務橫向 (平等) 關系。他們不拘禮節, 平等相待, 對正統的商務禮儀、客套、座次等關注較少。美國文化中的平等觀念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根基。古希臘商業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人類最古老的商業文明,伴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人際關系迅速解體而為新型的利益關系“契約”所取代。契約關系的建立意味在此關系中人人平等,因為契約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起來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才能真正保護商業經濟的正常秩序,從而使商業真正按照經濟規律運轉。同時,隨著建立在平等和契約基礎上的古希臘民主制的城邦制國家的確立,服從權威被公民民主政治所代替。社會組織的變化標志著社會組織結構不再以等級身份為核心,而是人人平等。1776年美國政府頒布的“獨立宣言”開宗明義,把“自由”、“生存”和“追求幸福”視為人與生俱來的人人平等享有的三大權利,人人平等的內容以法律的形式得到體現。由于人人平等,加上又有各種法律肯定和保障每個人的合法的權益,造就了美國人的強烈而突出的個體意識。所以在美國文化中人們以個人自我的實現視為人生的第一要則,形成了追求人生意義的價值張力,他們崇尚自由、平等、競爭。談判時美方突出個人的作用,往往會指定某個人全權負責談判,有其負責制定必要的決策和完成必要的任務,同時行使其相應的權利,在其職權范圍內自行做出決策。
3.談判目標的差異與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取向
中國文化的集體取向和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的差異是理解中美雙方談判目標差異的關鍵。中國文化是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collectivist culture)。中國文化的集體取向與儒家學說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儒家思想以“仁”和“禮”為中心。“仁”指人心,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是二人,從人從二。其目的是講如何處理人際關系,從而達到和合。要達到“仁”,一個人必須把自己納入集體之中,和集體溶為一體。“禮”是行為的尺子,是人們社會行為的規范,人的視聽言行都要符合禮的要求,從而使社會達到和合,達到“仁”。受集體取向文化的影響,中國人相互依賴,相互合作,“關系”至關重要,人們相互依賴達到幾乎萬事必須憑“關系”的地步。因此,中美談判中,中方對“關系”的培養的要求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
美國屬于典型的個人主義文化(individualistic culture),個人主義是美國文化的核心。美國的個人主義與其有著密切聯系。西方的基督教所崇尚的是個體,基督徒主張為了個體而犧牲“類”。在基督教的教義里,每個人都是單獨地、直接地面對上帝。通過持之以恒的個人靈魂深處追求與奮斗而獲得新生的理論是基督教教義的核心,是個人主義的思想源泉(朱永濤, 2002)。在美國,個人主義是從歐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陸的第一天起就開始的。新教主義是個人主義的歷史根源。而后的美國革命、西進運動、工業革命及多次的移民浪潮加強了這種個人主義的傳統。可以說,無論美國歷史還是當代美國社會,個人主義體現在美國生活的各個方面。盡管也存在著個體對群體的依賴和認同,但這是處于自己的選擇,是有自己個人的意志決定的,而且是以自己個體的目的和利益為前提的。所以在中美商務談判中,美國談判者更注重追求實際的內容,簽訂合同實現個人的利益和價值目標。
三、啟示
談判風格的差異是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要想的中美商務談判中處于主動,并最終取得談判的成功,就必須認真研究雙方談判風格差異的深層次原因 ―― 文化差異。因此在中美商務談判中,要想成功地進行跨文化商務談判,雙方代表首先要了解他國文化,善于與自己的文化對比,學會鑒別、了解、接受、尊重對方的文化。隨時準備以兩種不同的文化波段進行交流、切磋。逐步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意識。其次,要拚棄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尊重異國文化和傳統風俗。商務談判中切記妄加評論對方的文化準則, 接受并尊重他們的道德規范和風俗習慣。另外,在談判中要建立跨文化的談判意識,認識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談判者在需求、動機、信念上的不同。在跨文化意識的指導下,使自己的談判風格和策略適應對方的文化訴求。
參考文獻:
[1]安冬風:論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談判的影響[J].商場現代化,2006(457):25-26
[2]Hofstede, G.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Mind [M].McGraw-Hill.,1991
[3]Prosser, M. The Cultural Dialogue: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 Houghton Mifflin Co., 1978
[4]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
[5] Walker, D.E. and walker, T. Doing Business internationally: the Guide to Cross-cultural Success [M]. McGraw-Hill.,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