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鑄幣稅是指發行貨幣所得到的收益,既包括中央銀行發行的基礎貨幣,也包括商業銀行發行的存款。中央銀行征收鑄幣稅的能力隨著貨幣乘數增加而減弱,而商業銀行的征收能力則隨貨幣乘數的增加而增加。鑄幣稅可以分解為通貨膨脹稅和扣除凈出口部分的經濟增長稅兩部分,外匯儲備本質上是貨幣當局向本國人們征收的鑄幣稅。

一、引言

在我國,鑄幣稅的定義已有五種。第一種定義認為,鑄幣稅是中央銀行在創造基礎貨幣過程中,通過其資產負債業務所獲得的、上繳政府的凈收益;第二種定義認為,鑄幣稅的范圍應該更寬,除包括以上內容外,還包括: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買進國債和財政直接發行通貨所獲得的凈收益;第三種定義認為,鑄幣稅就是新增的基礎貨幣量本身,而不是通過新增基礎貨幣所獲得的凈收益;第四種定義認為,只有在基礎貨幣的增加是為了彌補財政赤字的情況下,新增的基礎貨幣量才是鑄幣稅,并非任何基礎貨幣的增加都是鑄幣稅;第五種定義認為,在討論最優區域貨幣時,鑄幣稅常與國際金融相聯系[1]。鑄幣稅最一般的定義是貨幣當局發行貨幣所得到的收益。中央銀行發行現鈔獲得了對某種資源的使用權(通過外匯占款的方式發行,就獲得了對外匯的使用權),而一般性商業銀行發行存款獲得了對人民幣的使用權,中央銀行發行現鈔與商業銀行發行存款在本質上沒有區別,所得到的收益都是獲得資源的市場價值與鑄造成本的差額。同時存款和現鈔一樣,一旦投放市場都會引起原有幣值下降,原先持有貨幣的人們所損失的購買力就是銀行所得到的收益,因此本文認為,鑄幣稅是經濟體中新增的貨幣總量,既包括中央銀行或政府發行的基礎貨幣,又包括其它銀行部門通過貨幣乘數新增的存款貨幣,也就是通常所說的M2貨幣,這在概念上與第三種定義最為接近,但范圍更廣一些。在現代社會,由于現鈔和存款單的生產成本它的幣值相比微不足道,所以鑄幣稅基本上也就等于貨幣的面值。

二、對外貿易的鑄幣稅模型口的商品量為

I,它必須用數量為I$的人民幣兌換成數量為I＄的外匯來購買這些商品,中國的貿易順差為O＄-I＄。用M表示上期貨幣供給量;P上期價格水平。M′本期貨幣供給量;P′本期價格水平;e本期通貨膨脹率;E本期平均匯率(直接標價法);r本期經濟增長率(包括凈出口部分);MULT本期貨幣乘數;!本期凈出口率(即凈出口占GDP的比重)。從圖1可以看出,外匯流從美國流向出口商,到中央銀行,再到進口商,最后流回美國,不進入國內市場;人民幣流由中央銀行流向出口商,到國內市場,再到進口商,最后流回中央銀行,不經過國外市場;商品流從國內市場流向出口商,到美國,再到進口商,最后流回國內市場,與上面不同的是,這里商品是不同質的。對外貿易存在數量為O＄-I＄的順差,中央銀行就必須發行數量為(O＄-I＄)•E的人民幣換回這些外匯,同時由于貨幣乘數的作用,經濟體中的貨幣量就會增加(O＄-I＄)•E•MULT,其中其它銀行部門新增的貨幣量為(O＄-I＄)•E•(MULT-1)。因此M′-M=(O＄-I＄)•E•MULT根據假設/,有恒等式:e=(O＄-I＄)•E•MULTM+"-r所以M′-M=M•(e+r-#)銀行部門向經濟體注入數量為M•(e+r-$)的貨幣,但并沒有創造與之相對應的價值,這部分貨幣的價值就是銀行部門向國內持有人民幣和存款的人們征收的鑄幣稅。

以上期價格計算,它的數量為M•(e+r-%)/(1+e),下面都以本期價格計算。其中中央銀行征收的鑄幣稅是:M•(e+r-&)/MULT,是貨幣乘數MULT的減函數。中央銀行征收的鑄幣稅是人民幣價值超出印制人民幣成本的部分,中央銀行通過發行人民幣換回外匯,獲得了外匯的使用權。因此人民幣的價值也就體現在外匯的價值上,鑄幣稅等于外匯的價值超出印制人民幣成本的部分,由于假定印制人民幣的成本為零,[2]鑄幣稅也就等于外匯的價值。其它銀行征收的鑄幣稅是:M•(e+r-’)(MULT-1)/MULT,是貨幣乘數MULT的增函數。這些銀行用它們發行的存款單、支票、儲蓄卡等換回人民幣,獲得了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人民幣的使用權,鑄幣稅等于人民幣的價值超出印制存款單、支票、儲蓄卡成本的部分。從單一銀行的角度看,這筆鑄幣稅很不穩定,儲戶隨時都有可能從一個銀行提取存款支付給其它人,其它人再將存款存入另一個銀行。但從整個銀行部門的角度來看,如果不發生金融危機等事件,存款總額是穩定的,鑄幣稅的逆轉風險并不大。我們可以從中得出一般性的結論:經濟中的貨幣總量等于銀行部門征收的鑄幣稅總額。

