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第1篇

自從日本副財長黑田東彥和與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掀起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幣應該升值以來，國內外關于人民幣匯率的研究報告和文章可以用鋪天蓋地來形容。本文不想對已經發表的觀點進行重復論證，也無法對所有的觀點進行總結。本文的寫作目的是試圖對前一階段討論中涉及的一些焦點問題作一個梳理，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一些理論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匯率水平和市場匯率水平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一直是焦點話題之一。它是人民幣匯率水平被高估還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論證基礎，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對升值論的論證基礎。國內不少學者試圖運用多種方法建立實證模型，來建立人民幣均衡匯率和實際匯率的判斷基礎。張斌認為均衡匯率水平是同時滿足了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時的匯率水平。他用非貿易品供給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長期自主性國際收支均衡作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他的研究結果支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自2002年以來被低估，并認為中長期內人民幣升值在所難免（張斌2003）。秦宛順等人運用中國貿易條件、貿易差額和外匯儲備變化等因素驗證了中國人民幣實際匯率有升值壓力。他們建議，在保持名義匯率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應允許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順等，2004）。但是也有學者持人民幣不存在被低估的結論，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實際上升值，中國出口主要依靠退稅維持增長，到2002年，這一數額已高達2000多億元，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實際上意味著，如果沒有這些出口退稅，中國相當一部分出口企業早已處于嚴重虧損甚至倒閉境地，據此，人民幣就應當貶值（王國剛，2003）。

在探索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的討論中，也有人試圖通過購買力平價來判斷名義人民幣匯率的低估。由于簡單的購買力平價模型直接比較兩國的物價水平，而物價水平受該國人均收入水平及物價體系的影響頗大，難以簡單用來作為均衡匯率的依據。“有人試圖建立多國模型（張曉樸，2003），也有人試圖將其他因素作為修正系數用來修正購買力平價模型，如用貨幣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為理論上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平（惠曉峰等，1999）。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發達國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匯率理論，多數對人民幣用不上。由于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結構和消費結構差異甚大，無法找到適合兩國籃子的商品，從而按一價定律計算出平價。加上兩國的稅收、價格、福利、補貼政策差異很大，因此，計算人民幣對美元的絕對購買力平價，會有許多數值，從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幣到5元，難以令人信服，不能作為衡量人民幣匯率的依據。中國與美國的物價指數可比性不強，各有大量”非貿易品“對匯率無直接影響。因此，相對購買力平價也不能作為匯率中、短期調整的依據。（陳建梁，2000）

筆者認為，在缺乏一個有效率的外匯市場的條件下，我們無法準確評估由所謂均衡匯率所決定的名義匯率的高或低。盡管理論模型有其指導價值，但我國目前存在的外匯市場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條件下建立的市場，甚至經常項目的外匯收支也仍然存在較多的限制條件，因此，這些理論模型的運用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在資本流動對匯率影響越來越大的今天，僅靠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來判斷一國貨幣匯率水平是否低估顯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據外匯儲備的增減狀況來判斷匯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樣存在明顯的偏差。比如，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日元對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國際收支仍然長期保持順差，外匯儲備仍然不斷增加。日元由]美元兌換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難再認為日元仍然繼續被低估。（o因此，依據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儲備的增減來判斷貨幣匯率的高低，說服力也不夠。所以，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筆者只贊成現行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利的判斷標準，而不贊成高估低估之說。

二、兩極化和中間匯率之爭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國際匯率體系的發展趨勢也是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繼續維持釘住美元的國際宏觀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證。—些國外學者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對國際匯率進行了考察，尤其是對危機國家匯率制度的改變考察后認為，各國的匯率制度有向兩極發展的趨勢，即要么實行貨幣局一類的固定匯率制，要么放棄釘住而改為浮動匯率制。持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費雪（Fischer，2001）和愛德華茲（Edwards，2001）等人。國內學者在論證人民幣應該放棄僵滯型的釘住美元，實行有管理的浮動時，或多或少都受匯率制度“兩極化”的影響。如王學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認為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應考慮這一國際匯率制度發展趨勢。

但是，國際學術界對匯率兩極論遠非持該觀點的人所宜稱的那樣是一個共識，對兩極論表示懷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證明兩極論缺乏實證根據。據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義上實行了浮動或管理浮動的國家，實際上并未真正實行浮動，它們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釘住美元或歐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害怕浮動”的傾向。最近羅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證明匯率兩極化判斷并無根據，處于中間的匯率制度，即保持穩定又有一定彈性的匯率制度仍有很強的生命力，而且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國內認為兩極匯率不適合中國學者也不在少數。張斌認為，中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多重目標決定了中國經濟在轉軌時期采取相對靈活的中間匯率制度。同時，客觀的經濟條件也不允許中國采取完全浮動或者是嚴格固定匯率制度（張斌，1999）。張靜等人的研究也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條件下，選擇一種適宜的中間匯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張靜、汪壽陽，2004）。

筆者認為，匯率制度選擇兩極化即便曾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出現過，也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它并不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受金融危機沖擊之后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并不能證明兩極化的觀點，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勢穩定后回歸到事實上的釘住匯率制或爬行釘住。固定匯率制國家增多是參加區域貨幣聯盟的國家增加了，他們由于無法單獨維持匯率穩定才加入了區域貨幣聯盟。根據IMF的最新統計，在187個成員中，實行獨立浮動為40個，有管理浮動的為43個，參加貨幣聯盟為40個、實行貨幣局制度為8個，傳統釘住匯率制的為40個，實行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的各為5個。也就是說，如果將獨立浮動和貨幣聯盟以及貨幣局看作是兩極的話，那么多數國家仍處于中間地帶。另據羅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實踐中真正實行釘住或有限彈性匯率制度的國家約占成員國總數60%，實行管理浮動或浮動的只有40%.在發達國家中，由于歐元區國家被算作實行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的比重只有40%.發展中國家中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只有30%，約70%實行的是釘住或有限的彈性匯率制度。只有新興工業化國家相反，約60%選擇了浮動或管理浮動制。而且，近兩年有不少經歷危機沖擊后實行了浮動匯率制的發展中國家又回歸到了相對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因此，兩極化匯率制度并不能作為國際匯率制度發展的新特征，筆者倒是認為兼顧匯率穩定和靈活性才是全球匯率體系發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穩定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中間匯率制度，如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等仍將具有生命力。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也應該是在保持穩定的同時，逐漸增加靈活性，而不是簡單地向浮動匯率過渡。

三、浮動和釘住，孰優孰劣

在有關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除了人民幣需要不需要升值的爭論外，人民幣是否應該浮動恐怕是爭論得的最多的問題之一。教科書上對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制的優缺點有著全面的分析論證，但匯率制度的選擇歸根到底是在靈活性和穩定性之間作選擇，浮動匯率提供了宏觀調節上的靈活性，可以使貨幣當局調節外部經濟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較大的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則提供了穩定的微觀國際金融環境，使企業等經濟主體從事國際經濟活動的成本降低，有利于開展國際經濟活動。各類教科書上關于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優缺點的分析都可以歸結到上述這個根本性的孰優孰劣的判斷上。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釘住或爬行釘住等變相的固定匯率制。

