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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論文范文第1篇

2005年,我國對匯率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不再單一盯住美元,改為實施一籃子貨幣進行人民幣匯率定價的制度,這是向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方向邁出的關鍵一步。此后人民幣匯率波動明顯加大,并呈現明顯升值趨勢,同時我國對外貿易發展迅速,貿易順差不斷增加。本文從實際有效匯率的角度來分析和研究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結構的影響并分析原因,通過實證方法加以驗證,最后給出相關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我國貿易結構的變動分析

我們運用貿易特化系數(TSC,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這一指標來衡量和分析中國對外貿易結構的變動趨勢。本文中的對外貿易結構指的是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即各類進出口商品占全部貿易額的比例。貿易特化系數是一國某種/類貿易產品的凈出口額與其進出口總額之比,其計算公式為:TSC=(XM)/(X+M),-11。

一般說來,當TSC指標值越接近一1時,表明貿易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越低,當TSC指標值越接近1時,則表明貿易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越高,當TSC指標值接近零時,貿易產品的競爭優勢則比較均衡。如果一個地區的高級貿易部門的貿易特化系數呈上升趨勢,而低級貿易部門的貿易特化系數呈下降趨勢,那么可以認為該地區貿易結構呈優化趨勢。

研究表明,我國貿易結構總體上呈現不斷優化的趨勢,全部進出口商品的TSC從1996年的0.04上升到2008年的0.12,累計增加了0.08,特別是工業制品貿易特化系數大幅上升, TSC從1996年的0.06上升到2008年的0.27,累計增加了0.21,顯示出工業制品競爭優勢出現了較大的改觀,對整體貿易結構貢獻較大。同時,工業品自身的貿易結構也顯著改善,勞動密集型商品的貿易特化系數穩中有升,1996-2008年間TSC累計增加了0.13,保持了較高的競爭力。而隨著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的顯著上升,資本技術密集型商品競爭力不斷增強,1996-2008年間TSC累計增加了0.4,對我國貿易結構的改善貢獻不斷加大。

二、我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分析

有效匯率分為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它的變動反映出一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競爭力的變化。一國的名義有效匯率是指,以一國對外貿易伙伴國與該國的貿易額在該國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為權數,將各貿易伙伴國的名義匯率進行加權平均而得到的匯率指數;實際有效匯率是指名義有效匯率扣除通貨膨脹的影響后所得的匯率指數。實際有效匯率的上升表明匯率升值,匯率變動對一國產品的對外價格競爭力產生不利影響,反之則表示匯率貶值,匯率變動對一國產品的對外價格競爭力產生有利影響。本文所使用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數據來自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月度有效匯率指數,并通過幾何平均加權法計算年度指數。研究表明,我國人民幣有效匯率呈上升態勢,而且波動幅度較大,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和名義有效匯率指數走勢基本相似,特別是自2005年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趨勢明顯,升值幅度不斷加大,2008年比2005年升值了22.56%,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傾向日益顯著,匯率波動和走勢更多地體現各種市場因素的綜合作用。

三、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結構影響的實證分析

本文運用單位根檢驗中的ADF檢驗對1996-2008年間貿易特化系數和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其中REER代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數據來源于國際清算銀行并經過計算),TSC1、TSC2和 TSC3分別代表初級產品貿易特化系數、資本技術密集型商品貿易特化系數和勞動密集型產品貿易特化系數。結果表明,REER、TSC1、TSC2和TSC3是二階單整序列,可以進行進一步檢驗。

人民幣論文范文第2篇

通過對放棄金本位制以來所實行的歷次主要貨幣升值的考察，我們發現貨幣升值的主要目標是反通貨膨脹，而且貨幣升值只是用于反對特定類型的通貨膨脹壓力，非凡是反對主要由于外國資本源源而來所引起的進口型通貨膨脹的斗爭手段。貨幣升值通過對物價上漲的抑制成為反通貨膨脹的手段。貨幣升值對物價上漲的抑制作用體現在：一方面，進口物價的下降，會帶動國內物價的下降。尤其是進口原料的價格下降，因此利用這類原料制成的產品，其生產成本也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外幣流入產生的過剩流動資產會流向海外。第三方面，可以促使產業結構的調整并進而提高效率，這對抑制物價上漲也有好處。為了控制物價水平的上升，就有必要將資源向勞動生產率提高得快的部門轉移，由于平價升值后，進口商品變得便宜，就會引起勞動生產率低的部門的勞動力向勞動生產率高的產業轉移。貨幣升值使進口受到鼓勵，出口減少，結果，本國市場上供給越來越多，本國商品和進口商品之間的競爭激烈，從而減輕了對物價的壓力。