一、經濟法主體行為放大效應形成機制分析

(一)尺度效應在決定事物的性質中最重要的標準是事物規模，這一過程是對尺度效應的有效定義，它影響著事物之間運行的規律變化。增量財產權是為了增加其利潤及財富，忽視自身的一些消費需求，因此其產量以及產能都得到了進一步的提成，并且此量累積到規定程度，則事物性質會開始發生變化，從而促進了尺度效應所產生的作用。同時尺度效應所產生的作用中最為明顯的表現是規模效應。規模效應包括了多個方面，即生產、消費、產品等。隨著我國大型企業越來越多，其生產規模也急劇加大，就生產規模而言，可將生產的效益提高，對成本進行降低，但如果生產的某一個環節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所產生的影響及后果不大規模的。同時也會導致消費以及產品的規模效應等出現放大效應的問題。因此經濟法主體行為放大效應對人類的經濟生活有著重大的影響。

(二)乘數效應乘數的表現形式在于乘數原理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對于乘數在經濟活動中的運用，其不同變量發生改變時會產生同一個連鎖反應，同時某一個變量受到影響，其他的相關變量則會出現成倍的變化。而隨著工業時代的來臨，則出現了增量財產權，它的運行特征具有動態以及擴張性，并且在經濟生活中表現出狂熱的利潤性質，增量財產權中的變量均受到影響，其變量出現成倍，具有連鎖的反應，因此體現出經濟生活作用中的乘數效應。獨立的經濟法主體行為對其他的經濟法主體、社會成員的權限及其義務、社會以及國家的經濟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從而形成放大效應。目前隨著我國虛擬經濟進一步的發展，資本出現了較強的流動性，且由于乘數效應的出現，導致了經濟法主體行為額放大效應尤為明顯。

(三)社會分工合作隨著增量財產權時代的來臨。大部份企業生產產品目的均發生轉變，由滿足生產者生活需求消費轉變為獲取利益的目的。因此企業必須將各項生產的效益提升，對分工合作進行深入的實施。從微觀的角度看，我國的中小大型企業將產品分成很多個環節進行生產，如某一個環節出現生產的問題，則會導致之前的工作完全報廢，而后面的環節也無法繼續操作，從而會整個生產的各個環節造成無效的后果。而站在宏觀角度進行分析，其各個不同企業之間也具有緊密的關系，這種關系均體現出分工合作;而相同企業鏈之間的企業，其出現的牽一企業將整個企業的相關局勢進行整頓。由此可見，社會化的分工進入深化階段，其與之前的社會分工具有顯著的差異。它促進了各個經濟法主體行為之間，以企業為根本的關系更加緊密，且相互之間具有相輔相成的聯系，不再是獨立以及割裂的，同時任何的經濟法主體行為都會不同程度的對其他一些經濟主體造成一定的影響。這種社會分工合作是根據勞動力對其生產利益結合的方式，雖然將生產的效益不同程度的進行了提升，出現了累積效應。但同時造成了經濟法主體行為不同程度的對其他一些經濟主體的影響有所加大，導致出現的多種負面以及正面的影響程度均超過自身能力的控制范圍，有時會出現以無數倍的能量向外界傳播，因此導致放大效應的出現。同時由于我國科技信息以及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導致這種放大效應更加快速的展開。

二、經濟法主體行為放大效應對經濟法的影響主要在基礎理論以及集體制度方面

(一)社會本位思想經濟法基礎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社會本位思想，可將社會本位思想簡單解釋為社會的公共利益均受到法律的保護，經濟法主體行為對它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隨著現代工業的市場經濟不斷發展，人類對市場的各種環境均出現了相互依賴的現象，并且個人要借助并依賴他人的條件來對自身的經濟行為進行仔細選擇，同時他人對經濟行為的選擇也要依靠個人所作的選擇。因此促進了不同的經濟法主體之間的關系的變化，其利益之間的結合以及相互之間的影響力非常緊密，社會公共的利益均會受到單個經濟法主體行為放大效應的影響。經濟法主體行為放大效應的出現導致人類對自身利益顧及的同時還要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密切的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理論傳統的企業法理論中的企業其實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主體。將股東所得的利益實行最大化性質，是其最終目的。本著對股東負責人的態度，其實是因為股東是一個經濟組織及實現利益的工具。但是隨著現代工業市場化不斷的發展，作為經濟法中的主體，企業經濟法行為中的放大效應急劇加大，企業中的個人行為影響著其他不同層次的社會人員。對于這種情況的出現，必須將企業堅持的行為以及對股東所得的利益進行整合。