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傾向于實行穩定的匯率制度？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觀經濟主體通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缺乏應對匯率風險的能力；發展中國家政府為了保證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順利發展，就有必要通過固定匯率制為企業提供穩定的金融環境，降低他們的交易成本。當然，這樣做也有成本，即當外部經濟活動失衡時，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要付出比較高的調節成本，如果調節不當或嚴重滯后，可能會引發危機。但是，只要匯率穩定所產生的收益足夠大，這種調節成本和風險并不能讓其放棄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另外，多數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狀況都不夠穩定，浮動匯率制使它們的貨幣對外價值處于不斷的波動之中，這比較容易引起貨幣替換，嚴重的還會出現事實上的美元化現象。這也是多數國家在政治上難以接受的。

雖然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不一樣，但企業缺乏應對匯率波動的意識和能力是一種客觀存在。當然浮動匯率論會爭論說，如果不創造客觀環境來培育企業的這種意識和能力，情況永遠也不會改變。所以，筆者認為應該逐漸地改變匯率干預的僵滯狀況，但過渡到浮動匯率制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基于這樣的前提，人民幣匯率制度不宜迅速地過渡到管理浮動，而是應該選擇爬行釘住或區間內的爬行釘住。從目前世界上各國所實行的匯率種類看，爬行釘住是僅次于傳統釘住的穩定型匯率制度，但靈活性又比傳統釘住制要高。管理浮動是僅次于單獨浮動的浮動匯率制，屬于非穩定性的匯率制度。當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當局的選擇而變化，但這一制度一般不對市場上發生的主要動蕩進行干預，這顯然與人民幣需要保持基本穩定的目標不符。

也有不少學者提議人民幣實行一攬子貨幣釘住（卜永祥，2003），這在理論上應該是正確的，它能夠滿足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要求。但是，在實踐中，釘住的貨幣籃子的確定和權重的選擇都會使釘住的水平發生很大的波動，而這種波動對經濟的影響并不能保證都是積極的。另外，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被動的，受籃子內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籃子內貨幣之間匯率發生較大幅度變動時，人民幣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波動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動的幅度，這在人民幣由剛性釘住向有一定彈性釘住的制度過渡時，也不是一種較理想的狀態。筆者認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制度應該成為爬行釘住制實行了一段時間以后的第二過渡階段。

也有學者建議人民幣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李揚，2003），這與爬行釘住的建議比較接近。但是，如果目標區確定的不合適，在短期內匯率有可能一下子就達到目標區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較長時間內在這個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實上的新釘住匯率，除非過了不久，又得重新確定新的目標區。所以筆者認為，在匯率變動的壓力積聚了較長的時間或比較大以后，由釘住匯率制過渡到稍有彈性的爬行釘住比較合適。如果在爬行的基礎上再確定一個爬行的區間，應該也是比較好的選擇，但它與一般所說的匯率目標區已經有了較大的區別。一般意義上的匯率目標區是讓匯率在目標區內浮動，達到上下限后再干預，它在短期內浮動的幅度比爬行浮動要大的多。

爬行釘住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可以使貨幣管理當局比較靈活地確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預的力度，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同時也向經濟主體傳遞可接受的匯率變動信息，使經濟主體逐漸樹立匯率波動的風險意識，并采取措施來管理匯率風險，為今后逐步擴大匯率的市場程度奠定基礎。考慮到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還在進行中，伴隨著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擴大，利率平價機制對匯率的影響會逐漸顯現，爬行釘住也可以比較好地適應這一轉軌所帶來的影響。因為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難免會與國際利率水平發生差異，資本市場的逐漸放松管制會使套利行為逐漸增加，如果匯率剛性釘住，套利的風險極低，爬行釘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對套利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時又會避免因套利產生的匯率大幅度波動。

當然，對爬行的區間應該設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動的幅度以多大為宜，這都需要根據一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經濟發展目標采調整和確定，以不引起經濟震蕩和不影響對外經濟活動為宜。

有不少贊成浮動匯率的觀點都會提到匯率僵滯會導致投機者的沖擊，進而引發金融危機，而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機沖擊引發的貨幣危機。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對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匯率穩定作為政策目標并無過錯。一些國家之所以發生金融危機，是在匯率穩定的機制上出了問題。但這并不證明浮動匯率制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選擇，因為匯率的頻繁波動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同樣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如進出口受抑、經濟活動受干擾、乃至出現貨幣替代現象等。伴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發展中國家穩定匯率的機制需要改善，外匯市場干預必須與整個貨幣政策更緊密地相聯系，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將變得更敏感，需與外部保持相對的均衡。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分析，筆者建議，貨幣當局在選擇匯率制度以及調整匯率水平時，必須注意匯率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注意國內經濟均衡與外部均衡的關系。

四、“三元悖論”與匯率穩定

贊成人民幣迅速過度到浮動匯率的一個理論根據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所推導的在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大三角之間只能選取兩者的結論。由于克魯格曼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基礎上比較系統地論述過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為“蒙代爾—克魯格曼三元悖論”。它使得不少學者相信資本項目開放以后，只能放棄匯率穩定而采取浮動匯率制。因為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的開放已經被明確地定為我國金融開放目標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建立在我國資本項目尚未開放的基礎上的。

筆者認為，上述理論的前提是資本項目開放后資本完全自由流動，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資本市場的開放不等于資本流動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規則的開放，抑制投機資本的流動，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可以與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并行不悖。拉美和東亞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缺乏有效的監管和失當的自由化，會給國際投機者提供興風作浪的機會，放大金融體系內原有的風險，而外部投機者所引發的羊群效應擴展至國內投資者，將會使資本市場出現嚴重扭曲并導致難以控制的金融危機。因此對國際投機性資本流動進行控制并不意味著否定資本市場開放，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也不影響資本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積極效應。資本市場開放后仍然可以而且應該進行適當的資本流動管理，而且，如果獨立的貨幣政策并不意味著脫離世界經濟周期和國際市場的行情去設立政策目標，那么在這個大三角之間尋求一種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對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在金融市場越來越一體化的今天，即使資本市場不開放，國內的貨幣政策的制定也必須考慮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如果國內利率水平長期過分偏離國際水平，隱型的套利資本流動同樣會對國內貨幣政策的產生沖擊，使政策效率下降。現實生活中，一個開放型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也只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當大規模短期資金在一國流進流出時，即使實行浮動匯率制，該國的貨幣政策效率也會因受到沖擊而下降。比如，當該國提高利率以抑制經濟過熱，防止通過膨脹時，國際短期資金會因為利率的差異而大量流人，雖然利率平價的作用會使該國貨幣的即期匯率上升，遠期匯率下降，從而抑制套利資金的過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資將會大大降低該國貨幣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絕對意義上的貨幣獨立性實際上已經不存在。

