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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研究背景范文第1篇

關鍵詞：工作復雜性；悖論式領導；角色混淆；領導有效性

一、 前言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快，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體制處于由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即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對于轉型經濟時期的我國企業而言，其所面臨的經營環境也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化。由于企業與環境之間是互動關系，所以伴隨著社會經濟復雜性提高，企業組織的行為與狀態也變得愈加復雜起來，企業的多樣性、相互關聯性、模糊性、流動性等特征不斷增強，給企業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即企業管理的各個方面需要進行適應性的轉變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以此提高組織有效性。如何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下實現企業組織架構、領導體制的順利轉型和有效變革，獲得生存、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合適有效的領導方式和領導者的選擇，成為組織發展面臨的重要議題。

作為研究領導或管理效率的嶄新視角，悖論被內置于組織生活當中，處在復雜環境中的領導要提高自身的適應力，必然要與環境之間產生交互，不同于以往簡單的機械環境，現在的環境有機多變，甚至環境中各要素相互對立，所以要適應復雜的環境，領導者就需要學會如何應對復雜環境中彼此相悖的要求，悖論式領導也就隨之產生。悖論式領導是統籌整個組織系統、在系統內部建立各種聯系以實現更具有創造性及適應性的一種有效方式，在這些領導者身上顯現的是組織系統思考、行為多樣性的表象方式，在領導方式上體現的共同特征就是“悖論”。

學者最初對領導這一問題進行研究時，領導者被視為提供幫助的一個來源，他們幫助我們度過難關，獲得新發現，展現出未來的美好愿景。在當前日新月異的世界上，對優秀領導的理解比以往更加至關重要。隨著環境的日益復雜，傳統領導模式的不適性逐漸顯現，悖論式領導能否有效應對復雜環境的負向影響，成為領導理論以及組織行為學研究的熱點問題。

二、 理論假設

1. 工作復雜性的負向影響。傳統的工作特征理論雖然提出了技能多樣性、任務同一性、任務重要性、自主性和反饋（Hackman & Oldman，1974），這一理論仍然是建立在泰勒制的基礎上，強調勞動分工、專業化與標準化（Hirschhorn，1984）。隨著現代管理理論的發展，各分工之間的界限正逐漸被打破，很難對各項工作，尤其是領導者的工作進行準確定義，也就是說領導的工作正變得日益復雜。這種復雜性主要體現在知識信息的爆發，及組織虛擬化的加速，不斷挑戰著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圍。本文所說工作復雜型，不同于簡單的技能多樣性，涉及到行為主體的心智過程，包括問題解決、應用判斷力、技術知識的使用等（Perrow，1967；Van de Ven & Delbecq，1974），指的是由工作邊界模糊、目標不明確等所形成的復雜性。對領導者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單一行業、單一領域中線形的管理視角，更多需要領導者跨行業、跨團隊，甚至采取全球化的全局網狀思維模式。隨著復雜性的增強，領導者往往需要同時滿足多重目標，這使得其對問題求解方法的探索遠比傳統企業中復雜的多，對于領導者自身的要求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Schmenner，1988），也就是說如果領導者無法跟上時代進步的步伐，工作的復雜性無疑會降低他們的行為有效性。因此，本文假設：

假設1b：領導者工作的復雜性對領導有效性產生消極作用。

2. 悖論式領導的應對假設。悖論式行為的關鍵在于整合復雜性，能夠并愿意在某一問題上承認相互矛盾觀點存在的合法性，也就是說，允許認知上的分化。并且在分化的基礎上，可以建立各個視角觀點間的聯系，也就是說，具備概念整合的能力（Suedfeld，Tetlock & Streufert，1992；Tadmor，Tetlock & Peng，2009；Tetlock et al.，1993）。認知上的分化需要辯證的邏輯推理能力（Tetlock，Armor & Peterson，1994），概念整合需要綜合推理來解釋為什么理智的人對待同一件事件會各有不同并且指出如何平衡價值觀和觀點之間的沖突（Tetlock et al.，1994）。也就是說悖論式的行為本身就需要具備處理復雜性的能力。在此基礎上，具有綜合復雜性特質的領導能夠接受相異的觀點，對相互矛盾的信息持開放性的態度（Tatlock et al.，1993；Wong，Ormiston & Tetlock，2011）。悖論式領導對諸如價值沖突、責任不一致等外部信息尤其敏感（Tadmor，Galinsky & Maddux，2012），并且可以更好地應對來自各方的矛盾需求。悖論式領導關系全局，而非單一的個別因素（Choi，Koo & Choi，2007）。這一認知能力可以極大地提升領導行為的有效性（Lee，2000）。系統思考的領導者可以真實地認識到矛盾各方（Choi & Nisbett，2000），通過系統思考，領導者坦誠接受產生悖論的各方矛盾，并在整體系統中將各要素進行聯系，形成綜合體，探求動態共存的可能性。可見，悖論式領導可有效應對外在的復雜性。

