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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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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

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中韓 FDI 概念 類型 比較研究

一、FDI的概念界定

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在中韓兩國外商投資領域是共用的概念之一,但是兩國對FDI概念的界定卻有很大不同。

(一)中國FDI的概念界定

中國關于FDI的概念主要反映在幾部關于外資的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及相關實施條例中。綜合上述幾部法律法規的規定,可以將FDI概念界定為: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

(二)韓國FDI的概念界定

在韓國,FDI不僅指外商在韓國國內單純地運用資產,而且還包括通過參與經營或技術協作等方式,與國內企業建立持續性經濟關系的目的。從對經營發揮實質性影響方面來看,不同于普通投資概念,外商直接投資包括知識產權、房地產等有形、無形資產的轉移,以創造財富的投資。此外,對企業經營產生實質影響的外國人股票和股份的投資也可被看作是外商直接投資。依據韓國現行的《外商投資促進法》等相關法令,可以將韓國的FDI定義為:外國人以與大韓民國法人或大韓民國國民經營的企業建立持續性經濟關系為目的,擁有其股票或股權,或者海外母公司等企業向該外商投資企業提供5年以上的長期貸款,或者外國人向非經營性法人出資等。

二、外商投資者的范圍界定

對于可以進行外商投資的主體即外商投資者的范圍界定,中韓外資法有較大不同,總體來說,韓國外資法中對外商投資者的限制較少,范圍較廣。

(一) 中國外資法中外商投資者的范圍

可以作為外商投資者在中國從事直接投資活動的主體,主要受三大外資法約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擴大國際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允許外國公司、企業和其它經濟組織或個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經中國政府批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同中國的公司、企業或其它經濟組織共同舉辦合營企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第一條規定:為了擴大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促進外國的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企業或者其他經濟組織在中國境內共同舉辦中外合作經營企業,特制定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第一條規定:為了擴大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促進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允許外國的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人在中國境內舉辦外資企業,保護外資企業的合法權益。

綜合上述三大外資法的規定,可以看出中國對外商投資者的范圍界定包括:

1、外國企業:包括法人企業和非法人企業;

2、外國企業外的其他經濟組織,這里的其他經濟組織按照有關司法解釋規定主要指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組織機構和財產,但又不具備法人資格的組織;

3、外國自然人。

(二)韓國外資法中外國投資者的范圍

在韓國,根據《外商投資促進法》、《外商投資促進法施行令》、《施行規則》以及《關于外商投資與技術引進的規定》等法令,可以進行外商投資的外國人(即外商投資者)包括:

1、擁有外國國籍的自然人;

2、依據外國法律設立的法人(外國法人);

3、國際經濟協作機構,主要包括:外國政府的對外經濟協作業務代行機構、負責IBRD、IFC、ADB等相關開發金融業務的國際機構、負責或代行對外投資業務的國際機構;

4、擁有大韓民國國籍且在外國永駐的個人。

相比來看,中韓外資法主要都把外國法人、自然人作為外商投資的主要主體,其中中國的其他經濟組織類似于韓國的國際經濟協作機構,但也有區別。類似于在中國的非法人企業,由于不符合韓國外資法中的國際經濟協作機構,因為不能作為在韓國進行外商投資的主體。另外,中國外資法并沒有把具有中國國籍但在國外具有永久住所的自然人納入到外商投資者范圍內,相比于韓國外資法的主體范圍有所縮小,不利于最大限度上的吸引外資。

三、FDI的類型對比

由于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同處亞洲的中韓兩國對外資的開發程度明顯不同,反映在外資法領域,中國外資法從整體上來看規定的較為保守。這里的最直接體現之一就是有關FDI的類型規定。

(一)中國外資法中FDI的類型

在中國,最主要的FDI類型有四種: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和合作開發自然資源以及包括補償貿易、來料加工、加工裝配等,這其中最大的特點就是基本上都伴有需求企業的經營權、控制權的投資性質。