筆者的觀點是伴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發展中國家穩定匯率的機制需要改善，政府的外匯市場干預必須與整個貨幣政策更緊密地相聯系，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將變得更敏感，需與外部保持相對的均衡。這樣，在三角之間，根據一國經濟發展需要，不尋求完全的自由和傳統意義上的貨幣政策完全獨立，也不完全僵滯地選擇固定匯率，可以在一個新的框架下獲得三角之間的兼顧之效果。

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第2篇

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由于兩國統計方面的技術原因和方法誤差導致統計數字差別巨大。美國方面的統計顯示，在中美貿易中，1979年、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而中國方面的統計則表明，在從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自1993年轉為順差。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雙方數據都表明，中美之間貿易逆差增長速度驚人。1993年，中方統計數據表明中美貿易逆差僅為63億美元，美方數據也僅為228億美元。2004年，中美貿易逆差中國數據達到586億美元，美國數據更為1620億美元。與1993年相比，增長幅度分別為830%和611%。中美貿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經成為美國對外貿易最大的經濟問題。

中美貿易失衡不僅表現在絕對量上，而且也表現在相對量上，這一比例在1990年為21%，2004年達到了35%，中國因此成為了美國第一大貿易赤字國家，超過了歐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貿易失衡也表現在進出口的產品結構變化。中國不僅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占有率不斷上升，近年來相對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先進產品，占其進口技術產品總額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據美國統計數據，2002年這一比重為10%，到2004年9月上升為18%。而據我國商務部統計，2003年1~8月，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620.83億美元，同比增長55.86%；其中美國是第一大市場，148.58億美元，同比增長69.56%，高出對全球出口增長速度13.7個百分點，占出口總額比重23.9%。由于輸往香港的產品大部分最終輸往美國，美國市場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增長點。

二、匯率變動對貿易差額的影響實證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國貿易逆差持續已久，中美貿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各個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國貿易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進一步擴大的勢頭。我們不由得質疑，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升值有利于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問題嗎?我們認為單純依靠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

為說明這一觀點，我們選取中美的貿易數據和匯率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在中美貿易關系實證時段選擇上，研究數據選取1990年-2004年的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和貿易差額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人民幣實際匯率是根據官方統計的名義匯率扣除中美相對物價水平的影響。為了處理數據方便，我們將1990年定為基期。中美進出口數據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義匯率源于《99年世行發展指標》，物價指數選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減指數。所有數據處理都用統計軟件Eviews5.0完成。

我們試圖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匯率變動和進出口貿易額變動之間的內生關系進行檢驗，匯率變動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樣，進口變動率REM和出口變動率REP分別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計算得到。貿易余額的變動率B用(b-b(-1))/b(-1)計算得來。

Granger因果關系是基于系統的向量自回歸(VAR)來定義(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產生的原因時，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計當前的y值被其自身滯后期取值所能結識的程度，然后驗證通過引入序列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就稱序列x是y的格蘭杰因，此時x的滯后期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Granger1980)其雙變量回歸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則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則Y不是X的Granger因。這樣，使用F檢驗

即可實現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RSSR和RSSu分別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約束和無約束的殘差平方和，J和K則分別表示約束個數和回歸因子的個數。

但是上述檢驗從理論上要求殘差具有獨立同分布性質，這就導致了實證研究中如何確定滯后階的問題。(本文首先通過從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確定滯后階，然后再檢驗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實施因果檢驗的路徑是：第一步，選取初步的滯后階，估計VAR；第二步，對殘差進行診斷檢驗，據此調整滯后階；第三步，對最終估計得VAR進行參數約束檢驗，由此確定變量之間是否成立因果關系。(Grangerl987)

首先，對變量BRERREMREP進行數據圖分析，具體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中，我們大致可以判斷，這四個變量的數據軌跡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隨機游走，所以我們在設定VAR模型時，省略掉截據項，經過反復試驗，我們初步選取滯后階為2，對應的VAR(2)的估計：

對上述估計的VAR(2)，按照方程(3)的變量順序，方程(4)(5)(6)省去了對因果關系不重要的項。我們以下對其殘差進行診斷。

對方程(3)的殘差s11所計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別為

S=0.42，k=0.78

所以，檢驗其為正態分布的Jarque-Bera統計量值為

N(2)=3.05

顯著水平為0.05且自由度為2的X2的臨界值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設，即ε1t服從正態分布，且服從正態分布的概率為0.65。進一步，由于所計算的檢驗ε1t為獨立同分布的統計量及其對應的概率值分別為

Q(3)=4.88，P=O.18

故在顯著水平為0.05時，ε1t具有獨立性。

對其他3個殘差，我們做類似的診斷，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殘差在0.05的水平上服從正態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但是由于其3階自相關僅為-0.04，這是個可忽略的數值，我們將視其為無自相關即不嚴格的獨立性。所以從總體上說，殘差通過診斷檢驗，因此，以下我們可基于VAR(2)作因果關系檢驗。

按照方程(3)的順序，記相應的變量系數為θi，其中i=1,2,3,4,5,6，則貿易差額變動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為H01：θ1=θ2=0，對這一原假設的檢驗即計算前面所定義的F值，其結果為

F=1.71，P=0.24

F值顯然小于對應的臨界值，接受原假設。貿易差額的變動率B不是匯率變動率RER的因。對其他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可類似地實現，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結論是基于顯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原假設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原假設“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統計量均小于臨界水平，匯率的變動RER和貿易余額B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通過單純的變動人民幣匯率對中美之間貿易差額的影響不大。同時我們注意到，對于原假設7的拒絕，表明在我國出口的變動是造成進口變動的一個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進口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原因。而對于原假設3的拒絕，表明出口變動是貿易余額的成因。這說明我國存在著一些促進出口的因素導致中美貿易差額的加劇。正如下文分析可知，這些因素主要是兩國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率和儲蓄方面的差距，而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差額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匯率的波動并不是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國方面，相對于支出的較低的國民儲蓄率和產品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導致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低下是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國方面，我國的匯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內經濟的失衡對于中美貿易失衡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1.中美儲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儲蓄和投資的差額都等于該國的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公式為：

S-I=X-M

公式的左邊表示儲蓄與投資的差額，右邊表示出口與進口的差額。一國如果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出口就會大于進口，從而在貿易上就會出現順差，而當國內投資大于儲蓄，進口就會大于出口，從而表現在貿易上就表現為逆差。

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儲蓄相對于投資太低。自從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赤字以來，美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盡合理，低儲蓄高消費導致供小于求。應該說從1990年以來，美國儲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遞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儲蓄占GDP的比重為15.4%，到2001年儲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達到18.2%，但是與儲蓄相比，美國的投資率卻表現出強勁的勢頭。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投資率節節高升，從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達38.6%，較高的投資占有率而較低的儲蓄占有率使得美國儲蓄占有率與投資率占有率之差為負值，形成嚴重儲蓄投資的缺口，這在貿易收支中表現為進口大于出口，貿易逆差。