能夠導致貨幣升值的情況有兩類：行情性不平衡和結構性不平衡。前者是由通貨膨脹率的差異、進口型通貨膨脹和投機性資本流動造成的；后者是由于競爭力持續不斷地相對提高造成的。假如生產率的提高不被物價上漲所抵消，強大的生產率就會通過實現盈余對國際收支產生影響。競爭力不斷提高，給貿易伙伴造成了問題。高生產率國家的貨幣定值偏低，其他國家的貨幣的定值偏高，盈余不斷積累，而且在貿易伙伴拒絕定期實行貨幣貶值的情況下，出口國不得不實行貨幣升值。德國貨幣就是在該情況下升值的。

二戰以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貨幣升值發生在日本和德國。我試圖通過對這兩個國家的貨幣升值背景的考察，反觀我國的人民幣目前所處的狀況，即人民幣升值的時機是否成熟。

二、二戰后日元升值的背景

我們將二戰后日元的升值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年2月從1美元對360日元升值為308日元；第二階段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第三個階段為1985年“廣場協議”迄今，日元升值為1美元對90—140日元。

1.日元第一次升值的原因和發生過程。二戰后，日本的產業發展、經濟振興以及“國際貿易立國”是在長達20多年的鎖定日元低匯率的背景下實現的。1949年，為控制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改革當時存在的多重匯率，日本在美國占領當局的幫助下制定了“道奇計劃”和“經濟安定九原則”，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鎖定為1：360.正是這個固定匯率的實施，使日本產業獲得了重返國際市場的機會。以此為開端，日本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從1946年至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為1956年至1960年的23.4％。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日本的出口產業更是迅速發展，出口貿易急劇增長。20世紀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數的年均增長率為17.9％，后期為15.1％，幾乎為同期世界貿易增長速度的兩倍。正是從那時起，日本的貿易出現順差，長期資本收支中資本輸出也明顯增加，日本成了資本輸出國，日元也開始走向硬貨幣。

也是在這期間，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個區間內，日本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分別達到8.2％、8.7％、9.7％和12.2％。

與此同時，日本在日元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時已形成了比較雄厚的、外向型的產業基礎。由于受惠于長達20余年的1美元兌360日元的固定匯率，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為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9％和15.1％。1971年時，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分別只相當于美國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與1960年相比增長了10倍以上，并成長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志著日本工業化階段發展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正是在這樣的產業背景下，迫于當時美國的“新經濟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從1美元兌360日元調整為1美元兌308日元。

2.日元第二次升值的原因。日元的這個低幣值的固定匯率一直實行到1973年2月。1973年2月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浮動匯率制，即匯率完全由市場供求狀況決定，由于日元供不應求，因此從1973年2月直到1985年9月日元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由于日本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進一步加快了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高開放度化”的進程，日元的升值并未阻擋日本產品的強大出口趨勢，尤其是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日本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1975年，日本躍居汽車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國，出口量達268萬輛。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車和從美國進口汽車的數量分別是394.7萬輛和1.05萬輛，呈現出極為懸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盡管實行對歐美市場的“自主限制”，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同年排世界汽車出口第二位的聯邦德國僅出口215萬輛，而一向號稱汽車大國的美國當年僅出口69萬輛。正是這樣一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后長達數年的日美汽車貿易摩擦。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實不至”的對外貿易政策以給本國產業發展爭取更大的時間余地。1980年5月，日美雙方達成鼓勵日本汽車企業到美國投資設廠的協議。但這個軟弱的協議對企業幾乎沒有形成什么約束力，日本汽車廠家也沒有多少到美國投資設廠的積極性。1981年以后，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不平衡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不斷擴大，非凡是日本的汽車產品大舉占領美國市場，使兩國的貿易矛盾終于激化。年復一年的拖延終于讓美國人失去了耐心，并最終通過國家合作迫使日元再次升值。

3.日元的第三次升值。1985年，為了遏制日本出口導向的外貿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國聯合法、德、英等國的財政首腦在紐約廣場飯店與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其主要內容為，將美元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的比率在兩年內貶值30％，從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從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廣場協議，后來被眾多學者公認為引發日本經濟衰退至今的罪魁禍首之一。