1、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亦稱股權式合營企業。它是外國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同中國的公司、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在中國境內共同投資舉辦的企業。其特點是合營各方共同投資、共同經營、按各自的出資比例共擔風險、共負盈虧;

2、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以確立和完成一個項目而簽訂契約進行合作生產經營的企業;是一種可以有股權,也可以無股權的合約式的經濟組織。合作方的權利和義務,包括投資或者合作條件、收益或者產品分配、風險和虧損的分擔、經營管理的方式和合作企業終止時財產的歸屬等事項,均由中外合作者共同協商,制定合作協議、合同,并在合作企業合同中加以約定;

3、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簡稱外資企業,是指依照中國法律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全部資本由外國投資者投資的企業。外資企業的外國投資者可以是外國的企業、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外資企業依中國法律在中國境內設立,因此不同于外國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在中國境內的分支機構。

4、合作開發自然資源:指外商投資者與中國法人通過簽定合同,由外商投資對中國的礦產進行勘探開發,并獨自承擔投資風險,若勘探成功,外商自動獲得其后的開發權,并取得一定數量的所開采礦產作為補償。目前我國主要在海上和陸上石油勘探中采用。

(二)韓國外資法中FDI的類型

根據《韓國外商投資促進法》的有關規定,FDI包括外國人獲取國內法人或企業的證券、股份、和為出資的國內法人提供長期貸款,以及為非盈利法人提供捐助等。

1、獲取國內企業的股份或份額:這是指外國人以同大韓民國法人或大韓民國國民經營的企業建立持續的經濟關系為目的,參與該法人(包括正在成立中的法人)或企業的經營活動等,從中獲取法人或企業的股份、股權。根據《外商投資促進法施行令》第2條第2項,要被認定為外商投資,投資金額必須在1億韓元以上(包括1億韓元),同時外國人必須擁有大韓民國法人(包括正在成立中的法人)或大韓民國國民經營的企業所發行的具備決議權的股份總額或出資總額10%以上(包括10%)。根據《外商投資促進法施行令》第2條第3項,若外國人超過兩名,則須各滿足上述同樣條件,外商投資比率為外國人完成投資后算出的比率。投資金額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將利潤預留金轉入成本后,外商因此所取得的股份部分。另外,韓國外資法雖然不承認投資金額有例外,但外商投資比率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成為例外。即若外商投資金額低于1億韓元或外商投資比率低于10%,只要簽署下列合同中的任何一項,即可破例被認定為是FDI:可派遣企業高層或選撥高層的合同;提供或購買原材料、產品一年以上的合同。

2、長期貸款

根據《韓國外商投資促進法施行令》第2條第4、5項的規定,外國投資商和有資本出資關系和企業向相關外資企業貸出5年以上長期貸款的情況(以最初貸款合同上所規定的貸款時間為準)均被認定為外商直接投資。

3、針對非盈利法人的捐助

作為針對非盈利法人的捐助,如具備科技領域的獨立研究設施,并符合下列任何一項條件時,可被認為是外商投資:科技領域學士學位持有者具備3年以上(包括3年)研究經驗或科技領域碩士學位以上的專門研究人才的長時雇傭規模5人以上(包括5人);根據《賦稅特例制約法》,實施有關應用高端技術項目的研究開發活動。

相比之下,上述列舉的中國外資法中的幾大基本類型實際上都屬于韓國外資法中的“獲取國內企業的股份或份額”類型部分,而對于韓國外資法中的“長期貸款”和“針對非盈利法人的捐助”部分,中國外資法卻是缺少的。不列入直接投資的范疇,就享受不到直接投資的相關待遇標準,這對吸引外資是不利的。

參考文獻:

