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盡管我國青少年是法制教育的重點對象，但“青少年普法工作的效果一直不理想”，從刑法角度出發的預防犯罪教育，以及簡單的條文灌輸在幫助青少年領會法律精神方面收效甚微。2013年，教育部等制定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青少年學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見》，認為“從總體上看，青少年學生法制教育仍然存在定位不夠明確、思想認識不夠到位、教育內容不夠系統、保障條件不夠有力等問題，直接影響了青少年學生法制教育的效果”。學校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要承擔者，由于受主觀認識以及減負等因素的影響，時至今日，各類學校都遠未達到普法規劃的要求，制度懸空的現象十分普遍。從青少年學生法制教育成效評估的角度來看，這“四個不夠”好像既是問題，又是原因，但實際上并不是問題的重點所在。而在部門政策分割的情況下，由司法部門主導和推動的法制教育能否在青少年學生群體中順利推進，似乎本身也是一個問題，但這些都不足以揭示問題的根源。
1．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歷史語境考察
圍繞上述問題，近年來的大量分析和反思大都沒有走出“四個不夠”的認識范圍，總有隔靴搔癢之感，顯得蒼白無力。在新的歷史形勢下，要打破認識的僵局，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要追根溯源，從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發展邏輯入手，對其運行軌跡進行系統的觀察。具體到方法的使用上，就要深入分析青少年法制教育實施的歷史語境，發掘目標任務與客觀事實之間的差異，以便破解困局。改革開放初期，“”后遺癥在社會上開始顯現，“許多地方公共場所秩序混亂，群眾失去安全感，社會反映強烈，嚴峻的刑事犯罪形勢對當時的社會秩序構成了直接的挑戰和威脅，也對執政黨和國家的政治合法性構成了挑戰。”針對當時的情況，1983年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嚴打”活動，很快就遏制住了違法犯罪活動的蔓延。在首次“嚴打”之后，鄧小平提出，要在全體人民中樹立法制觀念，“現在這么多青年人犯罪，無法無天，沒有顧忌，一個原因是文化素質太低。所以，加強法制重要的是要進行教育，根本問題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從娃娃開始，小學、中學都要進行這個教育，社會上也要進行這個教育。”正是在“嚴打”的特定背景下，全民普法活動開始啟動。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普法的對象是工人、農(牧、漁)民、知識分子、干部、學生、軍人、其他勞動者和城鎮居民中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普法的基本內容包括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試行)、婚姻法、繼承法、經濟合同法、兵役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以及其他與廣大公民有密切關系的法律常識，要求“把這項工作，同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以及其他各項思想政治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一代新人打好堅實的基礎”。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關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中也明確提出:“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必須將法律交給廣大人民掌握，使廣大人民知法、守法，樹立法制觀念，學會運用法律武器，同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作斗爭，保障公民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憲法和法律的實施。”當時全國各類在校學生近兩億人，占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因此學校被作為普法的重要陣地。可見，普法是一項自上而下的高度組織化的群眾活動，普法對象、普法內容、普法形式的選擇和不斷調整，以及指令性部署、政治性動員、階段性目標、全民性參與等特點，映射出普法活動明顯的“運動式”治理邏輯，青少年法制教育自然也就帶有歷史局限性。
2．“運動式”普法的困境
通過法律技術實現對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是法制的工具性價值的體現，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產物。改革開放以后，建設政治、治國政治取代了革命政治、運動政治，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退出了社會政治舞臺，但以運動形式處理和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的思維和方式仍然慣性地存在。運動式治理以意識形態宣傳和政治動員為手段，具有強烈的非常態和非理性色彩。普法作為一種大規模的政治社會化運動，就是通過政治理念與政治話語的灌輸，實現對社會成員行為的規范和對社會的控制。但由于“運動式”普法從一開始就是自上而下的全民性群眾活動，其運行邏輯與現實基礎并不完全吻合，導致社會上產生了將普法誤解為“政治運動”的觀點。機制上的問題和矛盾，使得價值層面的實現必然會存在缺陷與弊端。事實也正是如此，普法活動的實施基本上都沿用以往的“運動式”教育，工作計劃上下一樣，實施方案左右一樣，活動方式前后一樣，但學習內容卻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切割和斷裂，只講統一性，缺乏針對性，沒有連續性，照搬照抄，單調老套，重形式和程序，輕內容和成效，結果脫離了現實法律生活，無法觸動思想和靈魂，難以引起共鳴。回顧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置身于經濟社會深刻變革的背景之中，在全民普法的框架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展開，并且實現了從普及法律常識到系統的法制教育工作目標設定的跨越，但“運動式”普法歸根結底是對傳統社會調控方式的延續，在社會轉型的變革時期，必然存在因制度環境的適應性問題而導致效率低下的可能。