與美國相反，由于發展經濟的需要，我國的投資支出一直保持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資占有率為38.1%，特別是在1993年投資占有率曾達到43.3%。相對于投資而言，我國由于傳統習慣、經濟體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國民儲蓄率。1990-2001年平均儲蓄占有率為40.4%，1995年儲蓄占有率更是達到43.1%。較高的儲蓄而相對較低的投資使得儲蓄和投資占有率之差為正值，這在國際收支上就表現為出口大于進口，貿易順差。

2.兩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勞動生產率一般可以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的產品數量或者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導致產品成本和價格的實際降低，另一方面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從而改善貿易條件，促進出口的增加。

我們主要比較中美之間制造業和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服務業等非貿易品部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內外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業是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不同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就相當大了(光，2005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是不斷提高的。我國正處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階段，工資成本較低，而美國勞動力工資成本相對較高，從而中美之間勞動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為例，按照現行匯率計算，美國制造業工資是中國的29.2倍，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9.2倍。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工資增長率，還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我國都明顯高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國分別提高了1.04倍和1.29倍。雖然兩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均快于工資增長率，但是中國的速度明顯快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比重，中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快于工資的增長速度，從而在中美貿易中，中國產品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現行的中美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中國對美國出口就會增加，從而表現出貿易順差，而美國則是貿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間貿易具有互補性、以及美國的產業結構的特點和制度安排也加劇了中美貿易失衡。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大多數都是美國經濟發展所需要而美國本土產量很低或不愿意生產的；而美國對向中國所需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實行嚴格的限制，導致相當一部分中國愿意進口的產品無法從美國進口。由于總體上還是比較落后，中國所需要大量的機器設備和中間投入品在美國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也減少了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

四、對策和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前，中美貿易的失衡與人民幣的幣值是否被低估沒有直接關系。即使中國大幅提高匯率，能改變的，也只是由中美貿易失衡轉為東南亞其他國家與美國的貿易失衡。引起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儲蓄相對于投資來說太低了，而中美之間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之間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變動趨勢對外貿易戰略

1人民幣匯率變動的貿易效應

1.1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匯率變動趨勢

人民幣匯率從改革開放以來幾經變化，經歷了從貶值到升值再到被動貶值的演變，其間的走勢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1993年。由于計劃時期，人民幣匯率作為計劃核算工具，長期固定并處于嚴重高估狀態，為了配合我國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人民幣匯率開始進行有步驟地下調，到1993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官方匯率下調了73%，與此同時，人民幣名義和實際匯率也分別下跌了68%和76%。

第二階段：1994年匯率并軌到1997年。1993年12月28日，央行宣布從1994年1月1日起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軌，在人民幣匯率并軌后，人民幣匯率穩定在1美元兌8.7元人民幣，人民幣匯率長期高估的狀況得以改變。從1994年到1997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了4.8%，同期，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上升了10.2%和38.7%。

第三階段：1998年亞洲危機到2001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隨著東南亞和東亞國家或地區貨幣相繼貶值，使得對人民幣貶值抱有很強的預期，然而中國政府在1997年11月以后都多次向世界鄭重承諾：將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在828元人民幣兌100美元左右的水平。這一時期，由于東南亞和東亞國家或地區貨幣相繼貶值，人民幣匯率即相對升值，加之，世界多數貨幣對美元走軟，人民幣隨美元對其它貨幣走強。其間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升幅分別達11.5%和9.8%。

第四階段：2002年至今。由于美國國際收支惡化、國際資產市場結構調整以及國際局勢動蕩等原因，自2002年上半年以來，美元結束了長期堅挺的態勢，出現了持續貶值，人民幣也跟隨美元被動下調，到2003年底，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跌度分別為12.3%和11.0%。

1.2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進出口貿易量效應

對于國際貿易來說，匯率執行著重要的價格轉換職能。因此，匯率的變動對貿易流量具有重要的影響。一般來說，本幣對外貶值會引起本國產品相對于外國產品價格的降低，從而誘發國外市場增大對本國產品需求的擴大和本國市場對外國產品需求的減少，即鼓勵了出口而抑制了進口；當本幣升值，情況正好相反，引起出口下降和進口增加，并且匯率變動的進出口效應并不是“立竿見影”的，而是呈“J曲線”的。這是對匯率變動貿易流量最為直觀的解釋。

在1981～1994年人民幣匯率貶值期間，我國同期出口總額由1981年的220.1億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210.1億美元。因此，在我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的原因時，應當肯定匯率的變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從1995年開始到2001年，人民幣匯率就一直保持穩中趨升的勢頭，因此出口增長速度與前幾年相比有所減緩，尤其到了1998年，出口增長率降至0.5%。從2002年至今，由于美元的貶值，造成人民幣的被動貶值，致使出口又出現了大幅度的增長。1981～2004年進出口變動情況見表1。

由此可見，匯率變動產生較為明顯的出口效應：匯率下調，刺激出口；匯率升值，抑制出口。國務院中心李建偉和中國社會院余明博士的回歸分析也證明了此結論。他們以1995年1月～2003年6月的統計數據為樣本，運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選擇國內生產能力增加值、國際市場需求、國內價格、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以及出口政策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出口總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但產生影響存在一定的滯后期。當期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每貶值一個百分點會刺激滯后5期的出口總額提高0.6615個百分點，接下來分析進口情況，我們從上表可以看到：在人民幣貶值比較明顯的年歲里，如1981、1985、1986、1989和1994年，進口增長率均有所下降，其余各年進口卻保持了較快的增長。1995年人民幣開始升值后，1995、1999和2000年進口增長很明顯，由于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嚴峻的對外貿易局面，使我國1997和1998年的進口增長率分別降到2.5%和-1.5%。以上情況表明：匯率波動具有一定的進口貿易量效應。李建偉和余明博士的回歸分析結果也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口總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每升值一個百分點，會導致滯后3期的進口總額提高0.5643個百分點。

1.3人民幣匯率變動的貿易結構調整效應

從根本上說，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貿易結構的變動取決于各國產出結構的變動，在產出結構受制于競爭力的狀況下，貿易競爭力的變化就成為推動貿易結構調整的根本力量。而匯率變動事實上形成了對貿易價格力的不同影響，那么它一定會帶來貿易結構的變動。一般來說，貨幣升值，會導致傳統產業貿易價格競爭力的下降，由此引起傳統產業的衰落，形成這些產業的出口下降和進口增加，與此同時，高技術含量產業卻得以建立和發展。反之，貨幣的持續貶值則會使出口商品結構呈長期低度化的趨勢。因為匯率的長期低估，使出口擴張主要依賴于低廉的價格，導致無壓力進行技術創新，使出口商品結構長期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一個國家的高技術產品大部分銷往國外時，貨幣升值則不利于這類產品的出口，并可能會抑制這類產品的生產。

改革開放以后，人民幣匯率的不斷變動，推動了我國貿易結構的躍遷。1994年以前人民幣名義匯率的趨勢性貶值，引起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由資源密集型向勞動密集型轉變；進口商品結構中初級產品下降，工業制成品中機械及運輸設備比重明顯上升。