假設2：悖論式領導調節了工作復雜性與領導有效性之間的關系，即緩解了工作復雜性的負向作用。

3. 工作混淆的中介作用。傳統的組織理論中，個體習慣了穩定的命令鏈模式（Davis，1951），其工作動力來源于集體統一的共同目標。這一傳統方式保證了組織的系統性，確保個體按照任務要求分配自己的資源。但是，現在的復雜矛盾環境使得穩定性假設不再存在，多樣化、復雜化的工作需求使得個體不再可能僅僅承擔單一角色。對于領導者而言，其所處環境更為復雜，所承擔的各種角色之間可能會產生混淆。根據傳統的組織理論，正式結構中每一個崗位都有一系定的職責要求，如果個體對自身的職責不明確，對其工作目標不清晰，也就是由于缺乏崗位工作所需的必要信息而出現了角色混淆的狀況，個體會對自身的角色產生焦慮，甚至扭曲現實，其行為結果會為了緩解壓力作出回避行為或防御行為，最終直接降低行為有效性。

假設3：領導者的角色混淆中介了工作復雜性對領導有效性的消極作用。

從復雜性視角出發，根據行為復雜性和必要多樣性界定領導，行為復雜性的概念考慮到領導可以與必要多樣性（Ashby，1952）的思想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界定。在有能力扮演多重角色、擁有多種行為限制組織或環境提供的必要多樣性的情況下，行為復雜性和必要多樣性提供了高效領導的簡單概念。如果悖論存在于環境當中，最終也會體現在行為方面，因此，擁有多重角色、素質技巧和行為能力的領導者會很好地適應并對復雜甚至模糊和不確定的組織和環境條件作出反應。可見，悖論式領導在面對多重身份角色時，有能力駕馭并扮演好多重角色要求。所以，本文假設悖論式領導對復雜矛盾環境的緩沖作用，經由領導者自身定位的清晰性的中介，進而發揮作用。

假設4：角色混淆中介了悖論式領導對工作復雜性所起消極影響的調節作用，即悖論式領導對工作復雜性的調節，通過角色混淆對領導有效性發揮作用。

三、 樣本來源

本研究選擇江蘇企業進行調研。調查地區包括蘇南地區的南京、蘇州、無錫、鎮江和蘇北地區的揚州、南通，調研對象為這些企業中的中層領導者，調研企業來源于這些地區的經濟開發區。調查過程中，調查者與這些開發區的管委會取得聯系，在相關人員的陪同下深入企業進行調查，所有問卷采取現場發放、現場回收的方式。對領導者自評問卷方法350份問卷，剔除未回收問卷以及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312份；對這312位領導者之間下屬發放問卷，共發放936份員工測評問卷，最終形成對261位領導者的完整評價。最后，通過對這261位領導者的上級領導進行調查，得到237份有效的評價問卷。

四、 實證分析

1. 相關分析。表1列示出本研究所涉及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以及各變量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就悖論式領導與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而言，悖論式領導與工作多樣性（r=0.354，p

2. 假設檢驗。本文采用IBM SPSS20.0軟件中的線性回歸來對本研究中的直接效應進行檢驗和分析。遵循Ghiselli等（1981）的觀點，若數據偏度（Skew）小于2、峰度（Kurtosis）小于5，即可以對數據進行判定，認為其服從正態分布。因而，本文利用IBM SPSS20.0軟件對數據的偏度和峰度進行分析測試，測試的結果顯示本文的數據通過了偏度和峰度檢驗，可以繼續開展研究，本研究運用層級回歸法對假設進行驗證，結果見表2。

本研究的直接效應是領導者的工作復雜性對領導有效性的影響，模型1將工作年限、教育程度、跳槽次數、收入水平、職位這5個控制變量引入。模型2放入自變量，工作復雜性（β=-0.35，p

五、 結論與展望

隨著變革節奏的加快，復雜性日益加強。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組織看似在正常運行，但是很難順利擺脫外界環境條件的約束，而是在封閉的狀態下仍然維持原來的狀態。面對快速的變革和不斷提升的復雜性，未來的管理者必須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不斷提高自身技巧和能力以便處理持續增長的混亂局勢和紛繁復雜的態勢。本研究旨在探討組織復雜性及與之相關的領導有效性之間的關系，提出悖論式領導在復雜環境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將能在復雜多變、充滿矛盾或悖論的環境中形成悖論式思維，采取積極行為的領導者稱為悖論式領導，也就是說，與那些效率低下的對手比較而言，悖論式領導者更能夠運用各種各樣的矛盾、悖論，發揮矛盾、悖論在組織發展、角色扮演等方面的能力。

本文雖然證實了悖論式領導在復雜環境中的積極作用，但悖論式領導對環境的處理機制仍沒有被清晰的認識。悖論式領導采用什么樣的機制和方式整合組織成員的適應，以實現組織對環境的適應性等問題仍需要結合理論與實證進行深入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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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項目號：71272103）。

盈利能力研究背景范文第2篇

【關鍵詞】轉型升級；民營企業；戰略性創新能力；演化

1.引言

就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現狀而言，提升創新能力從而實現轉型升級是其持續成長的關鍵。現有創新能力的理論和實踐更多關注創新能力本身，卻忽視了創新能力與企業戰略之間的動態匹配。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只有與企業戰略動態匹配的創新能力――戰略性創新能力――才能幫助民營企業獲取競爭優勢，從而實現持續成長。

戰略性創新能力與創新能力戰略不同，它不僅僅是一項戰略，而是強調通過戰略與創新能力之間的動態匹配實現相互促進。本研究以吉利集團為例，通過半結構化訪談等方法收集戰略和創新能力的數據，以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和歸納其戰略性創新能力的演化過程，從而為民營企業創新能力培育和創新實踐提供參考。

