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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轉變政府職能,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有限政府”

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職能調整和優化對我國的行政管理有借鑒作用。我國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在這種管理模式下,行政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政府對社會和公民進行無所不及的控制,政府壟斷了社會的一切資源,公民和社會組織都在政府的嚴格控制下。隨著社會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建立,政府職能的“越位”、“錯位”、“不到位”就逐步顯現出來。同志在200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體學習會上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也就是說政府應為“有限政府”。為此,行政管理改革必須在現有政府職能的基礎上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方面,政府應把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務交出去。具體講,就是要從微觀經濟領域和私人物品直接生產領域中退出,從市場能夠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的領域退出,從社會和市場中介組織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退出,從而使政府從計劃經濟的微觀經濟管理中徹底擺脫出來,真正脫離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擺正管理位置,實現正確定位,矯正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能的“越位”、“錯位”現象。另一方面,要大力推進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政府管理新職能,加強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管理和市場培育,通過有效的管理來促進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健全,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補足政府職能的或缺部分,解決政府職能的“不到位”現象,使政府從“管制型”向現代“服務型”轉變。

二、調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堅持顧客導向的公共服務理念,最大限度地提高顧客的滿意度“

新公共管理”范式要求政府官員及其他公共部門服務人員由“官僚”轉變為“管理者”,由傳統的“行政”向“管理”和“治理”轉變,提倡顧客導向、政府提供回應性服務,滿足公眾(顧客)的要求和愿望,提高服務質量,改善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這對于轉軌時期我國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重構,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有值得借鑒之處。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應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著力于建立一種新型的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克服目前存在的種種弊端,大力發展和培育社會力量,增強社會自治能力;政府組織及公共部門必須由過去的“官僚機構”轉變成公共服務的“管理機構”,公共服務人員尤其是政府官員應更多的是管理者、服務者,必須有強烈的服務意識和公共責任感,堅持顧客導向的公共服務理念,最大限度地提高顧客的滿意度。這種顧客導向的政府管理,是一種“倒流程”的政府管理方式,就好比一個倒過來的金字塔,塔尖指向顧客,政府關注的焦點對準顧客的需要,政府的各項工作、措施,包括改革都緊緊圍繞著顧客來開展,一切都以顧客為導向、為中心,并將顧客的高滿意度作為政府所追求的目標。堅持“顧客至上”,及時了解并設法滿足顧客的需要,對政府來講,常常會帶來許多創新與發展的機會。

三、強調政府的企業化管理及管理的高效率

我國政府機構長期以來一直存在效率低下的問題,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公共管理應像企業管理一樣,將效率放在首位。這一思想值得借鑒。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員應該樹立效率意識,用有限的資源創造更多的公共產品,提供更好的服務。同時將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如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領域。盡管政府公共管理與企業管理在目的、對象和方法上有差異,完全采用企業管理的方法來管理公共事務并不合適,但企業管理的科學性、重視市場需求和顧客的反饋等可以為公共管理所借鑒。通過將企業管理重視投入和產出、重視成本核算的做法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之中,既可提高政府管理人員的責任感,又可更科學地衡量管理人員的工作業績。

四、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競爭機制

“新公共管理”范式將競爭機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務領域,如實行“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鼓勵私人投資和經營公共服務行業等,打破政府的壟斷,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同時也緩解了政府財政困難。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行業長期存在著因資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礎瓶頸”的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和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因此,可以借鑒西方的做法,在加強“產業管制”的同時,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產權進入這些領域與國有產權合作或單獨投資和經營。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競爭機制和壓力結構,提高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五、堅持政府改革的分權化和市場化取向

科技的發展要求政府對信息變化做出及時、靈活的反應。層次分明、等級森嚴的集權模式是很難適應這種要求的。我們應當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系統內部以及政府與市場之間進行一場權力的再分配,充分調動地方、市場等各個部門以及各個行政人員的積極性,提高工作效率。分權化與市場化改革是相通的,分權必然會出現市場化。換句話說,市場化是分權的一種形式。事實上,公共服務、公共物品的供給以及政府與市場之間分權的過程,就是市場化的過程。而且,大量的事實也證明,政府的某些職能一旦市場化,就會比改革以前發揮得更好。在借鑒西方改革理論的時候,我們也要注意其中的負面影響。在引入市場機制的同時,要注意公共部門管理的特點,防止走極端,導致公共性的喪失。對此,歐文休斯也認為,目前流行的管理主義有兩大基礎,一是經濟學,二是私人部門的管理方法。經濟學對于私人部門的管理是有效的,但運用到公共部門則完全是一種拙劣的構想。對于私人部門的管理方法,盡管公共部門可以借鑒,但不應是毫不保留地沿襲。另外,對治理理論,也有許多學者表示了擔憂,認為善治理論是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國家的主權無足輕重、民族國家的疆界模糊不清這一前提之上的,強調治理的跨國性和全球性,客觀上可能為強國和跨國公司干涉別國內政、推行國際霸權政策提供理論上的支持,是發達國家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加于人的婉轉做法,是西方國家將發展模式(尤其是政治制度)全球化的理論工具。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