[1]顧金俊.韓國外資引進呈現新特點[N].經濟日報,2011年4月9日

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2篇

一、低碳外國投資的內涵

(一)低碳外國投資的概念

貿發委在報告中將低碳外國投資界定為“跨國公司通過股權(直接外資)和非股權參與方式,向東道國轉讓技術、做法或產品,從而大大降低這些國家的自身活動和相關活動及其產品和服務的使用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低碳外國投資還包括為獲得或使用低碳技術、工藝和產品而進行的外國直接投資”。

(二)低碳外國投資的類型和特點

低碳外國投資從形式上講包括采用低碳工序和提供低碳產品與服務兩種類型。采用低碳工序是從產品制造的角度而言,它要求跨國公司的投資以減少關溫室氣體排放量為前提,通過采用低碳工序,實現跨國公司及其全球價值鏈上相關公司業務的升級。提供低碳產品和服務則是從產品使用視角展開,其中低碳產品包括電動汽車、“節能”電子產品和一體化的公交運輸系統等;低碳服務包括提供技術解決方案,重新設計當地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過程等。

傳統海外投資理論認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動機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低碳外國投資關注的焦點,則是跨國公司進行外國投資應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為投資動機。這是新時期跨國公司重塑全球戰略定位應關注的核心問題。

(三)低碳外國投資的意義

新世紀低碳經濟的興起向跨國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戰,這不僅因為跨國公司在廣泛的國際業務中排放了大量的溫室氣體,還因為它們最有能力創造和傳播技術,且最有條件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供需要的資金。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全球的共同需要,跨國公司面臨的已經不是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否應采取行動的爭論,而應是采取多少行動以及采取何種行動的問題。跨國公司在重構全球戰略定位時應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宗旨,采用低碳工序在全球價值鏈進行產品制造,并向消費者提供低碳產品和服務以實現公司業務升級,最終實現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低碳外國投資的影響因素分析

當前,基于緩解全球氣候變化的新型投資政策正日益對跨國投資活動產生直接影響。雖然跨國公司可以通過改進業務流程供應更清潔的產品和服務,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跨國公司的低碳投資有助于其生產能力及出口競爭力的擴張和升級,幫助其過渡到低碳經濟。但是,此種投資也面臨著經濟和社會雙重風險,對跨國公司進行低碳投資活動形成了一定的影響。

(一)低碳外國投資的驅動因素

驅動因素是指跨國公司對外國低碳項目進行投資時所考慮到的諸如母國政策、公共輿論和股東實力等具有推動低碳外國投資作用的因素。其中許多驅動因素影響到所有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但有些因素只與氣候變化有關。例如:利用可再生能源實現農村電氣化的對外投資促進措施;促進建立相關技術能力并進行國際推廣的政策;促使政府更多地披露氣候變化風險的政策等。

(二)低碳外國投資的地域因素

地域決定因素是在跨國公司進行低碳外國投資過程中起拉動作用的因素,其主要從地理空間層面影響跨國公司具體投資地域的選擇。除了外國投資的一般決定因素(例如市場規模和發展、原材料的獲取、不同的競爭優勢或熟練勞動力的使用)外,有些因素只與氣候變化有關,例如:有針對性的政策框架和商業便利;建立或界定市場(電力、運輸、建筑和工業部門)以刺激對新的低碳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特定國家的低碳技術等。

三、我國應對低碳跨國投資的策略

(一)基于驅動因素視角的吸引外資策略

母國政策是影響跨國公司開展低碳外國投資的最有力驅動因素,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我國政府若從中國實際出發,為跨國公司低碳外國投資提供一定的政策保證無疑將產生劃時代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轉向低碳經濟時最大的難點,是資金短缺與技術開發推廣,而吸引外資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最佳選擇。低碳海外投資不但有助于改進生產工序,并促進新技術、新行業的出現,也可能導致國內公司被擠出市場、產生技術依賴、基本貨物和服務成本提高以及有關的社會后果。