根據宋泓的研究，在1992～1994年間，我國的綜合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服裝業、文體用品業、紡織業等10個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劣勢主要集中在化學業、業、運輸設備制造業等11個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這種結果基本反映了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貿易結構與匯率變動的相關關系，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經濟開放進程中匯率貶值的調整任務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已經大體完成。

1994年人民幣匯率出現了持續的升值趨勢，趨勢性貨幣升值刺激了我國相對先進產品的發展，推動了我國貿易結構的升級。表2列出了我國1995～2004年1～9月初級產品、工業制成品和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特發系數變化情況，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人民幣匯率變動所引發的貿易結構演變的軌跡。

從表2可以看出：在人民幣匯率的趨勢性升值過程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貿易特發系數不斷下降，而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貿易特發系數則保持了穩定的上升勢頭。貿易特發系數的差異變化反映了我國的貿易結構正經歷一個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品、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升級換代過程。

2我國對外貿易戰略的選擇

2.1以競爭優勢為導向

所具有的靜態比較優勢主要在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這一優勢造就了中國作為低端產品的世界工廠地位。但是人民幣的升值趨勢愈來愈明顯，貿易條件持續惡化、貿易摩擦相繼增加等一系列越來越突出，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與出口產品結構升級的要求日益迫切，為此，中國需要通過國內改革與，超越稟賦的比較優勢約束，創造國際競爭優勢。

創造國際競爭優勢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貿易結構導向的轉變，即以資源稟賦為導向轉向以國際市場需求為導向；另一方面是通過各種創新和交易效率的提高等途徑有效的進行由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轉化。比較優勢是競爭優勢的基礎，而競爭優勢是國際競爭中更具能動性的因素，比較優勢只有最終轉化為競爭優勢，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競爭力。中國國內和產業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的能力較差，中國不少企業和產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缺乏足夠的競爭優勢。為扭轉這種局面，適應人民幣升值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需要，中國外貿發展戰略認比較優勢為導向轉向以競爭優勢為導向的軌道，實為必然的選擇。

2.2推進制度創新和創新，提升對外貿易的競爭優勢

由于制度的形式和效率是有差異的，由此產生各國基于制度差異的競爭優勢，這實際上是另一種尚未被人們高度重視的特殊競爭優勢。在有利于競爭優勢持續提升的各種制度安排中，產權得到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確保障以及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正確實施是最有效的。因此應通過制度創新努力構建這樣一種環境：有關主體對其貢獻性努力能盈利且可持續，經濟主體所從事的技術含量高、外部效應大、動態規模效應突出的產業能得到政府的適當保護與政策扶持。只有這樣，經濟主體才會有創新的激勵提升自己的競爭優勢，這不僅可以使經濟主體獲得創新利潤，而且可以使經濟主體從政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中獲得更多的超額利潤，同時也提升了我國的產業競爭優勢，從而推動中國貿易結構的升級。

科技創新在提升對外貿易競爭優勢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技術創新不僅使創新國在國際貿易中不斷保持競爭優勢，而且還會使它們得到額外的利潤和更多的好處。

2.3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推動貿易結構升級

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只會為技術密集型產業提供更好的盈利空間，而目前在中國9個高技術領域中，貿易競爭力較強的只有機與通信技術、生物技術兩個領域，其它7個領域的貿易競爭力指數為負數。因此，不斷提高高技術產業的比重，促進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推動貿易結構升級，無疑成為今后貿易的發展方向。

為了推進貿易結構升級，在進動中，應通過關稅的結構分布所形成的有效保護以增加高技術產品的競爭力，在出動中，應采用鼓勵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戰略性貿易政策，以提高高技術產品出口面臨的名義有效匯率和出口效益。

此外，在對外商逐步實施國民待遇的同時，仍使用一部分優惠政策，引導外資投向高技術領域，同時，增加對低技術產業投資的約束力度，以提高與貿易有關的外國直接投資活動的技術含量，推動貿易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

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第4篇

2002年末以來，在美、日等國以及IMF等國際組織言論的引導下，人民幣匯率水平問題又一次成為了國際國內關注的焦點。與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一次不再是討論人民幣是否應該貶值的問題，而是聚焦于人民幣目前面臨的升值壓力。國內學者就此問題的看法基本分為兩類：一種認為目前人民幣匯率確實被低估了，應該（小幅）升值；另一種則認為應該繼續維持目前的匯率水平。可見即便是最為保守的觀點也不再認為人民幣匯率存在貶值的可能，貶值之音似乎已經銷聲匿跡。

匯率是兩國貨幣的比價。因此本文試圖把人民幣匯率問題回歸到其貨幣問題的本質，在區分短期匯率決定和長期匯率決定的基礎上，側重于從貨幣供應量和物價趨勢的角度，探討人民幣匯率水平由短期升值壓力和長期貶值壓力所構成的困境。

一、人民幣短期匯率面臨的升值壓力

短期匯率水平是由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決定的。由于我國至今實行的是對貿易的強制結售匯制和對銀行外匯頭寸的額度管理，因此非政府部門對外匯保有量的調節余地不大，致使國際收支的差額基本上都被反映到了外匯市場的供求量上。又由于我國自1994年起就進入經常項目、金融與資本項目雙順差的格局（僅1998年例外），因此在國內外匯市場上，外匯的供給遠大于外匯的需求，使得央行不得不大量買人外匯以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以致我國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可見，從市場實際外匯供求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在一段時期以來一直面臨著升值的巨大壓力，完全依靠著央行在匯市單方面的買匯干預才避免了匯率升值的發生。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以及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也正是國際輿論攻擊我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低估幣值的主要理由之一。

所以，目前人民幣確實面臨著短期升值的巨大壓力。

二、人民幣長期匯率面臨潛在的貶值趨勢

（一）購買力平價模型是對當前均衡匯率水平的測定

較多的經濟學家認同購買力平價模型是信用本位制下尋求均衡匯率水平的基石。盡管對模型中使用的物價概念，如商品范圍、權重等因素的處理各有不同，但無論是國際金融機構、國外學者，還是國內專家，在近期計算得到的人民幣對美元的購買力平價水平都遠低于目前1美元兌換8.27元人民幣的市場匯率水平。正是根據這一研究結果，許多中外學者認同當前人民幣匯率被低估了。

絕對購買力平價模型關注的是某一時點上中外的物價水平，相對購買力平價模型關注的是至某一時點止的過去一段時期內發生的相對物價的變化，可見購買力平價模型是通過對至今為止的物價的計算，求得當前均衡匯率的理論值。

沿用相對購買力平價的思路，如果要預測未來均衡匯率的變化趨勢，就應該關注未來可能發生的物價變化。在這方面，貨幣模型有其獨到之處。

（二）貨幣模型與長期匯率趨勢

貨幣模型通過物價變動這個變量，將貨幣供應量與長期均衡匯率水平聯系在一起，具體的傳導機制是，在產出基本不變的情況下，一國貨幣供應量相對于他國更快的增長，將引起該國相對物價水平的上升，進而導致其匯率的貶值；在潛在產出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如果一國貨幣供應量相對于其產出的增長速度快于他國，則該國的相對物價水平將上升，進而導致其匯率的貶值。