2.文獻綜述

創新能力的概念由Burns和Stalker（1961）首次提出，表示組織成功采納或實施新思想、新工藝以及新產品的能力[1]。經過近50年的發展，創新能力理論體系已較為完善。現有創新能力的研究主要關注創新能力的界定、測量、影響因素及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等（可參見文獻[2][3][4][5]）。然而Lawson和Samson（2001）指出沒有戰略的創新，創新能力和創新成功是不可能的，因為戰略和創新能力有著密切的聯系。

戰略性創新能力來源于戰略管理領域和創新能力領域的交叉與整合，因為戰略管理和創新能力不僅有著共同的目標而且相互促進。首先，企業的戰略行動是為了獲取競爭優勢和創造財富[6]，這點與創新實踐相同；其次，創新能力是戰略管理所聚焦的競爭優勢和績效的來源之一，同時競爭優勢和績效又是未來創新的基礎[7]，因為一個成功的創新需要戰略導向的確定[8]，并且企業通過戰略管理獲取競爭優勢可以有更多資源提升創新能力。根據創新能力的相關研究以及Irland和Hitt等對戰略性創業的研究（可參見文獻[9][10][11]），戰略性創新能力是指通過達成創新要素之間以及創新與戰略之間的動態匹配獲取競爭優勢和創造財富從而實現企業持續成長的能力。

創新和戰略管理的核心都是創造財富，創新和戰略管理的不同之處在于創新聚焦于知識創造，但是將知識轉化為競爭優勢的能力不足；戰略管理聚焦于構建和維系競爭優勢[11]，而不善于創造知識。戰略性創新能力是創新能力和戰略管理的整合和集成，因此戰略性創新能力是一個包括知識創造能力和優勢搜尋能力的二維結構。

知識創造能力以更加動態的視角認識知識，強調企業成員整合和交換信息、知識和主意以獲得和形成新知識并感知到價值的能力[12][13]。現有研究對知識創造能力的評價一般從研發投入、發明專利授權、科研論文和科技投入產出比四個方面進行。知識創造能力的影響因素較多，Smith等認為有三種組織資源會影響知識創造能力：知識貯存、自我網絡和組織氣氛，并且知識創造能力會影響新產品和服務引入的水平[13]。田晉則認為員工個人的知識、技能和能力水平，員工動機和關鍵員工的保持能力是影響企業知識創造能力的三個主要的勞動力特征，所以可以通過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的制定和實施提高企業的知識創造能力[14]。

優勢搜尋能力是與戰略管理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為Venkataraman和Sarasvathy（2001）指出戰略管理來源于創造事物的優勢如何被建立和維系，其核心是構建競爭優勢[11]。戰略管理是一個特定情景下的過程，包括企業創造財富需要的承諾、決策和行動。戰略行動是一種路徑，一個概念或主意通過它從發明階段到競爭領域的市場定位，從而幫助企業在特定環境下建立和利用競爭優勢。因此優勢搜尋能力對財富創造和競爭優勢獲取是必要的[15]，是戰略性創新能力的目標。知識創造能力幫助企業創造知識，優勢搜尋能力幫助企業應用、共享和擴散知識以獲取競爭優勢，因此兩者對于戰略性創新能力而言都不可或缺。

3.案例研究

3.1 吉利簡介

1986年11月，吉利在浙江臺州成立。1997年，吉利進入汽車領域，是中國第一家民營企業車企業，現已成長為中國汽車行業的十強企業。2003年集團總部遷到杭州，在浙江臨海、寧波、路橋、上海、蘭州、湘潭、成都和濟南建有八個汽車整車和動力總成制造基地。2010年，在成功收購沃爾沃之后，吉利成為中國第一家跨國汽車企業。吉利現有自由艦、金剛、遠景、熊貓、上海華普和中國龍等10余個系列30多個品種的整車產品，并擁有1.0L-1.8L全系列發動機及相匹配的手動與自動變速器。吉利現在已經擁有40萬輛整車、40萬臺發動機、40萬臺變速器的生產能力，資產總值超過200億元。

3.2 吉利戰略性創新能力的演化過程

吉利現在是一個以汽車及零部件為主營業務的企業，而吉利1997年才進入汽車領域，因此本研究的時間跨度為1997年至今。吉利的創新分為三個階段：成本領先階段、質量提升階段和全面創新階段。不同創新階段的內容、焦點、特征和戰略不同，創新能力也不同，呈現為一個與戰略匹配的動態演化過程，即戰略性創新能力。

