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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來，我國成人教育研究圈子里的許多人，已感到了一種成人教育學研究缺乏突破性進展的困惑，人們慨嘆曾有的繁榮歲月轉瞬即逝；有人則將之歸咎于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實際上，我國當前成人教育學的危機，并非始自近年以來的社會變革，它早就隱含在文化運行的歷史軌跡之中，只不過在人們的理性意識真正覺醒的今天，才顯得異常刺眼罷了。回溯以往，我們一直是乏于理論創造的。多少年以來，在我們這樣一個泱泱大國，盡管出版了大量的叢書、專著，發表了難以計數的學術論文，但實際上卻找不出幾個真正卓有建樹的成人教育學家，更談不上有影響的成人教育學理論學派。我們公認的一些學術大家，或者可以堪稱一流的學者，卻很難算得上真正的大師。

這樣一種理論生機的衰落，當然是有深遠而又復雜的歷史文化背景的。我們這里只想著重說明的是：這是由來已久的過分看重功利目的的實踐理性思維主導了成人教育研究運行機制的必然結果。

二

從價值取向來看，作為科學的成人教育學理論，與政治學、經濟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顯然不同，后者主要體現為實用功利性，而前者則表現為兩種價值取向：一是實用功利性，二是自足過程性。即一方面要探討成人教育研究的規律與尺度，用之于推動教育的繁榮；同時，它本身也是一種文化創造，是一個民族文明和智慧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即通過教育思維的精神活動過程，可以展現思維者卓爾不群的個性生命，以及所屬民族的崇高智慧，進而可以顯示人類精神的偉大，以開拓人類的心靈空間，以培育整個人類的文化品性。

從個人動機來看，人類的教育文化活動，常與其興趣有關。而興趣，便常常不是金錢或者別的什么經濟規律能夠支配的，常常不僅表現在對活動目的的向往與追求，更表現在過程中的生命呈現與陶醉。正如打獵者之樂，主要在打獵的樂趣，而不在獵物的多少，更不在于獵物值多少錢；精衛填海，令人感奮，但人們感興趣的主要并不是“海”之是否能夠填成，而是精衛借“填海”過程而展現出來的昂然不屈的生命境界和人格精神。我們認為，我們的成人教育學研究的價值取向亦應如此，既要顧及理論研究的真理性、理論成果的實用性，同時，也應重視作為生命呈現方式的過程本身。

而正是從價值取向方面，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出，我們的成人教育學研究中一直潛在的深層危機。長期以來，我們總是過分看重成人教育學研究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價值，總是特別強調成人教育學的政策性因素。隨便翻翻上世紀50、60年代的報刊，我們很容易看到這樣一些并非來自外行的理論主張，應當把政策當作一種檢驗著作的尺度，看它是否已經全面地明確地反映了某一政策？估計它發表之后，能不能加強了政策指導革命實踐的作用？是否有和政策游離的毛病？然后根據政策去糾正它、補充它。即使在思想解放的新時期以來，這種明確的功利目的、集中劃一的理論勢頭仍然十分流行。與這樣的價值取向大不相同，我們會看到，在西方的成人教育研究，除了功利性目的之外，往往還呈現著一種光彩奪目的自炫色彩，即有許多成人教育家，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結論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是否能夠為人們所接受，而更多的是憑依個人的學術興趣，通過教育現象，在發表自己關于教育人生的認識、感受與體驗；或將這種思考和探討本身，就視為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而不是致力于揭示什么規律，或制定什么規范來指導研究者研究。如西方成人教育論著林德曼的《成人教育的意義》、桑代克的《成人學習》及“成人教育學”之父諾爾斯的一系列專著等，我們會感到它們本身就像文學作品。西方20世紀以來許多引人注目的成人教育學思潮，大多具有這種特點，其主要價值并不在于指導成人教育研究或評價教育論著的實用性、規范性，而是在于開創了一個個閃爍著人類智慧之光的精神空間，對人類把握教育世界，認識人生的思維方式，具有不可估量的啟示意義。所以，當人們注重于前者，即主要當作工具或規范來使用時，常常會感到難盡如人意，或經不住使用頻率的考驗。

正是與個人生命呈現的價值取向有關，西方成人教育學研究界充滿著一種敢于標新立異，勇于創造的勃勃生機。許多人以“寧愿嘗試說一句錯話，也不重復別人說過的真理”的學術精神，不肯仿古人，不肯仿權威，自造新說，各抒己見。新潮迭出、流派叢生的西方現代成人教育文化格局正是這樣形成的。