然而貨幣供應量相對于產出的更快擴張未必立即引起物價水平的上升，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其間可能存在一定的時滯，因此，已經發生的貨幣擴張未必立即在匯率上得到反應。但是，作為一種存量，貨幣供應量的不斷超額累積則預示著通賬風險的集聚，若不加以控制，終將在某些因素的促發下，點燃通脹的導火索，進而對本幣匯率產生貶值的壓力，所以，貨幣供應量相對于產出更快的擴張，對未來的匯率趨勢是有著預示作用的。

（三）潛在的通脹壓力與人民幣長期匯率趨勢

根據費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其中P代表物價水平、M代表貨幣供應量、V代表一定時期內的貨幣流通速度、T代表一定時期內發生的實際交易量，有dP／P＝dM／M+dV／V-dT／T.由于V在短時期內可以因多種因素發生變化，但在長時期內，V主要取決于支付制度和人們的支付習慣，故可以合理地假定為不變，即有dV／V＝0，因此，從長期來看，如果M的增速長期高于T的增速，即倘若dM／M>dT／T，則終將引發物價的上漲，即dP／P>0.也就是說從需求的角度來看，大量貨幣追逐少量商品是發生通貨膨脹的根源。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上式可以推得-dV／V＝dM／M-d（PT）／（PT），因此，如果貨幣供應量M相對于名義交易量PT有更快的增長，即倘若dM／M>d（PT）／（PT），則意味著短期內貨幣流通速度V的暫時下降（即dV／V<0），以及通貨膨脹壓力的積累，從長期來看，隨著V的回升，通脹壓力必將隨之釋放。由于dM／M>d（PT）／（PT）也意味著M／PT這一比例的不斷攀升，因此，后者也是衡量通脹潛在壓力的指標。

由于一定時期內的實際交易量T難以測量，因此，在假定經濟貨幣化程度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通常使用同時期最終商品和勞務的產出量（實際GDP）來代替T，用名義GDP來代替PT.又由于M1是交易的媒介，能夠直接形成購買力，而準貨幣則能較為容易地轉化為M1，是潛在的購買力，所以通常以M1／GDP和M2／GDP這兩個指標來對貨幣與商品的名義相對量進行衡量，再通過橫向與縱向的比較，預示通脹的潛在壓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貨幣供應量（M1、M2）每年的增長速度幾乎都遠快于同期實際GDP增速與物價漲幅之和。1978年到2002年，我國名義GDP的年均增速為14.94%，而同期M1和M2的年均增速分別為22.29%和24.96%，比GDP增速高出50%左右。貨幣供應量更快的增長使得MI／GDP和M2／GDP這兩個比例迅速彪升，至2002年，已分別高達70.96%和182.42%，這不僅已遠高于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也顯著地高于韓國、印度等周邊發展中國家

2.印度是2001年的數據。

作為一個逐步走向市場化的國家，經濟貨幣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是80年代以來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速長期高于名義GDP增速的一個主要原因。但如今出現的貨幣供應量與名義GDP比例遠遠高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現象則已經超出了經濟貨幣化可以解釋的范疇，只能說明目前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確實已經下降到了一個舉世無雙的極低水平。

我國經濟自1998年起陷入通貨緊縮后，在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引導下，貨幣供應量的增速基本保持在同期名義GDP增速的近2.5倍的高水平，但與此同時，由物價水平負增長所造成的通貨緊縮預期卻抑制了人們的消費欲望，而各項改革的推進又增添了人們對未來收支的不確定性，由此產生持幣觀望、儲幣預防的心態，致使新增貨幣被大量沉淀下來。因而在我國，具有價值貯藏功能、體現預防性動機的準貨幣占GDP的比例也較表1.中的所有其他國家（地區）要明顯高出許多。

盡管近年來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暫時遏制了高貨幣存量向通貨膨脹方向的演變，但是倘若出現某些因素促使人們消除對通貨緊縮的預期、繼而產生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則隨著沉淀的貨幣投入周轉，大量貨幣追逐少量商品的局面將成為現實。而且在通脹預期下，人們急于將手中的貨幣兌換成商品，可能使貨幣流通速度回升至高于其長期水平的狀態，從而加劇物價上漲的勢頭，因此，不排除形成嚴重的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的可能。

可見，過[來

高的貨幣存量所形成的潛在的惡性通脹壓力預示著未來人民幣匯率存在貶值的可能。

（四）通貨膨脹的導火索

現實的物價上漲是改變人們長期形成的通縮預期的主要誘因，而在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這種初始的物價上漲則大多是由外生的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造成的。

2002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的物價環境已悄然出現了變化。受政府換屆的影響，各地政府投資沖動高漲，推動了投資需求的擴張，繼而帶動了生產資料價格的回升。同時，受海灣局勢不穩定的影響，國際油價上漲，帶動了國內油價的不斷攀高。部分受此影響，從2003年1月起，居民消費價格也一改長期下跌的態勢，出現微幅的回升。

特別值得引起重視的是，2003年國慶后的短短數周，在糧食價格上漲的推動下，全國各地農副產品價格突然出現大面積的快速上漲，一些價格在一兩周內的漲幅竟高達20%.據國內糧食問題專家稱，從今年開始恰逢我國糧食生產自然遵循的短周期的谷底與長周期的谷度相疊加的階段，加之近幾年糧食播種面積的不斷減少、種植結構的調整以及今年入秋以來水災嚴重，國內糧食將連續數年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與此同時，因美澳等主要產區受災減產，國際糧價節節走高，從而限制了我國從國際市場的大量進口。因而，國內糧食價格在供給沖擊下快速上漲。由于糧食是其他農副產品的原料或飼料，也是諸多工業的原材料，因此，糧價的上漲必會對其他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形成剛性的推動；加之農副產品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2002年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仍分別高達37.7%和46.2%，說明食品消費在居民支出結構中仍占據相當大的份額，因此，農副產品的突然漲價將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并嚴重影響人們對未來價格的預期，促使通脹預期的形成。考慮到國內糧食儲備的逐年減少以及糧食生產形成新增供給能力的周期較長這兩個因素，對于此次農產品價格上漲將對整個物價水平造成的后續影響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視。

在外生性供求沖擊的影響下，國內物價回升跡象明顯，并由此逐步改變著人們對未來物價趨勢的預期，進而可能促使巨額的貨幣存量轉變為實際購買力，形成供給推動型通脹和需求拉動型通脹的交互作用，共同引導通貨膨脹時代的到來。

三、匯率趨勢相悖造成的困境

（一）匯率政策面臨的困境

由近期國際收支大幅順差所造成的人民幣短期匯率的升值趨勢，和由過高的貨幣存量所集聚的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所造成的人民幣匯率長期的貶值趨勢，構成了目前人民幣匯率升值不妥、貶值亦不妥的困境。而且，一旦處置不當，將給國際國內游資提供巨大的套匯空間，進而引發金融動蕩，并對國內經濟造成嚴重傷害。