摘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始終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關鍵路徑，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論文從產業結構升級視角切入，基于中介效應模型，研究產業結構升級所帶來的勞動力吸納效應和產業迭代引發的下沉效應是否能夠降低城鄉收入差距。結果表明：第一，產業升級使得服務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效應增強，有利于提升農民收入，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第二，產業迭代引發的下沉效應增加了基層就業機會，促進了勞動力的就近就業，從而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關鍵詞產業結構升級；城鄉收入差距；中介效應模型

1引言

目前，中國雖然已經全面進入小康社會，但是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仍然是重要的發展問題。2021年6月，國家共同富裕示范區落地浙江。同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重要問題。加快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勢在必行。實現共同富裕就是城鄉和區域之間在收入、消費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小。基于此，論文從產業升級的視角切入，運用中介效應模型分析了產業結構升級的勞動吸納效應以及產業迭代引發的下沉效應如何影響城鄉收入差距。

2理論分析

2.1產業結構升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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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價值觀教育的切入點2005年10月22日來源:網友提供作者:未知字體:[大中小]

錢的作用和功能在當今社會，在市場經濟生活中，是不能低估的。錢是社會財富積累的象征，是人民富裕程度的標尺，也是貧富的依據。我國人民經過十七年的改革開放，絕大多數生活達到溫飽型，現在正向小康型邁進。

人民幣的五大功能不能低估。而且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有些功能會更強化，更具有神明的魅力。這應該看作是社會文明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錢多了，對國家、對人民、對集體、對個人都是有好處的。但不要忘記錢同世間萬物一樣，不無二重性。有人把它比做雙刃劍、兩面斧，是恰當的。錢的正面效應我們要承認，但其負面效應仍然不能忽視。錢本身是不分美丑善惡的，然而，人們在社會生活實踐中，如何賺錢，如何用錢，卻有美丑善惡之分。不管我國古代的魯褒也好，外國的莎士比亞也罷，他們對金錢繪聲繪色地給予貶斥和詛咒，都不能否定金錢的神明魅力。還是馬克思偉大，他既肯定了金錢所顯示的神明作用，又批判了金錢給人類社會造成的丑惡。的確如此，錢的負面效應給社會造成的后果也是嚴重的。且不說資本主義社會中除了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外，人與人之間再也沒有別的聯系了；就從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金錢走向腐化，走上犯罪道路的事例中不難看出，錢的腐蝕性、危害性，貪錢者必自毀，終究會落得個可悲可恥的下常所以，我們對學生進行人生價值觀教育的時候，把金錢觀當作切入點是非常正確的。

自Lucas(1988)以來，許多研究在Samuelson(1958)&Diamond(1965)的世代交疊模型(OLG)的基礎上，將養老保險、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其他要素相聯系進行了理論和應用研究。本文介紹了養老保險制度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論和應用研究的最新成果和進展，指出了理論和應用研究的新趨勢，這對于當前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保障改革進程中的養老金計劃和制度的設計將具有重要意義。

一、引言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外文獻中養老保險被直接稱為社會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籌資方式的不同，養老保險可分為現收現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兩種類型。現收現付制是從社會保障制度產生以來至今大多數國家采納的一種養老保險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紀80年代人口老齡化及養老保險面臨的財政支付危機以來，一些國家開始試行并逐漸實施的一種養老保險模式。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疊模型(OLG)的基礎上，多數研究通過對個人儲蓄、收入分配、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的認識，對養老保險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從遺產動機的角度、Romer(1986)從個人儲蓄、勞動供給的增長模型討論了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等。不過這類研究通常不考慮技術、人力資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長理論形成以來，經濟增長更加強調技術和人力資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資本積累與物質資本一樣也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此后，許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資本積累這一橋梁來研究養老保險制度同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在人力資本的新增長模型中，教育投入成為衡量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一個重要的指標，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時間與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三者之間是成正比的，延長受教育時間意味著教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育投資越多，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時間少則教育投資則相對會減少，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也較低。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可分為政府和非政府兩類，其中政府對人力資本投資一般表現為財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則包括企業、社會其他經濟組織、學生家庭以及學生本人等。但從新近的文獻研究來看，各類研究主要針對養老金制度與政府或者學生家庭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而進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體的人力資本投資(如企業和社會團體對教育的資助)的內容，且研究路徑也各有差異。

二、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