三、戰后西德馬克持續升值的背景

從1951年起，西德國際收支盈余達到8億馬克。從1950年到1957年，德國出口翻了兩番。1959年末，德國超過英國成為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國，從1957年開始，與貿易無關的資本流入額不斷增加。西德貿易呈現持續順差的局面，市場上產生了馬克匯價過低的說法。到了20世紀50年代后期，發展到了要求馬克升值。西德雖然擔心馬克升值會對出口造成不良影響，但仍然采取了變更平價的方針。馬克升值的基本原因是西德的物價上漲率比其他國家低，因而國際競爭力強，貿易收支長期順差。1961年，馬克升值5％，以恢復國際收支平衡和減輕通貨膨脹造成的壓力。1962年的貿易順差比前一年減少了40％。與1950—1960的10年相比，出口僅增長3.5％，進口卻增長了11.6％。物價上漲沒有完全遏制，但沒有貨幣升值，物價漲幅會更大。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貿易收支順差再次顯示出擴大的傾向，人們對馬克即將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強。1967年德國政府拒絕再次實行貨幣升值，相反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機造成的危機卻使政府下決心將貨幣貶值。隨后法國法郎的貶值掀起了新一輪的投機，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聯邦銀行在兩周內買進了10億美元。1969年10月24日，馬克升值成為現實，升幅為9.29％。69億美元離開了德國。當時銀根忽然收緊，然而貿易局勢并未扭轉，這次升值使德國的貿易伙伴受益。1970年美元危·機又引起了對德國馬克的投機活動。1971年，在華盛頓協議簽訂后，德國馬克升值約5％。從1973年起，投機活動重新出現。盡管美元于1973年2月貶值10％，但仍未重新獲得信任。僅在3月3日這一天，德意志聯邦銀行就不得不買進20多億美元。3月12日，德國馬克相對非凡提款權升值3％。6月29日，德國馬克不得不再次對非凡提款權升值5.5％。由于此后馬克的匯價持續看漲，到了史密森氏會議時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所以在這次貨幣匯價調整時，馬克升值了14.3％。

四、人民幣有升值的必要嗎？

2002年末以來，日本官方及公眾媒體又提出一種“中國”的新說法，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在英國的《金融》上發表文章，稱“中國應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讀賣新聞》發表文章，指責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國內的通貨緊縮。或許巧合或許有意，幾乎同一時間的2002年12月2日，美國《商業周刊》放言：“中國的通貨緊縮正在危及全球經濟。”隨后不久，路透社援引美國前白宮首席經濟顧問言論稱，美國政府希望努力說服中國將人民幣升值。

日本《讀賣新聞》2003年7月8日道，在7月6日閉幕的亞歐財長會議上，歐洲各國相繼提出了人民幣升值的要求；日本也指出，人民幣比值低是出現國際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在美國，廉價的中國產品使國內制造業感到了壓力，導致產業界產生了危機感。為此，美國政府內部開始出現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2002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中國連續3年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赤字國。對此，美國最大的制造業者團體全國制造商協會認為，中國外匯儲備增加是因為中國政府把人民幣比價控制在低水平上，并多次干預市場所致。

1.國外指責人民幣應該升值的“依據”何在？

一是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那么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中國外匯儲備超過3000億美元。但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此信號傳達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是虛增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強制結售匯制度的產物。1995年之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分為政府、企業和民間三塊。而在實施強制結售匯制度后，企業不得持有超過外匯賬戶上限的外匯，銀行不得持有超過外匯結算周轉頭寸上限的外匯，甚至連外國直接投資也必須由央行通過人民幣的外匯占款發行的方式全部吃進，本應并存的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塊“蓄水池”的儲備，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儲備。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全球資本為了在中國獲得可觀的收益，大量流人中國，這也是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現的？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出口競爭力強勁并非由于人民幣幣值過低所致，而主要是由貿易領域的改革、有活力的私人公司的出現、豐富的勞動力及海外企業的生產環節的外購引起的。不容忽視的原因還有中國作為世界的一個工廠，其生產成本只有美國生產成本的1／35和中國臺灣生產成本的1／10.就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出現的原因來說，最大原因是那些對美國出口的公司如今都遷往中國生產。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馬克—諾蘭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1997年中國對美出口貿易順差中的75％是這種“遷移效應”產生的結果。這種狀況在玩具和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尤為突出。此外，向美國出口的許多比較先進的產品僅僅是在中國裝配而成的。例如，2002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了價值132億美元有“中國制造”的電腦配件，在4年中增長了78億美元。然而，這些配件中的一些先進的部件是從中國臺灣地區、日本和美國進口的。工廠遷移效應和出口品加工往往扭曲了中國對美國公司和就業構成的競爭威脅。正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最近的一份告中指出，中國對美貿易中大規模順差的出現并非因為中國封閉市場，而主要是因為中國已成為一個主要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全球生產基地。告還指出，大多數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并未代替美國國內產品，而是代替了從其他亞洲國家進口的產品；日本貿易振興會的調查也顯示，日本進駐中國的制造業企業中的51％的企業將其70％以上的產品出口。通常日本企業會向中國出口原料，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在當地生產并將產品出口到日本。