盡管出現一定的通貨膨脹能推高國內物價，有助于減少貿易順差，進而減輕人民幣短期升值的壓力，從而緩解長短期匯率趨勢的困境，但在目前極低的利率環境下，即使是出現溫和的通脹也會給利率政策的操作帶來極大的困難。

（二）利率政策面臨的困境

在貨幣存量業已過量累積的背景下，由外生性沖擊造成的輕微通脹是否會一發不可收，這關鍵取決于人們對物價前景的預期。人們對于未來物價將上漲的預期是不斷推動實際物價水平螺旋式攀升的內在動力。

所以，在通脹初露端倪之際，就立即小幅提升利率，將通脹萌芽徹底遏制，有助于人們維持對于物價穩定的預期，阻斷物價內生性攀升的路徑，因此是控制通脹最為有效的方式。但是，立即提升利率的做法雖能防治通脹，卻提高了國內外（實際）利差的水平，反而會增添眼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加劇匯率水平面臨的困境。

如果容忍物價水平的上漲，在目前極低的存款利率水平下，即便是出現每年2—3個百分點的溫和通脹，就會令一年期、甚至五年期的定期存款陷入實際利率為負的境地，加之實際物價水平的提高會形成對未來物價繼續上漲的預期，這將導致人們把存款大量提現，購買實物以期保值，從而引發一定程度的搶購風潮，推動物價更快地上漲。為了穩定人們對儲蓄的信心、抑制搶購，央行將被迫提高存款利率，而且提高幅度必須較為可觀才能收到實效。在目前的利率體系下，作為基準利率的法定存款利率出現可觀的提升必然帶動市場利率的普遍攀升，導致固定收益率證券的價格大幅下跌。

在近幾年低利率的環境下，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施行，已經發行了大量中長期、低固定票面利率的國債和金融債，其中的大部分被這些年資金寬裕的銀行和保險公司所持有。利率上升導致國債價格的暴跌將迫使這些金融機構大量計提減值準備，削弱其贏利能力，這對于寄希望于在人世緩沖期內盡快消化不良資產的中國銀行業不啻為一個沉重的打擊，甚至還會危及一些壽險公司未來的償付能力。

盡管可以通過對國債施行保值貼補來保證金融機構的利益，但由于每一個百分點的保值貼補率將使中央財政每年多支出超過300億元，這對于財政赤字業已龐大、尚有近3000億元出口退稅欠款未償的中央財政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因此，目前并不具備對固息國債實施保值貼補的經濟條件。

四、突破困境之路

（一）平衡貿易收支，化解短期升值壓力

1.繼續降低出口退稅率

我國自1985年開始實行出口退稅制度，退稅率幾經起落，至1999年，為了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造成的嚴峻挑戰，一舉將平均退稅率調高至15.11%的水平。但目前出口退稅欠稅的問題卻相當嚴重。據統計，截至2002年末，累計出口退稅欠款已達2477億元，預計2003年底將超過3000億元。巨額的出口退稅已令中央財政不堪重負，因此，在高比例退稅支持下的貿易順差是被扭曲了的、是缺乏可持續性的。2003年10月13日，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改革現行出口退稅機制的決定》，拉開了降低出口退稅平均水平的序幕。

通過在適當時機進一步降低出口退稅率，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不僅能使貿易順差合理減少、減輕人民幣短期面臨的升值壓力，還能起到減輕財政的負擔、優化出口結構的功效。

2.加快履行入世承諾

根據入世協議的規定，我國的平均進口關稅在5年入世緩沖期內將逐步降低。面對目前由國際收支順差帶來的升值壓力，我國可以加快履行入世承諾的步伐，提前降低關稅等進口障礙，同時增加戰略性物資儲備的進口，這樣，通過增加進口，不僅能緩解短期升值的壓力，還能為我國在世貿組織贏得良好的聲譽，更能為未來經濟的發展提供充足的資源儲備。

（二）疏導通脹壓力，削弱長期貶值傾向

1.維護物價穩定的預期

鑒于預期在通脹形成中的關鍵作用，使人們確立未來物價將保持穩定的看法在防治通脹中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在90年代初期成功治理通脹所贏得的聲譽，在輿論導向上倡導零通脹下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抑制“搞一點通脹也無妨”之類言論的蔓延，促使人們形成政府將有效抑制通脹發生的預期，從而對未來物價環境的穩定抱有信心；另一方面，對于外生性的沖擊，政府應動用儲備予以遏制，并協調相關物資的生產和進口計劃，縮小未來的供求缺口，特別是對于糧價等牽涉城鄉平衡發展大計、應該合理回升的因素，應通過庫存儲備和產量計劃的調節，使其價格保持每年穩中略升的態勢，杜絕因供求缺口過大以致價格突然暴漲現象的發生，以免引發恐慌，進而對物價預期造成沖擊。

2.降低貨幣供應增速

在目前我國經濟已經復蘇的背景下，貨幣政策不必再延續前幾年通過貨幣供應量的超高增長來誘導經濟回升的策略，而應該將貨幣政策的重心轉移到維持經濟在低通脹下的健康成長上來。因此，需要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使其與名義GDP的增速保持恰當比例，從

而減少超額貨幣的積累，以免進一步加大通脹的壓力。

3.拓展多層次市場，吸納貨幣存量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若要控制物價上漲，一是收縮貨幣供應，二是將貨幣引導到商品勞務市場以外其他市場。前者將引起市場利率的上揚，后者可能引發其他市場泡沫的積累。這些舉措對于目前我國的經濟來說均不可取。

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購買力平價;長期;匯率

一、引言

由于金融危機的全球蔓延,并伴隨著人民幣的大幅升值,給我國進出口貿易帶來了極大壓力。人民幣匯率在未來是否會停止升值步伐,緩解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壓力,已成為我國政府和大量進出口企業關注的焦點。

一些國際組織機構經常基于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比較各國的宏觀經濟發展狀況,并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他們都是以“PPP理論在實踐中是成立的”作為前提。然而,關于這一前提,自其創建之日起就不斷受到各種觀點與檢驗方法的挑戰。

二、購買力平價職稱論文

(一)購買力平價的產生

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PowerParity,PPP)理論是采用一國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來確定各種貨幣之間的比價問題的匯率決定理論。該理論最初由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Cassel)提出,決定的是即期匯率。其中心思想是:兩國貨幣的匯率是由兩國物價水平之比來確定。

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學說又分為絕對購買力平價和相對購買力平價。

1.絕對購買力平價

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即一個國家的貨幣與另外一個國家貨幣之間的比價是由兩種貨幣在各自國內的購買力之比來決定的。貨幣的國內購買力體現在商品的價格水平上,即商品價格的倒數,故兩種貨幣之間的匯率水平是由兩國國內物價水平之比決定的。

R=PA/PB

其中:R為絕對購買力平價下的匯率;

PA為A國的一般物價水平;