三

政治思想方面的解放，也許是容易的。而思維方式的真正變革，則是異常艱難的。就目前我國成人教育學研究領域的狀況來看，思維方式的變革，無疑仍是當務之急。

長期以來，我們過分看重的一直是本質論和因果論的思維方式，在分析問題、把握事物方面，這類思維方式當然是卓有成效的，但局限也是明顯的。

本質論體現為概括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其中往往潛在著以偏概全、一統化、絕對化的弊端。早在200多年前，康德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在《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這部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著作中指出，形而上學難以真正解決問題，是一個“不斷沖突的戰場”，并斷言，作為一門科學的形而上學還沒有出現。他自己的哲學研究工作，諸如理性的批判之類，也只不過是在為這種科學形而上學的出現開辟道路而已。那么，時至今日，歷史又跨越了兩個多世紀了，康德期望的這種科學形而上學出現了嗎？康德如果尚在人世，也許會感到更加悲哀，會為人類自身理性能力的低下而更加沮喪。因為至今，有大量數不清的“形而上”的問題，人們仍然難以得出一個滿意的結果。諸如“教育是什么”、“課程是什么”、“專業是什么”，雖經過許多人的分析論證，但至今卻仍然沒有一個公認的結論。也許正因這種“形而上”把握世界方式的艱難，康德之后的許多西方學者，或者干脆放棄了建立這種科學的努力，而踏上了另外一些莫測高深的險途；或者徑直宣告了這種“形而上”思維方式的本原性失誤。對把握客體世界的“本質論”、“形而上學”方式的懷疑與否定。

傳統的“因果論”思維，是一種典型的單向思維模式，也是我們頭腦中的一種主導思維方式。在以往的成人教育學研究中，我們習慣使用的正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而實際上，宇宙萬物及人類自身的教育活動是非常復雜的，常常是單向“因果”思維方式無法窮盡，或難以說清的。所以，瑞士著名精神分析學家榮格早就指出，除“因果論”之外，人類還應該重視另外兩種思維方式，這就是“目的論”與“同步論”。榮格認為，人的行為，不只與因果相關，還常常是由目的決定的，如夢就往往包含著對未來的憧憬。榮格還指出，在治療精神病方面，“目的論”就遠遠勝過“因果論”。因為依據“因果論”，致病原因自然是先在的，而先在的原因有時是難以改變的，故“因果論”常令病人絕望；而“目的論”，則是指向未來的，未來的目的可以改變人的現在，而每個病人自然都有目的追求的主動性，故將“目的論”用之于醫療，可以給病人以信心和希望，有助于醫學事業的發展。顯然，榮格這兒所說的“目的論”思維，與以上我們所說的狹隘的“功利性目的”思維不同，這是一種不拘泥于現實，而富于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的思維。正是這樣一種思維，才更有可能展現思維者的生命過程價值。榮格還發現，在現實生活中，常會碰到這樣的現象：兩件事情之間，本無因果相連，也與目的無關，但卻同時發生了。榮格通過有關實證材料證明，這絕不是簡單的巧合，而是表明宇宙中的確還存在著另外一種秩序，事物之間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同步”關系。

現代西方理論界對于“本質論”、“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徹底否定，也許不無另一種偏頗。榮格也沒有進一步具體講清“目的論”與“同步論”思維方式的特征及活動規律，但他們卻揭示了人類掌握世界、認識事物的思維方式的復雜性。他們對傳統思維方式弊端的深切感受與揭示，無疑是發人深思的。而且，就我們的成人教育學研究現狀而言，諸如理論視角的過于狹窄單調，思維軌跡的過于整齊劃一，論證分析的偏頗武斷，便不能不說與“本質論”的“形而上學”，以及單向度“因果”思維方式本身的局限有關。

“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也許正是在這一種超凡脫俗、疏遠功利的恬淡心境中，在自我生命價值的呈現過程中，更有可能為人類的教育文化庫存增添意想不到的財富。而那種僅僅拘泥于結果的目的性思維，往往會束縛人的視野，會窒息成人教育學研究的生命活力。也許正是緣于這種目的性思維，面對古今中外已有的成果越多，人們越會感到真理幾近窮盡的苦悶。

由此看來，目前，我們成人教育學研究界的平淡，也許不是壞事，也許正標志著我國成人教育學研究者自我理性意識的真正覺醒和理論研究視野的日趨成熟，也許正孕育著一個真正興盛時期的到來。事實上，我們已有不少見識超群、思想敏銳的成人教育學研究者清醒地意識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正在調整思路，正在由單一狹窄的目的功利性價值，轉向對過程價值的追求，或有意識地顧及到了過程價值，正在不顧及別人怎么說，而在自己感興趣的精神天地里默默耕耘。可以預料，隨著這種富有戰略意義的思路調整，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將會高興地看到中國成人教育學研究的進一步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