（1）成本領先階段（1997年～2003年）。1997年，吉利進入汽車產業，成為中國第一家民營汽車企業。1998年，第一輛汽車下線。吉利此時的主要目標是“造老百姓買得起的汽車”，為汽車進入老百姓家庭做出貢獻。李書福當時挖來了三位汽車廠的工程師專門從事汽車開發工作，開發工作的主要任務也就是把奔馳轎車“拆散、研究、模仿和組裝”形成吉利汽車。吉利此時還沒有進行原始創新的能力，并且剛剛進入汽車市場，其主要目標是打開汽車市場。因此，該時期吉利模仿創新的主要任務是就是降低成本，并且最終實現了以比當時國內經濟型轎車價格低20-30%的價格進入市場。隨著吉利汽車市場擁有量的增長，來自供應商和市場等多方的不利因素逐漸增多，吉利被迫自己去開發汽車的零部件。研發團隊在短短幾個月時間里，就開發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479Q發動機，并且在成本上比原來的價格便宜50%。該階段，吉利擁有較強的優勢搜尋能力，一直在價格方面擁有競爭對手無法比擬的優勢，從而逐步開拓出屬于自己的市場。同時吉利只擁有對少數汽車零部件的技術創新能力，大部分產品以模仿創新為主，但是這適應了當時的戰略需要。因此該階段吉利的戰略性創新能力是以優勢搜尋能力為主，知識創造能力為輔。

（2）質量提升階段（2004年～2005年）。2003年下半年開始的宏觀調控，使汽車行業特別是轎車行業市場大幅回落。吉利以此為契機迅速進行戰略調整，從關心低價格轉向關注高質量，通過提高汽車質量使自己的市場份額穩中有增。吉利此時的主要目標是“造老百姓買得起的好車”，因此創新的主要任務是集中一切力量有效提升產品的質量。在質量提升戰略的指導下，吉利取消了部分建設項目、集中精力進行內部流程再造和信息化建設，對寧波等生產基地實施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從而使得制造工藝水平和現場管理水平達到國內一流水準，實施精致工程和用戶滿意工程以提升產品的內在質量和用戶的感知質量。吉利的快速發展使其有較為充裕的資源投入到創新中去，其知識創造能力大大提升，如整車生產中能提高車身剛度的整體側圍技術以及能提高焊接自動化程度和工藝質量的機械手的應用。吉利的質量提升戰略使其在2005年以55.37億元的品牌價值躋身“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前百強。此時吉利在繼續引進和應用先進的生產技術的同時擁有了較多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產品，但是盡管吉利汽車的質量有較大提升，相比許多汽車企業仍處于劣勢。因此該階段吉利的戰略性創新能力是以知識創造能力為主，優勢搜尋能力為輔。

（3）全面創新階段（2006年至今）。在轉型升級背景下，吉利從2006年開始實施全面創新管理，在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技術創新方面，消化吸收國際成熟技術和公開技術的基礎上進行二次創新，并依靠自身力量快速開發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產品和技術；在管理創新方面，吸收優秀的管理思想，進行內部流程再造和內部市場化的嘗試；在制度創新方面，建立了完善的考核、激勵和發展機制；在文化創新方面，確立了“人性化神經管理、軍事化高效執行”的企業文化建設方向，豐富了吉利精神的內涵；在品牌創新方面，推出了全新的營銷理念和服務理念；在采購創新方面，提出采購國產化的思路，推動了國內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在人力資源開發創新方面，創辦浙江汽車工程學院、開辦吉利大講堂、成立職工技能鑒定站和組建吉利培訓中心，從而建立起適合不同員工的培訓體系和快速成長體系。所有這些創新的目標是激勵員工“造最安全、最環保、最節能的好車”，這也符合低碳經濟和轉型升級的要求。此階段，吉利在知識創造能力得到快速提升，擁有了BMBS爆胎安全防護系統、vvt-i發動機、多種型號自動變速器等零部件和多款整車的完全知識產權。同時吉利創造出“3+3”滾動訂單管理辦法，降低了企業的資金占用，提高了對市場的快速反應能力；在優勢搜尋能力方面：吉利建立的創新平臺能為獲取新的競爭優勢服務；吉利汽車零部件、生產設備和流水線等的國產化降低了材料成本，大大提高了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吉利從獨立創新轉向與上下游企業形成戰略聯盟，從而提升了供應鏈的競爭優勢，最終能獲取品牌的競爭優勢；吉利的人才開發體系促進了員工快速成長，為保持和繼續獲取競爭優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該階段吉利的戰略性創新能力實現了知識創造能力和優勢搜尋能力雙核驅動。

4.結論及啟示

案例研究的結果有兩點啟示：（1）民營企業創新能力的培育是一個過程，因此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的培育不能一蹴而就；（2）無論民營企業處于何種發展階段，其創新能力必須與其戰略想匹配。

當然，本研究只選取了吉利集團一家民營企業進行案例研究，研究結論的概化效度值得進一步研究。因此，作者將選取更多的案例對創新能力的演化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以提高本研究結論的信度和效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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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研究背景范文第3篇

（武漢體育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9）

摘 要：“挑戰杯”課外科技競賽有著正常教學無法起到的獨特教育效果，對大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起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在提高教學水平過程中具備積極推動功能。研究結果顯示，“挑戰杯”課外科技競賽對大學生創新能力形成中受團隊合作、知識靈活運用能力、團隊創新影響，相應的，大學生創新素質培養可以通過團隊建設、創新意識、導師隊伍的建設和搭建創新平臺幾個方面來培養塑造。

關鍵詞 ：“挑戰杯”科技競賽；創新能力；創新意識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9．007

收稿日期：2015－02－27

0 引言

“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科技作品競賽是一項全國性的競賽活動，被譽為中國大學生學術科技“奧林匹克”，是目前國內大學生最關注最熱門的全國性競賽，也是全國最具代表性、權威性、示范性、導向性的大學生競賽。