實際上，這種模式難以持續，早就走到了盡頭，“三五”規劃結束后司法部門內部就出現了分歧。司法部相關負責人對此直言不諱，坦言在起草“四五”規劃之初，就有過大膽的討論———“要不要制定第四個五年法制宣傳教育規劃”。實踐證明，這種治理方式不僅容易產生形式主義，而且會在社會心理上形成厭倦和逆反，無法影響和引導受眾的法律心理，達不到法制教育的目的。在這種困境中，學校青少年法制教育自然也不例外。普法活動雖然形式和方法多種多樣，但青少年法制教育自身的諸多要求長期得不到滿足，作為重要教育陣地的第一課堂的大綱、教材、師資、課時無法落實，具有高度組織保障的學校法制教育始終面臨著無法解決的問題和障礙，第二課堂更是良莠不齊，青少年法制宣傳教育一直處于“上面熱、中間溫、下面冷”的境地。不僅如此，由于“運動式”普法欠缺成本收益的考量，普法效果除了用印發多少冊知識讀本、編輯多少份簡報材料、舉辦多少次知識競賽、組織多少次集體參觀等數據來反映外，基本上依賴于相關部門的自我表揚與自我批評，難以客觀評價。當然，也有人試圖把青少年犯罪比例的降低與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效果聯系起來，但青少年犯罪多年來在高位徘徊，根本說明不了任何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運動式”普法往往局限于法律條文，法律背后的精神被具體條款所湮沒，從實際功效來看，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和青少年發展的多元化，青少年法制教育好像總是在外圍徘徊，因為抓不住根本，也就很難真正深入人心，在意義認知和具體實踐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張力。
二、實現向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全面轉型
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需要法治提供可靠保障。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事關全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特別強調，要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是對法制的超越，“青少年法制教育”必須及時調整到“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軌道上來，遵循和體現“法治”的要求。
1．把握“法治”的實質法治是制度和精神的有機統一
從人類文明的發展來看，法治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通常認為，法治是在繼承古希臘和羅馬遺產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而作為一種系統、完整的理論思想，則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產物。11世紀，教皇格利哥里七世同神圣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的斗爭引發了歐洲中世紀史上的全面政教沖突，也促進了教會法、城市法等各種法律的蓬勃發展。到中世紀晚期，君主專制主義國家在王權與教權分離的世俗化過程中，通過包括復興羅馬法在內的立法活動，實現了法律發展對王權統治的有效鞏固，法律形式主義的演進使在法律之上治理國家成為重要取向。在之后的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中，人文主義與基督新教促進了私權等法律思想的發展。17世紀初，英國王座法院首法官愛德華•柯克與國王詹姆斯一世之間的精彩對話觸及了現代法治的基本內涵———法律至上。基督新教思想家薩繆爾•盧瑟福則在《法律與君王》中明確提出，英國國王也要服從上帝的律法，并對人民這一權力的源頭負責。經過西方啟蒙運動的洗禮，法治也因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國家觀念而在內涵上得到進一步豐富，并成為資產階級爭取自身權利的重要途徑，“主權在民”、政府“有限權力”、“法律為王”等思想得以廣泛傳播，逐步建立起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并最終形成現代西方法治體系。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人們對法治的描述莫衷一是，盡管有不同的表達，但內涵大體相當。從西方法治的源頭來看，亞里士多德的人性論和認識論的理論基礎，決定了法治的價值取向，孕育了特定的法治精神，其中既具有法律至上、普遍性的形式程序，也體現出人權、民主、自由、平等的實質價值，而以追求法治的實質價值原則為起點，以確立法治的形式程序原則為終點，近代法治思想上升到了“法治主義”的高度。在這個過程中，反宗教蒙昧的世俗法律的成長得益于基督教信仰支持的奇特關系，推動法律獲取了意料之外的超驗價值或者說是宗教信仰價值，從而使法治具備了因其神圣性而深入人心的力量。在西方文化傳統之中，法治的模式也并非一成不變，法治的概念始終被時代所追問。在詹寧斯眼中，“法治的含義如同一匹桀驁不馴的烈馬”。但毋庸諱言，盡管中國古代也有“以法治國”、“使法擇人”、“使法量功”等治理理念，以及所謂的申韓式法治、諸葛式法治、包青天式法治等具體形式，甚至是法治與德治、禮治的對立，然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法治指的是源自先秦的法家學派的治國理論，與西方法治概念或現代法治概念貌合神離，只有法制而根本談不上法治。法治最為強調憲法和法律是國家治理的最高權威，并且是一個實踐的概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必須要符合中國實際、體現中國發展，可以合理借鑒國外法治經驗，但決不是西方法治理念和模式的簡單復制。所以，明確法治概念的演變，有助于把握法治的內涵，避免出現因取舍不當而導致的方向性錯誤。
2．全面推進我國青少年法治教育《決定》強調
“堅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長期基礎性工作，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由于政府推動型的法制教育模式存在著天然的功能性缺陷，對普法的爭論和質疑以及由此產生的被動厭倦的思想情緒在短期內都不會自動消失，以普法為內容和形式并演進而成的法治教育也就因此而成為嶄新的課題。青少年法治教育已經注定不能在昨天普法的軌道上繼續滑行，亟需進行重新定位并進行相應的戰略調整。