美國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更是通過有說服力的數據證實了這一點。他認為，中國的出口動力更多地來自西方跨國公司有意識的外購策略，而不是中國本地公司的迅速發展。中國日益強大的出口機器上到處都有美國、歐洲和日本流下的印跡。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情況一直如此。從1994年到2003年年中，中國的出口額增長了兩倍，從1210億美元上升到3654億美元。而“外企”——全球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以及中國與工業國家公司合伙開辦的合資企業——在這個累計增長額中占了整整65％。這恐怕不能證實中國在從其他國家手里搶奪市場份額。應該說，這是工業國家的高成本生產商在競爭中求生存的副產品。

三是人民幣幣值過低影響世界經濟，并向世界輸出了通貨緊縮。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目前的日本輿論顯然夸大了中國目前的產業基礎及國際競爭力。先看鋼鐵，2002年中國的鋼鐵業面臨的現實形勢是，為了應對美國“201條款”和外部傾銷不得不對進口產品加征“反傾銷非凡關稅”。這顯然意味著，中國鋼鐵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與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遠。再看汽車，雖然2002年中國汽車產業的產量和銷量都實現了36％的年增長速度，但總規模也才不過310萬輛左右，同年美國在不景氣狀態下的汽車銷量仍達1100萬輛，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車產量約為5400萬輛，中國產量所占比重不過5.74％。事實是，目前中國的產業基礎與日本相比，別說1985年“廣場協議”時的水平，連1971年日元第一次升值時的水平也尚未達到。

美國密歇根大學企業策略和國際商業問題教授琳達—利姆在《中國是在吃掉別人的午餐，還是在給它加量？》一文中認為，中國的GDP占世界總值的4％還不到，即便不存在大批勞動力未充分就業的問題和國內儲蓄居高不下的現象，中國的經濟規模也遠不足以對其他國家產生什么影響。以貿易為例，根據WTO的計算，中國2001年的商品出口額占世界總值不足4.3％，加上香港的出口，這一比例增至4.6％。這低于東盟10國的5.3％，而東盟的總人口只相當于中國的40％，GDP相當于中國的一半。日本仍是亞洲最大的出口國，占世界出口總額的6.6％；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接近25％。在美國進口的商品中，中國產品的份額較高，約占總進口商品的9.3％，在這方面，中國仍不及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中國是日本一個重要的進口國，占日本進口額的16.6％，美國產品則占日本進口額的18.3％，歐盟占12.8％。2001年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美國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的數量增長了2.5％，可是從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東盟的進口分別下降了13.2％、18％、15.7％和13.6％。但是美國從其他亞洲國家減少的250億美元進口遠遠高于從中國增加的25億美元進口，這表明由于美國國內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再加上因投資減少和技術行業持續的不景氣而削減了進口的高科技零部件和設備的數量，美國商品的進口數量總體下降了6.2％。中國的出口產品沒有受到這種下降的影響，因為它們品種繁多，而且更以消費者為導向而不是以技術為導向。中國不僅沒有阻礙其亞洲鄰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反而起到了促進作用。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而且經濟增長的速度是本地區傳統貿易伙伴的3-4倍。

人民幣論文范文第3篇

要增加交易主體的種類。主要從改變商業銀行的管理入手，應該允許商業銀行的分支銀行根據自身的發展需要進行交易，同時，也可以允許一些外資銀行以及如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可以進入外匯市場，在我國的外匯市場內引入競爭，改變傳統的外匯市場的壟斷現象，只有這樣形成的匯率水平才會更加合理。中央銀行應該充分發揮其市場監督的作用。同時，要對外匯交易的二級市場進行改革，對購買外匯的條件要逐漸放寬，要使二級市場盡快的活躍起來，這樣才能更加準確的反映人民幣的真實水平。

二、完善外匯市場交易品種，發展避險工具

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我國的外匯市場上可以進行即期交易的幣種主要有美元、日元、港元以及歐元，我國的遠期外匯市場處于起步階段，參與的人數較少，沒有很好的流動性，這就增加了外匯風險，而且中央銀行也很難進行干預，所以，為了規避匯率風險，應該增加外匯的交易品種，完善外匯的期貨和遠期市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金融機構要求更加完善的交易工具，但是，從目前的發展來看，國內的外匯市場上的交易工具還比較缺乏，尤其是遠期交易手段，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外匯交易較為冷清的原因了。因此，為了滿足金融機構的要求，形成較為完善的匯率制度，為入市者提供有力的避險工具是非常必要的，而外匯遠期交易有著良好的發展基礎，這對于完善外匯市場的發展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快匯率市場化改革