在創新教育背景下，各高校紛紛參加全國各類“挑戰杯”競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武漢體育學院多年來非常重視“挑戰杯”競賽，曾獲得全國2項銅獎，省級獎項20多項。多年來，筆者指導了多批大學生參加“挑戰杯”競賽，2010年指導的學生在第七屆“挑戰杯”一汽—大眾中國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獲得銅獎，湖北省第七屆“挑戰杯”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獲得銀獎，在取得令人可喜的比賽成績的同時，也培育了一批勇于實踐、大膽創新、追求卓越的優秀學生，從中也獲得了不少的經驗和體會。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獻研究法了解“挑戰杯”課外科技競賽發展歷程，通過問卷調查、數據統計法對“挑戰杯”課外科技競賽參賽選手與未參賽選手在比賽中創新能力的表現進行對比分析，探究科技競賽與大學生創新能力的相關關系，從分析結果中做可能的原因探討，并提出有價值的策略。

1．2 研究對象

擬以武漢體育學院參與“挑戰杯”課外科技競賽選手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比較參賽選手與未參賽選手在比賽中創新能力的表現，借助現有的研究資料，并調查和采訪，探究體育院校大學生創新競賽與創新能力形成的相關關系，在此結論基礎上，提出有效的措施和建議，對體育院校開展創新教育，培養創新人才，為我國體育事業創新教育貢獻綿薄之力。

1．3 研究工具

采用SPSS14．0中文版統計分析軟件對問卷調查得出的數據進行分析，主要對問卷中涉及的7個因子進行因子分析，首先通過 KMO統計量和Bartlett球形檢驗值確定7個因子適合做因子分析，通過因子載荷和共同性數據分析得出三個因素大致對以上7個因子解釋，得出相關研究結論。

2 數據分析與結果

2．1 確立指標體系

運用多元統計學中的因子分析法，對以下7個變量進行分析，指標如下：X1：團隊成員有效溝通；X2：團隊之間的分工合作；X3：老師交流指導；X4：選題新穎恰當;X5：選題具備現實針對性；X6：收集整理資料；X7：運用所學知識

2．2 數據因子分析

將調研回收的問卷數據進行整理，并且將有效的數據輸入計算機，使用SPSS14．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2．1 檢查數據是否適合做因子分析

一般KMO的值越大越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根據相關學者的觀點KMO在0．6以上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次問卷調查數據的KMO數值為0．673＞0．6，變量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見表1)。此外，Bartlett球形檢驗結果達到了0．05顯著水平，變量數據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見表2）。

2．2．2 因子載荷和共同性

在上述整體解釋變異量的報表中，有三個成分特征值大于1，表示進行因素分析時所抽出的共同因素的個數為三個，該三個共同因素可以解釋91．982％的變異量（見表3）。提取了前三個公因子后可以計算共同度（見表4）。

提取方法： 主成分分析。從表4中可以看出來，所有的共同度都在79．2％以上，可以知道被提取的公因子對個變量的解釋能力比較強。

2．2．3 因子旋轉

采用最大變異法對成分矩陣進行直交轉軸，轉軸后的成分矩陣如表5所示。

提取方法：主成分旋轉法：具有Kaiser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旋轉在5次迭代后收斂。

從轉軸后的成分矩陣顯示的數據中，可以發現共同的因素一包含了x1、x2、x3三個因子，根據本文之前做的假設，三個因子可以共同用“團隊合作精神”體現，因此因素一的概念名為“團隊合作精神”。由輸出的數據表可以看出，第一公因子在x1、x2、x3三個變量上都有較大的載荷，該因子反映的是團隊成員之間的分工合作、溝通和共同努力，因此被命名為“團隊合作精神”。第二個因子在x6、x7兩個變量上載荷比較大，主要體現參賽者收集整理資料的能力，善于運用所學的知識解決挑戰杯中遇到的相關專業方面的問題，因此該因子命名為“知識靈活運用能力”。第三個因子在x4、x5兩個變量上的載荷比較大，主要是選題結合現實需求，善于從實際出發，選題新穎有意義，體現了團隊創新的意識，因此命名為“團隊創新精神”。這些因子體現的是選所因子的信度系數均在可接受范圍內。

2．4 結果分析

問卷結果顯示受訪者中有 31．58％為隊長，68．42％為隊員。使用SPSS19．0，以特征根大于1、因子負荷大于0．4作為標準，通過反復計算，最終抽取出3個公因子，總解釋方差為91．982％，表明原變量91．982％變異可由所提取的三個公因子來解釋。從上述載荷矩陣可知，變量X1、X2、X3在因子1上的載荷比較大，因子1能代表團隊成員有效溝通、團隊成員的分工合作、老師交流意見這三個變量；變量X6、X7在因子2上的載荷比較大，因子2能代表收集整理資料、運用所學知識這兩個變量；變量X4、X5在因子3上的載荷比較大，因子3能代選題新穎恰當、選題具備現實針對性這兩個變量。

進一步分析，根據各因子所代表變量特征，可以把第一個因子解釋為團隊合作精神，第二個因子解釋為團隊創新精神，第三個因子解釋為知識靈活運用能力，各因子包含的指標及含義如表6。