一是遵循法治精神，以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為要求來看待和衡量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發展。要完成從“青少年法制教育”到“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定位拓展，法治精神的培養最為根本，也最為艱巨，需要升華法治理念，培養法治思維，樹立法治信仰。法治精神的基石和形成路徑關鍵就在于法治信仰的形成。“只有對我們可相信的東西進行徹底的考察和檢驗，才更有益于培養和建立我們對它的信念，反過來，信仰的脆弱和動搖則來自于對它缺乏充分的理解。”在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實踐中，應該堅持宣傳法律知識與傳播法治理念的有機結合，幫助廣大青少年了解法治建設的內在機理，全面增強法律意識，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同時引導青少年克服天真的幻想，深刻認識“有法律不等于就有法治，法律越多也不等于法治越完善”，從而真正把握法治的本質和精髓。由于歷史的慣性，在中國，人治和法治的較量是長期的，這不僅因為中國有著幾千年的人治歷史，也不僅因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決定著人治的因素更多一些，還在于權力在孳生腐敗的同時也在孳生人治。因此，在具體實踐中，還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意識，打消一蹴而就的念頭，同時警惕普法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法制文學庸俗化問題，深刻認識法治教育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
二是堅持憲法至上，以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貫徹實施來看待和衡量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發展。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層次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依法治國提供了制度依據。相比之下，處于核心地位的憲法宣傳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尚未形成維護憲法權威的社會自覺和內在動力。“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憲法設定了公民應盡的義務，也是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來源，為公民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提供了最為可靠的根本性保證。青少年法治教育要以憲法精神為統領，把切實增強憲法意識放在首要位置，強化“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法律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法律實施就是保證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實現”的觀念，自覺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履行憲法使命、維護憲法實施。同時，要充分發揮“國家憲法日”的主題教育功能，積極借鑒國外有益經驗，把“國家憲法日”列為法定假日，克服普法對象人為圈層化的狹隘，增強對憲法的法治文化的認同，把貌似抽象的憲法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起來，真正使憲法深入人心，更好地樹立憲法觀念、弘揚憲法精神。
三是完善公民教育，以培育全民對法治的真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來看待和衡量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發展。切實落實“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的要求，從國民教育的角度出發，制定具有層次性、完整性、科學性的教材，挖掘各類課程中的法治教育元素，充分發揮教育部門應有的主導作用以及共青團組織的教育職能，真正從根本上解決以往普法工作中存在的“進了校門進不了課堂”的頑疾。通過對法治價值內涵的學習，教育青少年學生真正認識和把握法治的普遍性、至上性原則以及法治對保障民主所具有的根本作用，正確認識權利和義務，在學生自治、杜絕“中國式過馬路”等具體實踐中培養規則意識和法治精神，約束和限制權力的任性，自覺實現由知法、守法向用法、護法的轉變。要堅持“受者本位”，利用法治與德治相互補充的特點，增強青少年學生對法治的道德價值的認同，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把青少年法治教育從制度設定轉變為價值教育的生動實踐，使法治成為青少年的道德追求，培養尚德守法的價值取向，也就是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等所強調的良好風習。同時，充分發揮法治在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中的保障作用，用法治精神來支撐和引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學校公民教育的基本框架，形成公民教育的“新常態”。對于法治教育，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法治也并不體現于普通民眾對法律條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識、法治觀念熔鑄到人們的頭腦之中，體現于人們的日常行為之中。”從本質上講，青少年法治教育是重大的時代命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的今天，著力培養與之相適應的法治理想、法治意識和法治思維等法治精神，尤為重要和緊迫，而這正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時代使命。
作者：張華單位：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