匯率政策要想發揮其有效的作用就應該有一個靈活的匯率體制與其相適應，利率體制要與匯率政策要相互配合，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匯率制度的積極作用。因此，要對利率進行市場化改革。僵化的利率政策不能有效的環節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由于貨幣的供應問題所產生的壓力。經過調查研究發現，隨著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人民幣匯率匯率受到經常項目的影響逐漸變小，而資本項目對匯率的影響作用則不斷加強，所以說，匯率政策的實施離不開市場化的利率政策的支持。

四、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從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變革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漸進變化，正逐步向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轉變，同時，它也要求資本項目也應該更加開放，因為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受到匯率制度的影響。只有在一個較為健康、成熟的金融市場上資本項目的開放才有了保證，而成熟的金融市場就包括外匯市場。匯率制度與外匯市場的發展是相互作用的。開放的資本項目促進外匯制度的不斷完善，資本項目的開放不僅包括了對匯兌限制的限制，而且也包括對交易限制的放松，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外匯制度的改革與資本項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交叉的，加快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對外匯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五、全面提升企業匯率風險的防范意識

人民幣論文范文第4篇

引言：為了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目前人民幣的發展態勢，通過分析對內的CPI數據和對外的國際匯率關系來比較分析人民幣的幣值情況來達到充分認識人民幣對外升值的實際情況。

一背景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發展的態勢，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業都出現了投資的熱潮，并且表現尤為突出的是房地產和股市這兩大行業。隨著經濟長期過熱的發展，必然會出現經濟“泡沫”，自從股市進入牛市以來，經濟中的“泡沫”不斷膨脹，趨勢增強。07年底，隨著股市由牛市逐漸過渡為熊市，資本市場上資金的供給已經大量減少，虛假繁榮實質性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見雪災對全國南方地區造成大面積的重創，國內生活必需品的物價上漲速度加快，國內通貨膨脹率同時也持續走高。另一方面，美國經濟進入疲軟發展階段，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導致了美元，這一國際強勢貨幣不斷走軟，相對中國07年以來的發展速度來說更是如此。基于經濟上的重大壓力，美國呼吁人民幣升值的聲音就更大了。而其他的一些發達國家因中國長期以來出口的廉價商品直接導致國內企業競爭力不斷減弱和失去市場份額而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以美國，日本帶頭的國家聯合起來對人民幣施加壓力，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減少中國長期以來對外貿易的順差，借此方法來減緩國內經濟發展的尖銳矛盾。在內外因素的雙重壓力之下，人民幣在對美元的匯率上出現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斷加快。

二環境現狀分析

1人民幣對外升值。

匯率即國與國之間貨幣折算的比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至06年以來就一直走低，從07年1月份的7.8到現在跌破7為止，下降了近11個百分點，這在人民幣升值的歷史上屬于比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國在出口貿易上一直處于順差，國際上給人民幣施加壓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軟是造成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相對原因。中國至05年以來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在這之中儲備的大部分貨幣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況的變化都會在相當程度上對人民幣造成影響。但僅僅從美元的走軟這一固定標準來說明人民幣幣值的絕對上漲是不夠的，畢竟一國貨幣在現在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再加之任何因素對人民幣的實際情況所造成的影響都有一定程度的滯后性。對于人民幣而言，導致其升值的主導因素既有國內的又有國外的。之所以說只從對美元的匯率來說明人民幣升值是不客觀的，是因為從其他國際貨幣來說也存在著其他貨幣對美元匯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歐元。歐元對美元來說是在不斷在升值。而人民幣對歐元來說卻是在貶值。在從匯率看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任何一國匯率對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的說明只有參考的價值。盡管人民幣在直觀的匯率表中對美元的匯率上升了很多。實際上，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升值只有5%—10%①。

2國內通貨現況。

CPI，居民消費指數，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商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影響通貨膨脹的成因主要由三個方面的指數，包括：居民消費指數、批發物價指數和國內生產總值沖減指數②。而在這三個因素之中，居民消費指數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說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個因素。從07年以來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漲4.8％，漲幅比上年提高3.3個百分點。08年一月CPI上漲7.1%，2月上漲8.7%，3月份也高達8.3%。同期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經過數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為4.14%③。通過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國國內貨幣的實際幣值在以將近3.9%的速度對內貶值。而實際上，銀行上調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幾個季度總結出來的數據為依據的。這說明中央銀行上調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隨時隨地地按照國內CPI的變化一而變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經發生的數據為基礎，同時，這些政策無論是在制定還是在影響方面都具有滯后性。所以人民幣實際對內貶值的比率還會多出一部分。