3 結論及改進建議

根據各種數據的分析與研究結果表明，共可發現三個因子的重要性， 程度依次是團隊協作、知識靈活運用的能力以及團隊創新能力。據此， 高校和高校教師在組織學生參加挑戰杯競賽，培養學生創新能力方面應注意四點。

3．1 重籌備，抓團隊建設

各高校的科技競賽組織者在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挑戰杯”科技競賽的同時，要認真做好前期籌備工作。籌備工作包括隊員的嚴格篩選、實戰演習與訓練、心理素質的培訓等，同時團隊建設也是不可忽視的一點。只有將團結合作的精神高度重視起來，調動、提升學生的積極性，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團隊協作氛圍，才能鑄就一支分工細致而明確、積極進取的精英團隊。

此外，組建參賽團隊時，選擇一位溝通協調能力強，能起到模范帶頭作用并具有一定號召力的學生作為隊長帶領整個團隊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此，才能引領整支團隊一起齊心協力、攻堅克難地走向輝煌。

3．2 環境塑人，改變意識

創新教育就是以人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為基本價值取向的教育。它主要是著重研究并解決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問題。創新教育的重點并不僅僅是在操作層面上搞些小發明、小創造，或者在教學課程中培養一下思維發散能力就可以了。當然，這些基礎的創新教育仍舊是必不可少的，但事實上除了這些操作層面上的問題外，還要考慮培育創新人才的“土壤”是否適宜，即良好的氛圍環境的形成。

環境塑造人，環境對于一個人的影響是巨大的，特別對于正處在成長期的青少年而言，環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因此，高校在正常教學計劃的基礎上，更應該從教育的體制、方法、內容等方面著手進行強化，有計劃地展開創新教育，將教育觀念的轉變和教育思想的創新提升至首位。高校應從課堂入手，從“教學型”向“教學科研型”的發展過渡，采取這樣一系列措施，從根本上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創造和實踐能力，才能真正扛起引導大學生創新發展的旗幟和重擔。

3．3 注引導，重教學創新

對于教師這個職業而言，引導是不可放棄的一份職責。不管是日常的教學工作，還是在學生參與創新行活動的過程中，教師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名合格的教師需要有專業的學術研究能力，需要有創新思維能力和發明創造力，需要有溝通能力和組織管理能力；而一名優秀的教師在具備此類能力的同時，還可以挖掘每一位學生的最大潛能，激發學生的發散性思維，提升學生的創新能力，指引團隊朝著正確的方向前行。從某種角度而言，教師并不僅僅只是一種專業能力卓越的角色，更應該是一個引導、挖掘學生走向成功的伯樂。因此，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優秀的教師團隊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3．4 搭建平臺，實踐出真知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只有不斷的實踐，將理論付諸行動，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實踐能力和意識層面的認識。培養創新能力的關鍵所在，就在于是否有環境、是否有精神支撐學生不斷地進行創新性實踐，在實踐中獲取經驗，在實踐中成長。從這一角度來看，學校為學生提供一些展示自己的平臺就顯得尤為重要了。這并不僅僅指前文所說的在教育思想、教育手段、教育環境上的重視和改善，更特指學校需要花費一些人力、物力、財務，舉辦一些相關的學術講座、專題演講與報告等活動，創建諸如此類的一些在精神上可激勵大學生創新，在行動上可支持大學生繼續探索的平臺，使學生可以充分發揮、展示自己的創新能力。

4 結語

從整個教學環境、教學氛圍上的營造，到教師團隊整體素質的提升，從學生團隊的建設與打造，到展示自我的平臺搭建……可以看到，學生的創新能力的培養與提升并不是單純通過學校、教師或學生自身的努力，就可得以改變的。學生創造力的強弱，將直接影響未來整個社會創造力。只有全面推進各項工作， 從根本上提升、 改善學生的創新能力， 培育出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 才能提升整個社會的創造力。

參考文獻

1 譚榮波，梅曉仁．SPSS統計分析實用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唐立華，張仲風．大學生“挑戰杯”科研活動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廣西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04（1）

3 楊勝剛，喬海曙．“挑戰杯”競賽：研究性學習的重要實現形式［J］．中國大學教學，2005（3）

4 余珊燕，楊棉華﹒以“挑戰杯”為龍頭 深化大學生課外科研活動［J］． 中國高等醫學教育，2002（3）

5 劉龍，宋書中，陳巖．以“挑戰杯”為契機開展大學生科技活動的實踐［J］．理工高教研究，2005（3）

6 張靈，胡桂英． 從“挑戰杯”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活動與高師創新教育［J］．現代企業教育，2007（11）