PB為B國的一般物價水平;

以上公式表明,在某一時期,當A國價格不變,而B國價格上漲,則B國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下降,表現為一單位A國貨幣可以交換到更多的B國貨幣,即A國貨幣出現升值,B國貨幣出現貶值。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按照兩國貨幣在各自國內的購買力確定的匯率水平應該是一種長期均衡匯率。當實際匯率與長期均衡匯率之間出現偏差時,實際匯率將不斷調整,最終要趨向均衡匯率水平。

2.相對購買力平價

相對購買力平價是在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卡塞爾認為,在計算絕對購買力平價時,兩國物價水平數據的獲得很困難,而兩國物價水平變動即物價指數或通貨膨脹率容易獲得。

用公式表示是:

R1=R0(IA/IB)

其中:R1代表通貨膨脹后兩國貨幣間的新的匯率;

R0代表兩國通貨膨脹前兩國貨幣的匯率,又稱基期匯率;

IA代表A國的通貨膨脹率,IB代表B國的通貨膨脹率。

(二)購買力平價的發展

購買力平價理論具有內在的簡單性,從購買力的角度分析貨幣的交換問題,非常符合邏輯、易于理解;同時,它的表達形式也較直觀。所以,匯率水平的分析和政策研究經常用到購買力平價。但其是否成立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在早期,它曾被認為是一個公理,隨后不斷有人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提出修正。早在20世紀30年代,哈羅德(Harrod)就指出,國內外有差異的生產率水平將會導致對絕對購買力平價持久的背離。巴拉薩(Balassa,1964)和薩繆爾森(Samuelson,1964)分別正式地論證了對PPP系統性的“生產率偏離”(Productivitybias):一國可貿易品適用一價法則,因此可貿易品的生產率的提高推動有關產業工資上升,從而推動全國性工資上調,但是非貿易品的生產率無法同步提升,因此其成本和價格必然上漲,從而導致該國的相對物價水平上漲。從長期看,實際經濟因素的變動(如國內外生產率差異)會使名義匯率與傳統購買力平價產生永久性的偏離。這一修正稱為PPP理論的巴拉薩-薩繆爾森修正(BalassaSamuelsonQualification)。

克拉維斯(Karvis)和利普西(Lipsey,1983)及巴格瓦蒂(Bhagwati,1984)也得出同樣結論,但是他們強調生產要素的素質差異和生產要素報酬的不同。Niehans(1984)認為,PPP公式中所表示的匯率和價格之間的聯系,并不表示匯率的變化來源于價格,爭論匯率和價格誰決定誰,沒有實際意義。而Frenkel(1978)在使用不同的價格指數驗證了匯率變化同兩國價格比率之間關系后得出結論:PPP不能作為匯率和價格聯系的機制,只能視為研究價格和匯率決定的捷徑,不能視為一個完善的匯率理論。但無論如何,經濟學家對匯率與物價變動之間存在一定聯系的判斷給予了認可。

現代購買力平價說包括成本購買力平價、多國購買力平價、事前購買力平價和貨幣主義的購買力平價說,它們對傳統的購買力平價說進行修正和改造。

(三)PPP測算研究

有關世界各國PPP的測算研究主要有:“世界銀行Atlas方法”、簡化信息方法、國際比較項目、生產法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世界表。然而,各種研究結論并未達成一致。PPP可以針對一國、一地區、一個產業而定。如未特指,則PPP通常是對GDP而言。計算PPP大多使用支出法和生產法。

三、購買力平價對人民幣匯率局限性的原因

雖然有不少文獻認為“PPP理論在短期不成立但在長期可能是成立的”,但本文通過研究發現,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購買力平價理論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并不完全成立。

(一)匯率反映的是兩國貿易商品價格的比率

用反映全部商品的CPI來解釋匯率的變動,顯然存在著一定缺陷,而且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結構也不同,兩國的CPI所包含的商品及其權數也就相差較大,這種價格指數并不嚴格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的要求。在一國消費物價指數中包括的商品在計算另一國消費物價指數時可能就沒有,這種價格指數是不符合傳統購買力平價理論要求的。

(二)匯率變動的影響因素有很多

如一國的勞動生產率、利率和資本流動等其它經濟變量,一國實行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匯率政策,而不僅僅只受價格變動的影響;

(三)與匯率體制與貿易政策有關

雖然我國目前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是我國對匯率浮動管理的嚴格程度遠高于美國。此外,長期以來,我國的外貿管理政策奉行“獎出限進”,致使經常項目順差十分嚴重,大量外幣的流入導致外匯供求關系嚴重扭曲,所以體制的影響遠大于經濟變量的影響。

實際上,現代的匯率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匯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市場的供給與需求決定。另一方面,匯率要為穩定宏觀經濟、促進本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服務,匯率要服從于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作為不可缺少的宏觀調控手段。但是現有的匯率決定理論,包括購買力平價理論卻沒有考慮匯率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手段的性質。

(四)購買力平價模型所提供的均衡匯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基年的影響

主觀判斷或因觀察能力、技術和數據不足等問題,基年選擇十分困難,基年不同,均衡匯率就不同,缺乏科學性。

(五)貿易壁壘和交易成本等的存在

Cassel的PPP理論是建立在一個較理想的交易狀態下,如不存在交易成本等等,這是與現實中各國的商品貿易不符的。

四、結束語

購買力平價理論描述的是在理想狀態下匯率與兩國物價的絕對水平和通脹率之間的關系。從總體上看,購買力平價理論較為合理地解釋了匯率的決定基礎,所以,雖然購買力平價理論忽略了其他影響因素對匯率的影響,但匯率向購買力平價仍在起作用,所以該學說至今仍受到西方經濟學者的重視,在基礎分析中被廣泛地應用于預測匯率走勢的數學模型。由于購買力平價不能很好地解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因此單純利用購買力平價方法來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并據此制定相關經濟政策來刺激出口、緩解當前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毫無疑問不可行。即使認為PPP理論是一種決定長期均衡匯率的有效方法,這種超長期有效的理論也不能指導我國目前的匯率改革,難以成為制定匯率政策的依據。因此,我們不應當只局限于購買力平價理論,而應該去尋找一種既能有效解釋人民幣匯率變動,又能指導匯率改革的中長期匯率均衡理論。

對于我國而言,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應防止其劇烈變動,而使其處于一種溫和的變化態勢,央行應當仔細觀察中美兩國的物價變化情況和利率水平,立足于國內確定政策工具,并據此制定基于人民幣匯率基礎之上的貨幣政策。

參考文獻:

[1]陳志昂,方霞.人民幣購買力平價和實際匯率分析——兼評巴拉薩-薩穆爾森假說[J].浙江社會科學,2004,(1).

[2]竇祥勝,楊忻.人民幣均衡匯率決定的理論和實證分析[J].中國軟科學,2003,(12).

[3]趙登豐.人民幣市場均衡匯率與實際均衡匯率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4]范言慧.關于購買力平價學說的研究綜述[J].金融教學與研究,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