中國政府在制定是否應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低碳外國投資戰略時,應從經濟增長和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權衡低碳外國投資的利弊,力求實現低碳外國投資效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一方面,可以制訂有利的政策支持,諸如制訂有利的東道國政策框架、將“可再生能源及相關產品和技術、節省燃料或使用替代燃料的運輸方式以及新建筑材料”納入傳統政策框架范圍、推行“綠色發展銀行”以及提供低碳投資擔保和信貸風險擔保等;另一方面,通過建立具體制度以確保低碳外國投資的順利實施。主要措施有扶持推廣清潔技術、統一公司溫室氣體排放披露做法、建立若干國際低碳技術援助中心等。2006年中國與歐盟建立了以技術合作和企業參與為重點的積極務實的氣候變化伙伴關系,這些合作包括的內容主要有交換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政策和法規、信息與經驗、合作研究與技術開發和示范、技術轉讓、私營部門的參與、人員交流與培訓以及公眾參與活動等,這種做法在目前的條件下尤其值得效仿。

(二)基于地域因素的對外投資策略

據估計,2009年低碳外國直接投資僅在替代/可再生發電、回收利用以及環境技術產品(如風輪機、太陽能電池板和生物燃料)制造三個行業投資流量就達900億美元,這些行業將成為低碳外國投資初始階段的核心業務。

根據鄧寧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我國在對外國直接投資吸引力增強的同時,已經具備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和能力。下表是近三年我國海外投資〔包括外商在華直接投資(IFDI)與對外直接投資(OFDI)〕行業分布統計表。

從上表可以發現,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在交通運輸和電力煤氣水供應方面有不斷增強的趨勢,而在制造和建筑業投資變化不大。相反我國企業對采礦業(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從2007年的40.6億美元增長到2009年的133.4億美元,增幅達228.57%,年均增長速度為76.19%。對于交通運輸業,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呈現穩步上升趨勢,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下降趨勢明顯,從2007年的40.7億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20.7億美元,降幅達48.14%。究其原因,這主要歸功集系統集成、多技術類型和成本三大優勢為一體的高鐵行業的大力發展。

低碳外國投資給我國企業開展海外投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從區域決定因素來看,今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進行海外投資過程中,要將低碳外國投資投向緩解潛力高的“排放部門”,對電力、工業(包括制造業以及石油和天然氣)、運輸、建筑、廢物管理、森林和農業等排放溫室氣體部門的預計排放量、緩解潛力以及成本進行評估,提前布局低碳外國投資行業,將是我國跨國公司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最有效方式。

本文對低碳外國投資的涵義進行了探討,結合低碳外國投資的影響因素,從驅動因素和地域決定因素提出了我國跨國企業進行全球戰略定位的重構思路。認為低碳外國投資必將成為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在制訂發展戰略時的核心內容和必然選擇,原因不僅體現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為大勢所趨,而且還因為跨國公司作為擁有雄厚知識和尖端技術,業務遍及全球的企業,在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有能力,也有義務扮演主要角色。

參考文獻:

①王軍,國際貿易視角下的低碳經濟,世界經濟,2010(11)

②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10世界投資報告,2010

③Hufbauer, G. C., Charnovitz, S., Kim, J. GlobalWarmingand theWorld Trading System.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 tionalEconomics,2009.

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3篇

國際直接投資又稱為外商直接投資、外國直接投資或對外直接投資。我國把吸收和利用的國際直接投資稱之為外商直接投資,是因為我國吸收利用的國際直接投資不僅來源于一些國家,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我國的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

二、遼寧省對外開放與經濟增長的現狀分析

遼寧省引進外商直接投資(FDI)值雖在個別年份有所下降,但總體上不斷增加。從1990年的2.48億美元到2014年的274.2億美元,增長近110倍,平均增長率為21.66%。(如表1)

三、FDI對遼寧經濟增長影響的定量分析

根據表1的數據繪制出遼寧省歷年地區生產總值和FDI的序列表可以明顯看出,1990~2014年間遼寧省的地區生產總值和FDI的增長趨勢基本一致。由地區生產總值和FDI的散點圖也可以看出數據大體呈線形分布,說明地區生產總值和FDI存在線形關系。因此本文決定用時間序列線形模型來研究FDI對遼寧省增長的影響。