通貨膨脹的原因分析

就具體的經濟情況而言，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情況基本上屬于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產資料的稀缺。08年初全國大范圍的雪災是造成資源嚴重稀缺的一個直接原因。一方面這次雪災造成雪災地區農產品大幅度減產，全國范圍內的農產品供不應求，直接推動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圍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用于修復這些工程所需要的鋼材、木材等生產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漲，也拉動了第二產業生產成原料的緊張，由供求理論可知，企業的生產成本必然會隨著資源的緊張而上漲。再加上交通運輸的基本設施大面積癱瘓，在國內就出現了最需要物資的地方遲遲得不到供給的情況，在當地市場供給如此緊張的情況下，這些地區的通貨膨脹率就出現了暴漲的情況。而這一情況同時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國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國際方面，世界出口大國，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農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減少。這就造成了國際上基礎農產品的供給不足，同時也制約了中國市場對進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國內農產品稀缺，價格上漲。

2）國內貨幣流通量過剩。中國長期以來大量的外資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中國是一個經濟正在高速發展的國家，引進外資無疑會帶來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技術手段，而另一方面也會帶來大量資金的注入。在國內經濟發展的同時，整個市場上流動的貨幣量也大大增加。這的確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繁榮，但同時，社會生產力總的生產速度并沒有比貨幣增加的速度快。這就使得人民幣的總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大于總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幣在有效市場上的流通量過大，直接導致對內貶值，通貨膨脹速度加快。

三結論

比較分析人民幣幣值的實際情況。

中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不夠發達。因此不足以用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指標來衡量中國目前通貨膨脹的狀況。在國際上，6%以上的年通貨膨脹率已經普遍被認為是難以接受的范圍。中國07年最后一季的CPI為6.63%，08年第一季的CPI為8.03%。這雖然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難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并未惡化得那么快。理論上而言，本國貨幣升值對國內通貨膨脹的現象會有一定程度的緩解。如果上升的這一部分幣值足以抵消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不會對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據統計資料表明，人民幣的升值對抑制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的實際貢獻，在半年內只有0.2—0.4個百分點（1）。如果說升值對抑制通貨的作用是滯后的，但近一年的時間過去了，人們并未看到經濟過熱能被市場的自動調節所壓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政府管制過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頒布的一系列打壓經濟過熱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貨膨脹率，而并未對經濟的過熱起促進作用。根據經濟數據的比較分析可知，國內實際通貨膨脹率實際比調查的結果更高。人民幣升值對通貨膨脹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實際上人民幣實在貶值的。

四國家應采取的措施

經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國目前處于市場經濟并不完善的時期，市場自我調節能力較差，同時，考慮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政府的確應該在政策方面適當的參與經濟的管理，以繼續壓制現階段的經濟出現過度的“泡沫”。

第一繼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通過銀行和國債這兩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場上過度流通的貨幣。通過銀行提高再貼現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都是國際上公認了的具有現實意義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資者的融資成本，進而從投資的源頭對貨幣總量進行調節；后者則作用于貨幣的乘數效應上，通過減少貨幣擴張的乘數來平衡貨幣的發行量和流通量的關系。通過發行國債，直接回籠流通中的貨幣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運用稅收和價格控制手段。稅收的目的就是為了財富的再分配和引導社會向公平化發展。對金融行業的從緊稅收政策則有收縮和穩定投資過熱的作用。價格是直接反映出來的對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對社會的穩定必然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價格的變化也應該尊循市場客觀的發展規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導和市場發展的過程之中的這個平衡點，經濟才能夠又好又穩定的發展。

第三對資本市場實行大力監督。尤其是外資大量進入和退出這一投機行為。引進外資無疑是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手段。國外資本對本國的經濟貢獻率不容忽視，無論在就業率方面或是在資金籌備方面的促進作用都是相當大的。中國目前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對外資的需求量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家不能過度依靠外來資本。尤其是關系到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投機的外來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某些行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但在這么多壓制經濟過熱政策的背后，政府部門也應該看到這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滯后作用，并且一種措施的出臺會引起市場經濟關系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所以同時也要預見到通貨膨脹之后可能出現的通貨緊縮的情況并提前做好相應的準備。