盈利能力研究背景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上市公司　資本結構　盈利能力

一、文獻綜述及研究背景

(一)文獻綜述　理論界關于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與盈利能力關系的研究，但是迄今為止對兩者的關系尚未達成一致看法。從資本結構理論的預測結果來看，權衡理論認為，盈利能力強的上市公司其財務拮據風險相應較低，因而公司會有較強烈的利用債務合法避稅的動機，在權衡稅負利益和負債成本后，盈利能力強的上市公司會選擇較高的負債比率，即資本結構與盈利能力兩者呈正相關關系。但啄食順序理論認為，公司會優先選擇留存收益作為籌資的資金來源，只在必要的時候才依次考慮債務籌資和股票籌資，因此，盈利能力強的上市公司會安排較低的債務資本，即兩者呈負相關。陸正飛、辛宇(1998)從資本結構主要影響因素的角度進行分析，得出資本結構與盈利能力(銷售凈利率)顯著負相關，且與行業顯著相關的結論；洪錫熙、沈藝峰(2000)采用1995-1997年期間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221家工業類公司數據，分析得出公司負債比例與盈利能力(銷售凈利率)顯著正相關，但與行業類型不相關的結論；王娟、楊鳳林(2002)得出類似的結論，即盈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與資本結構存在正相關關系；于東智(2003)利用1997-2000年在深滬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數據分析后認為，負債比例與公司績效(總資產收益率和銷售凈利率)之間顯著負相關，且與行業水平顯著相關；李寶仁、王振蓉(2003)采用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利用主成分法對影響盈利能力指標(銷售凈利率、銷售毛利率、資產凈利率、凈資產收益率)進行綜合得分評價后，得出公司盈利能力與資本結構成中度負相關的結論。

(二)研究背景在眾多的國內實證研究文獻中，主要集中將公司盈利能力指標作為資本結構的解釋變量之一進行研究，而關注公司資本結構對盈利能力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同時這些研究的結果相互對立，且均未得出怎樣的資本結構可以實現公司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結論。此外，在已有研究中，大多學者只選取了反映盈利能力的個別指標，從而影響了盈利能力的全面性。一是沒有考慮盈利的現金流保障程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現金流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公司的盈利狀況，決定著公司的生存和發展。由于上述這些指標都是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的某個時期的會計利潤進行計算分析的，因而不能反映公司伴隨有現金流入的盈利狀況。二是沒有考慮盈利的持續穩定性。從公司持續經營的角度來看，盈利能力不能僅僅是反映公司某個時期的獲利情況，而且還要能反映公司動態的、連續若干期的盈利狀況變動趨勢及規律。筆者認為，沒有考慮現金保障程度和盈利能力持續穩定性的指標不能真正代表公司的盈利能力。為此，本文試圖在國內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以中國房地產行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為了排除不同行業對分析結果的影響)，采用考慮了現金保障程度和盈利能力持續穩定性的指標來研究盈利能力與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希望能得出一些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與盈利能力相互關系的啟示性結論。本文采用資產負債率來表示公司的資本結構，反映了公司總資產中債務資本所占的比重，盈利能力評價指標的綜合分值采用層次分析方法確定。

二、基于層次分析法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綜合評價模型

(一)層次分析法簡介　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AHP法)是T.L.Saaty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一種實用的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多準則決策方法。層次分析法進行決策分析的最終目的是定量地確定其決策方案中各個元素對于總目標的相對重要性系數，據此來判斷決策方案的優劣。層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驟是：第一步，根據問題的性質和要求提出一個總目標，將目標逐層分解為幾個等級層次，建立系統的遞階層次結構(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第二步，對同一層次的各元素關于上一層次中某一準則的重要性進行兩兩比較并賦予一定的分值，構造兩兩比較判斷矩陣；第三步，針對某一準則，計算各被支配元素的相對權重，并進行一致性檢驗；第四步，計算各層元素對系統目標的合成權重。

(二)盈利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如前所述，盈利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應能夠反映上市公司基于權責發生的獲利能力、基于收付實現的獲利能力和盈利的持續穩定性等三個方面。本文在遵循科學性、全面性、層次性、可操作性原則的基礎上，根據層次分析法的遞階層次結構要求，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造為目標層、準則層、指標層三層結構。其中，目標層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準則層由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上述三個方面構成；指標層為與準則層相對應的單項評價指標，本文共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9項指標，分別用X1～X9表示，見(表1)所示。其中表示盈利持續穩定性的三個增長率指標均取公司連續三年的數據，通過幾何平均法計算得到。可以看出，以上9項指標都屬于正指標，各項指標值越大，說明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好。

(三)兩重比較判斷矩陣的構造　構造判斷矩陣是為了能夠確定下一層元素從上層支配元素分配到的權重，構造時采用的標度值一般是T.L.Saaty提出的1～9標度方法，見(表2)所示。根據九標度法，通過調查表的形式就以上3個準則及9項指標之間的重要性咨詢了有關財務專家，最后綜合大量專家的意見，分別構造出各指標間的比較判斷矩陣。見(表3)、(表4)、(表5)、(表6)所示。

(四)單一準則下元素相對排序權重的計算及其一致性檢驗采用幾何平均法計算元素相對排序權重：先逐行計算判斷矩陣的幾何平均值，再對其進行歸一化后，即為單一準則下某個元素的相對權重向量w。為了進行一致性檢驗，還需計算出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根λmax。由于客觀事物的復雜性和人對同一事物認識的差異性，專家打分構造的兩兩比較判斷矩陣可能會出現重要性判斷上的矛盾。一致性檢驗就是為了檢查所構判斷矩陣及由之導出的權重向量的合理性。一致性檢驗比率CR=CF/RI，其中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指標CI=(λmax-n)／(n-1)，RI為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可通過查表得到。當CR

對房地產行業2004年被證監會列為ST公司和進入上市公司百強企業的B公司進行了驗證，通過計算發現B公司的P值遠遠高于A公司，說明B公司的財務狀況要明顯優于A公司，這與實際正好相符，說明構建的盈利能力綜合分值計算模型具有較好的實踐意義。