以GDP為因變量,以FDI為解釋變量,建立簡單的一元線形模型:

經濟學涵義為:第t年要素投入與第t年經濟總量之間滿足一元線形關系;b表示要素投入的報酬率,即投入每增長1%時產出的增長率;a作為常數項,表示除之外其他所有要素投入的影響,表示隨機誤差項。

使用1990~2014年的統計數據(見表1),利用Eviews5.0軟件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結果如下:

模型(1)的回歸方程為:

這說明遼寧FDI和GDP有明顯的線形相關關系,FDI的增長對GDP的增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即FDI每增長1億元人民幣,遼寧省的國內生產總值就會增長14.351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FDI的流入對遼寧省經濟總量的增長產生了較大的正面作用。

四、遼寧進一步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政府層面的對策建議

投資環境是外商投資決策中極其關鍵的影響因素,投資環境的好壞決定了東道國與外商投資相對的競爭地位,東道國較高標準的投資環境會增強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雖然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遼寧吸引外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遼寧的投資環境與廣東、上海相比,差距還很大,有待進一步完善。為了進一步改善遼寧的投資環境,應該同時加強硬環境和軟環境的建設。

(二)企業層面的對策建議

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貴州;投資;優勢

一、投資環境的基本概念及相關理論

投資環境,國外的文獻中一般稱為投資氣候(investment climate)或商業環境(business environment),其研究內容往往是和跨國直接投資所面臨的環境相聯系的。投資環境的具體概念,學術界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定義,近年來,隨著改善投資環境實踐的發展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國內不少學者給出了投資環境的定義。其一,進行投資活動所涉及到的各種條件,其中既有自然方向的,又有社會力方面的;既有物質方面的,又有政策方面的;既有技術方面的,又有管理方而的。其二,投資對象所處的自然的、技術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各種條件的總稱。其三,環境是影響外資投入動因及影響投資全過程諸因素的總體。其四,所謂投資環境就是特定國家通過一定的法律體制和規定所體現的對外國投資的一般態度(積極的或消極的),特別是指對外國投資考期待的利益和可能給予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尤其是進入60年代以后,隨著各國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西方經濟學界對對外直接投資這一領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并進行了理論上的大量探討和研究,形成了許多觀點各異的理論。這些理論一般統稱為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或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有時又因為其涉及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而被稱為直接投資理論。第一,壟斷優勢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是最早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獨立理論,它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初,在這以前基本上沒有獨立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第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農提出的,這一理論既可以用來解釋產品的國際貿易問題,也可以用來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第三,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國際生產綜合理論,是70年代由英國著名跨國公司專家、里丁大學國際投資和國際企業教授鄧寧提出的。這一理論目前已成為世界上在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研究領域中最有影響的理論,并廣泛被用來分析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和優勢。

二、貴州省投資環境優勢分析

(一)貴州省利用外資概況

從1978年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外商在中國的投資一直呈強勁增長的態勢。但是,貴州省作為西部大開發的省之一,一直以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勢卻不是很好。貴州省實際利用外資的數額總體呈穩步增長的趨勢,但是也具有波動性的特征。貴州省利用外資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1980-1984年為起步階段,實際利用外資的規模幾乎為零,主要原因是我國剛剛實行改革開發的政策,國家對外商實施的很多優惠政策都是針對于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特區,而貴州又是西部的落后地區,所以貴州吸引的外資幾乎為零;1985-1993年為緩慢增長階段,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外商對貴州逐漸了解,但受到地理條件等因素的制約,外商對貴州投資的規模仍然不大;1994-2004年為穩步增長的階段,利用外資在數量上有了顯著的提高,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但1999年、2007年,由于金融危機以及世界經濟的不景氣等多方面的影響,貴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外貸款的數量出現波動的現象。