參考文獻：

①數據來源：21世紀經濟報4月第二期

人民幣論文范文第5篇

一、日元和美元的匯率政策

日元每次升值或貶值均不同程度地給日本經濟帶來一些短期利益,從日元匯率的變化可以看出日元的匯率政策是服從于美元的，處于被控制的地位。

1、日元的匯率政策

日元的升值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年2月從1美元兌360日元升值為306日元固定匯率；第二階段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浮動匯率；第三個階段為1985年“廣場協議”迄今，日元升值為1美元兌90-140日元。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時的產業基礎。由于受惠于長達20余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匯率，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9%和15.1%。1971年時，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僅分別相當于美國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與1960年相比增長了10倍以上，并成長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日本的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志著日本工業化階段發展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在這種產業背景下，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從1：360調整為1：306。從70年代初期開始，日本進一步加快了其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及高開放度的進程，也因此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1975年，日本躍居世界汽車出口的第一大國。1981年，日本盡管實行對歐美市場的“自主限制”，其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聯邦德國僅出口215萬輛，一向號稱汽車大國的美國當年僅出口了69萬輛。正是這樣一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后長達數年的日美汽車貿易摩擦。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對美國采取了只說不做的對外貿易政策，給本國產業發展爭取了更多的時間。1980年5月，日美雙方達成鼓勵日本汽車企業到美國投資設廠的協議。但這個軟弱的協議對日本企業幾乎沒有任何約束力。1981年以后，盡管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失衡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仍不斷擴大，兩國的貿易矛盾終于激化，“廣場協議”由此產生。此后，日元升值進入第三階段。自1985年以來，日元匯率出現兩次大幅度升值，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影響。一次是1985年9月西方主要國家的“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從240日元兌1美元一口氣升至120日元兌1美元。第二次是1993年日美貿易摩擦加劇后，日元從110日元兌1美元急速升至79.75日元兌1美元。日元如此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受到美國的壓力，或者說是美國強迫日本吞食日元升值這顆惡果。

日美關系是帶有主仆色彩的異樣關系，美國在政治和軍事上保護日本，理所當然在經濟上要求日本配合美國的政策。多年來，日美貿易極不平衡，日本產品大量進入美國市場，造成美國對日貿易的龐大赤字。美國就逼迫日元升值，以此削弱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的影響

日本在毫無準備和并不情愿下發生的日元大幅且急速升值，對日本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特別是對美出口比重很高的汽車、家電、機械等制造業。據日本有關機構調查，每升值1日元，豐田、索尼、東芝等企業就要損失100億—150億日元。據估計，在兩次日元升值的浪潮中，日本出口企業的損失至少達上萬億日元。日元升值還造成大量企業破產和失業人數猛增。據統計，1994—1996年日元升值期間，企業破產上升了30％，其中因日元升值而破產的企業達45％。另外，這期間大企業為降低成本不得不辭退工人，加上中小企業的破產增加，因而失業人數猛增，1994—1996年就有近30萬職工加入失業大軍。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企業開始向海外轉移生產，數以萬計的企業把工廠搬到海外。原本已經低迷的國內需求更加萎縮，本應在國內的投資卻投向海外，本應在國內增加的就業卻在海外增加。據東京都調查，1990—2000年的10年間，東京都減少了6.1萬億日元的投資，為此就業也減少了32.2萬人。其中，以投資比重最大的機電業為例，1997年雇用人數為246萬人，1999年減至220萬人，2000年又減至205萬人。投資和就業的下降也必然影響消費，以致于零售業競爭空前慘烈，許多著名商店如崇光、八佰伴等紛紛破產倒閉。

日元升值所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日美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是因為兩國貿易關系中的結構性矛盾。日本一直重視傳統制造業的發展，努力保持這些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美國或把傳統產業移至海外，或干脆放棄部分失去競爭力的制造業。因此，不管日元升值多少，美國的進口商為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仍要進口日本的家電。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從根本上講，還涉及日美兩國的傳統文化。美國人注重消費，常常借錢消費；而日本則注重儲蓄，提倡“節儉為美”，經濟不景氣使日本人更重視存錢。據統計，日本的儲蓄率約為6％，而美國則在1％以下，甚至是負數。這是日本產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的根本原因。

3、美元的匯率政策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發達國家相對勢力地位發生較大變化，早曾美元匯率下跌的總趨勢，比較突出的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美元保持了持續的堅挺地位，但伊拉克戰爭后，擺在美國總統布什面前的首要任務是爭取明年大選連任，而獲得大選勝利的關鍵因素是國內政治和經濟因素。為了大力振興美國經濟，美元貶值成了布什政府拉動美國經濟的一張王牌。幾乎所有的輿論分析指出，美元貶值對于目前的美國經濟“利遠大于弊”：它有利于增強美國產品在世界上的競爭力，促進出口，減少美國貿易逆差，避免通貨緊縮，從而拉動經濟增長。