三、實證研究

(一)樣本數據的選取及盈利能力綜合分值的計算本文按以下原則選取樣本：將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中的房地產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基礎；ST房地產上市公司經營狀況

與其他公司相差較大。為保證統計結果的有效性，剔除ST公司；為保證樣本數據的可比性，剔除B股上市公司。根據上述原則，本文共選取了24家房地產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利用其2003-2005年的財務報表數據，對公司的資本結構及影響公司盈利能力的上述9項財務指標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來源于各上市公司2003-2005年年報資料及財務分析指標處理得到(反映24家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9項指標數據資料略；除增長率指標取公司連續3年的幾何平均值外，其它指標均取樣本公司2005年年報數據)。利用所構建的盈利能力綜合評價分值P的計算模型，計算得到該樣本以百分制表示盈利能力的綜合評價得分，結果見(表8)所示。

(二)資本結構與盈利能力間的相關與回歸分析相關分析用于研究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與盈利能力之間的關系密切程度及其影響方向。根據(表8)中關于公司資產負債率及盈利能力的數據，利用SPSS for Windows中的兩變量線性相關分析法，得到在顯著性水平為0.005的情況下，資本結構與盈利能力的相關系數為-0.558，表明兩者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回歸分析用于從數量上考察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對盈利能力的影響程度。以資產負債率R為自變量，盈利能力P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9)所示。由(表9)可以看出，回歸方程的常數項為83.265，在0.00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t檢驗；自變量R的估計系數為-1.087，在0.00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t檢驗，說明代表資本結構的資產負債率對盈利能力有顯著影響(負相關)。盈利能力P與資產負債率R的回歸方程為：P=83.265-1.087R+ε。

盈利能力研究背景范文第5篇

    本文以截至2013年8月1日我國A股創業板的355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其中有風投背景的企業183家,無風投背景172家;樣本中高科技公司164家,傳統行業191家。在183家有風險投資背景的企業中,49家有國有背景風投參與,134家有非國有背景風投支持。本文采用非參數Mann-WhineyU檢驗、多元線性回歸這兩種統計分析方法,來研究在我國A股創業板市場上風險投資對IPO的影響。在檢驗風投參與對IPO前經營業績的影響時,本文選取了企業盈利能力、企業資產質量、企業債務風險和企業經營增長狀況共13個指標,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和非參數Mann-WhineyU檢驗。在研究風投對IPO抑價率和IPO后長期收益的影響時,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法,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

    二、實證分析

    (一)IPO前經營業績1.比較有風投背景與無風投背景這兩組公司的公因子和綜合績效得分(見表2)。有風投背景的企業的債務風險顯著更低,而盈利能力要顯著更高。風投的參與給企業注入資金,債務風險降低,然而未能改善企業的成長性、營運能力和綜合業績;有風投背景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反而更差。因此假設H11成立。2.比較不同背景風投支持的公司的各公因子和綜合業績(見表3)。國有背景風投所支持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綜合業績要顯著更低,假設H3和H31成立。IPO前經營業績與風險投資的背景有明顯的相關性,國有背景風投參與的企業的經營業績更差。這是由于國有背景的風投機構解決信息不對稱能力較弱造成的。國有背景的風投會受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影響,更多關心的是產業發展和提高就業等,而非國有背景的風投則更加關心投資收益率。3.比較不同聲譽的風投所支持的公司的各公因子和綜合業績(見表4)。無論是債務風險,還是盈利能力、增長狀況、資產質量或綜合業績得分,高聲譽與低聲譽風投機構所支持的企業均無顯著差異,假設H6和H61不成立。我國的風投機構的聲譽并未能表現出對企業的市場認證功能。綜上,對于企業IPO前的經營業績,風險投資的參與表現出了明顯的逆向選擇效應,質量更差的企業更傾向于尋求風險投資的參與;風投的背景與其有明顯的相關性,國有背景風投參與的企業的經營業績更差,非國有背景風投具有一定的市場認證功能;風險投資的聲譽與其無關聯,風投自身的聲譽沒有顯示出認證能力。

    (二)IPO抑價率1.采用模型1進行多元線性回歸,檢驗風險投資的參與對IPO抑價率的影響:為研究風投影響的行業差異,將整體樣本分為傳統行業組與高科技行業組,采用模型1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回歸結果顯示風投的參與和IPO抑價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假設H12成立,風險投資在IPO時的逆向選擇/逐名效應表現明顯。風投并未能發揮出認證作用,原因是風投普遍面臨著為下期基金籌資的壓力,寧愿承擔企業抑價發行所帶來的成本,也要保證企業上市的成功、贏得良好的聲譽。由此導致企業的IPO定價偏低,IPO抑價率高。風險投資對IPO抑價率的顯著正面影響只存在于傳統行業中,在高科技行業中不顯著。由于風投普遍不看好傳統行業,為保證IPO成功而促使企業低價發行,因此造成了更高的抑價率。風險投資對不同行業的影響不同,假設H21成立。2.采用模型2對有風投背景的公司做多元線性回歸,檢驗國有背景風投和非國有背景風投對IPO抑價率影響的區別,以及風投的聲譽對IPO抑價率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