(二)土地和礦產資源優勢

從貴州省目前的現狀來看,貴州省的優勢在于它有豐富的礦產資源,這是其他省份所無法比擬的。貴州省探明儲量的礦藏在全國居首位的有汞、重晶石、化肥用硅石、光學水晶;名列第二的有磷、鋁土礦、鉛土礦、稀土、碘、建筑用方解石、錳、銻、水泥配料等。還有其他多種礦藏量名列全國前列。如此豐富的礦產蘊藏量,說明貴州省可以開發的前景是很寬廣的,需要的是用資金來進行合理啟動。除地下礦藏豐富外,貴州的山地資源更是豐富。由于復雜多樣的氣候、植被、土壤類型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優越的自然條件,適宜各種亞熱帶、涼亞熱帶、暖溫帶、溫帶動植物生長。其中,油桐、五倍子產量居全國第二,生漆居全國第三,烏柏居全國第四。貴州省又是全國四大中藥材產區之一,藥用植物數量居全國第四。

(三)水能資源優勢

貴州省水能資源豐富,水能蘊藏量為1874147億千瓦時,已開發的僅占可開發的14%,這說明貴州省還有巨大的水能資源尚待開發。貴州省的水能、煤炭資源儲量大,其中經濟可開發水源達1640萬千瓦,煤炭儲量是江南九省區之和。據了解,烏江一年的水流量接近黃河總量有800萬千瓦,相當于半個三峽,但目前開發投資卻比三峽少得多。南北盤江、紅水河和都柳江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為446億立方米約占全省總量的37%。國家把貴州省列為“西電東送”的重點省份后,貴州省與廣東等沿海發達城市的合作就在不斷地推進中。

(四)旅游資源優勢

貴州省是全國旅游資源最豐富的省份之一,旅游資源種類多、分布廣、品位高,是名副其實的天然公園。貴州省旅游資源得天獨厚,有黃果樹瀑布等12個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梵凈山等7個國家自然保護區、11個國家森林公園和4個國家地質公園、2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19個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加上春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是天然的避暑勝地。目前貴州省政府正在加大貴州城市文明建設的步伐,“三創一辦”也正在如火如荼的開展。這些都為貴州省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保障。

參考文獻:

1、投資百詞解[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

2、濟大辭典財政卷[M].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

3、姚梅鎮.國際投資法[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外國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5篇

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模可以加大,生產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2.處理好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關系。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分析表明,一體化后的市場將成為有實力的跨國公司角逐的場所,其第一階段的投資將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階段的投資則是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和加強對市場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購當地企業便成為其迅速占領市場的最有效的手段。面臨外國跨國公司的競爭,我們在不同的產業市場結構中應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具體而言,在規模經濟較顯著的行業,如汽車、化工、金融、民用飛機等部門,在收入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如電子通訊、計算機、藥品等部門,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較高,企業兼并的國際化傾向也明顯,因而應鼓勵國內企業實現并購,形成產業組織的集中化,以大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而在規模經濟不明顯、生產處于成熟階段、生產技術已標準化、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的部門,如紡織、服裝等,應以鼓勵競爭為主,制定較嚴格的反壟斷管制,這種按產業結構的差異制定壟斷管制的雙重標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都采用的方法。

3.處理好具有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培養與跨國公司一體化經營的關系。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經營的戰略下,中國既要發揮簡單勞動力豐富低廉的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要發揮中國優秀人才的競爭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既要有生產加工中心,也要有技術中心。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要保護本國有競爭力的要素在本國有就業機會,有獲取高工資的機會,要力爭讓跨國公司的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具有核心創造力的研發活動在中國展開,如法國在藥品生產行業就規定在當地建立研究與開發機構是外國投資進入法國市場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跨國公司,只要能對中國關鍵的核心生產要素付高額報酬,都應受到鼓勵,這是從根本上獲取關鍵產業的自我發展能力,關鍵要素與技術的持續供給能力,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具有“獨立于一體化經濟中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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