另外，美元是美國控制全球經濟、確保其經濟霸主地位，從而維護其單極世界的法寶之一。面對第二大貨幣歐元向美元世界霸主地位所帶來的挑戰，美國政府的策略在過去的四年中確實利用了歐元新生不久、腳跟不穩的劣勢予以了有力打壓。十多年來，歐元區國家一直在努力進行經濟結構性改革，力圖大砍福利社會給企業帶來的沉重包袱，但遠未成功。在市場內需不旺的情況下，歐洲迫切需要推動出口以支撐其經濟，而此時此刻，歐元持續走強使歐洲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通貨緊縮風險增大，經濟增長受壓。因此，有媒體分析，所謂美國財長斯諾不久前給“強勢美元”下的新定義，稱美國政府不再根據美元與其他主要貨幣的市場價值衡量美元的強弱，“強勢”的意思是指美元使公眾產生的信心和它的防偽能力，這不過是掩蓋美國政府當前放任美元貶值以打擊歐元區經濟的真實意圖而已，并不意味著美國真的要放棄“強勢美元”政策，而是通過貶值巧妙地維護美元“強勢”。當然，目前美元貶值尚沒有達到1995年4月份的歷史最低點。美元當初對德國馬克的比價為1比1．3525馬克，假設那時就有歐元的話，1歐元等于1．9558馬克，那么，那時歐元對美元的比價為1歐元兌1．4461美元。據此推斷，歐元對美元還有升值的空間。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美國經濟不可能獨善其身，歐洲經濟長期疲乏反過來對美國經濟也必將產生負面影響。所以，美元繼續貶值的空間也是有限的。二、人民幣面臨的匯率壓力

近年來日本政府為了解決其國內經濟問題，人為誘導日元貶值，但收效甚微。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日本一些政府官員便將矛頭指向人民幣，他們頻頻在國際上游說，試圖迫使人民幣升值。而美國匯率政策的調整則加劇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一心要解決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問題的美國也在匯率問題上打主意，開始改變堅持了近10年的強勢美元政策，使得美元一路走低。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相對穩定，美元走貶導致歐洲和東亞一些國家擔心中國出口商品的競爭沖擊，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行列。國際輿論顯然放大了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負面作用。實際上，中國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并不等于固定不動。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匯率進入了相對靈活的浮動狀態，在不同時點上對不同貨幣的匯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許多國家和地區貨幣對美元貶值百分之十幾甚至幾百，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自此，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基本維持在較窄的空間里波動。但總體上看，人民幣相對主要貿易伙伴貨幣的匯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歐元（或德國馬克）、日元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0％。考慮各國通貨膨脹率差異因素，同期人民幣相對上述三種貨幣的實際升值幅度分別為18.5％、39.4％和62.9％；期間，人民幣對三種貨幣最高實際升值幅度曾經分別達到45.5％、71.4％和93.0％。2002年以來，美元匯率走貶，只是收窄了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升值幅度，并沒有改變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的基本特性。因此，那些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論調是沒有依據的。

國際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由于市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加強，導致中國今年外匯儲備增加了超過600億美元，其中超過200億美元相信屬于國際游資，而這部分熱錢將導致人民幣供應超常增長約2000億元。

迫使人民幣升值，標志著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正在由微觀層面向制度層面擴散。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于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國處于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此次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

人民幣匯率升值有6大危害：人民幣在資本帳戶下是不能自由兌換的，也就是說決定匯率的機制不是市場，改變沒有意義；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通貨緊縮帶來更大的壓力；人民幣匯率升值將導致對外資吸引力的下降，減少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給中國的外貿出口造成極大的傷害；人民幣匯率升值會降低中國企業的利潤率，增大就業壓力；財政赤字將由于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時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面對國際上的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壓力，2090

但國際上的壓力，我們卻不能視而不見，因此應采取相應的措施來緩解壓力，保持我國快速健康的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措施

近年來，對于我國匯率政策的調整原則、方向和具體措施，國內眾多的機構和專家學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總結。這些探討和總結，應該說是比較全面、準確和深入的。本文綜合了眾多的觀點，并提出了以下幾點意見。

1、建立靈活的匯率制度。第一步是確立多種貨幣一攬子計劃，從而為人民幣提供參考匯率。這個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歐元等主要貨幣的貨幣組合會更好地反映人民幣的有效匯率。相對于只與美元掛鉤比較，這種方法更能反映貿易競爭力。一種靈活的匯率制度有利于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減少固定匯率下的黑市套匯或資本外逃壓力、有利于克服市場結構上的剛性及更好地吸收沖銷外部沖擊等。在金融市場發展方面，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要加快我國資本市場制度創新與功能轉變節奏。還要加強外匯市場建設，健全人民幣匯率機制，適時擴大人民幣匯率彈性，完善人民幣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等等。逐步改變人民幣只盯住美元的單一聯系機制，改為人民幣與美元、歐元、日元三大貨幣(加權平均)一攬子聯系機制，確保人民幣的穩定。

2、建立嚴密的監管機制。當務之急是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之間建立起嚴密的金融監管“防火墻”和及時有效的風險防范“預警”機制。這就要求貨幣政策職能部門和金融監管部門之間密切配合、相互溝通，對資本項目下外匯資金的流入流出進行實時監控、全程跟蹤，不斷提高風險防范能力和金融監管水平。并應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加強合作，加大對跨境“洗錢”犯罪的打擊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