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豆棚對聊齋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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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以清代曾衍東的文言筆記體小說集《小豆棚》為切入點，分析了《小豆棚》對《聊齋》的模仿及其變異：模枋體現在故事內容、文章結構與刻畫人物手法等方面，變異體現在思想上的封建腐味和表現平常女性的不平常，并進而指出《小豆棚》這一模仿《聊齋》之作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特色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曾衍東的《小豆棚》是清代中葉受《聊齋》影響而產生的一部文言筆記體小說集，“在清人的筆記小說著作中尚屬佳構”［1］（P82）。曾衍東（1751-1830），字青瞻，號七道士，道號七如，山東嘉祥人。據永嘉彭左海所撰寫的《傳》稱曾衍東：“乾隆壬子舉人，為楚北夏江令。詿誤，戍溫”［2］（P1）。據悉，曾衍東工詩文書畫，頗有才華，與蒲松齡一樣，在科舉路上浪費了不少光陰和心血，但官運不佳，直到五十歲才被舉薦為地方縣令。其人為官清正，但卻沒落得個好下場，因斷案與上司發生分歧，被削職流放。晚年以賣字畫為生，貧病交加，無法歸鄉，于道光十年（1830）客死溫州。一生頗為凄涼。
《小豆棚》內容龐雜，并非都是小說，也不都是文學作品，有不少篇幅記述了當時多方面的見聞，介紹了各種物類知識，近于博物志，有一定的參考作用。書中一部分為曾衍東所創作，其余為曾衍東所采編和抄錄。原書共八卷，成書于乾隆六十年（1795）。今見兩種抄本：一為作者手稿，僅存四、五兩卷，共五十五篇；一為據稿本過錄的抄本，存一至六卷，有作品一百六十二篇，光緒六年（1880），項震新“覺眾妙必具曾見疊出”，又因為“原書隨得隨錄，意義尚煩尋繹”，所以“分門別類，詮次成帙”［3］，將全書分為十六卷，凡九“部”六“類”一“雜記”，并附錄二則，共二百零三篇。筆者以項震新整理過的《小豆棚》為參考，探析其對《聊齋》的模仿與變異，并由此研究其思想和藝術特色。
一、《小豆棚》對《聊齋》的模仿及其特色
《小豆棚》對《聊齋》的模仿首先體現在故事內容上，《小豆棚》中有不少篇章的內容取材于《聊齋》，有的甚至是直接由《聊齋》故事衍化而來，對此，已有學者加以詳細論證［4］，筆者在此不作贅述。此外，《小豆棚》在題材的選擇上也模仿了《聊齋》，書中寫了大量關于家庭、愛情、婚姻和女性的故事，尤其是女性話題，在全書中占了很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齡比較關注病理和醫藥，《聊齋》中有不少這方面的故事，如《瞳人語》，這是《聊齋》的一個特點。曾衍東受蒲松齡的影響，也有意識地寫了些關于病理和醫藥的故事和傳聞，記述一些民間偏方，如《種痘說》。這一點有別于其它的仿《聊齋》之作。
曾衍東模仿更多的是《聊齋》中單純述異志怪的短章，大多是宣揚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在藝術創作上，沒有什么特色和成就，敘事簡單，對傳聞客觀直錄，沒有想象和虛構，要么情節簡短平淡，要么簡化到無情節，而且故事大多怪誕不近人情。這些志怪短章可追溯至魏晉志怪小說，“是原始宗教的產物”［5］（116）。這些志怪小說的作者們認為傳說中的鬼神是真實存在的，他們“以誠篤的態度對待鬼神，用史家審慎的筆墨”［5］（P121）來述異志怪，故而創作時沒有虛構剪輯，致使作品失去了藝術性和感染力。
《聊齋》中的述異志怪短章“在血緣關系上……是《搜神記》的后裔”［5］（P215），《聊齋》繼承了魏晉志怪的傳統，《小豆棚》又模仿了《聊齋》述異志怪的短章，但模仿得并不高明。《聊齋》對魏晉志怪傳統的繼承是“創造性的繼承”［5］（P216），蒲松齡筆下的鬼神寄寓并抒發了作者自己胸中的郁悶，頗有“孤憤”之氣，易打動人，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和思索。但曾衍東的模仿卻只是表面層次的模仿，只是粗陳梗概，一味志怪，并沒有寄寓作者多少情感和思想在里面，加上故事荒誕，不近人情，所以讀來味同嚼蠟。
在文章結構方面，《小豆棚》也如《聊齋》一樣，采用因人記事的傳記體結構，蒲松齡和曾衍東在創作中似乎都有自覺的立傳意識，或為鬼狐，或為平常人。這一點，與史傳文學的影響有極大的關系，所謂史傳文學，是指歷史著作中帶有文學色彩的傳記文，如《史記》中的人物傳記，它們采用文學手法，具體形象而生動地為人物立傳。其影響使小說形成了以人物為中心、因人記事的創作習慣。這在《聊齋》和《小豆棚》中都有所體現。
《小豆棚》對《聊齋》中刻畫人物的藝術手法也有所模仿，在抓住人物獨特性格，再以性格為中心展開敘事和細節描寫這兩個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也模仿得較為成功。曾衍東刻畫人物時習慣只抓住人物的某一特點、個性來寫，書中的人物很多，但沒有一個是相似的，更沒有重復或雷同之嫌，即使地位相同，身份一樣，也各有特點。這些人物個性突出。作者以人物的某一特點為中心展開敘事，通過所敘述的事件反映其特點，使人物個性更加鮮明。人物的個性、特點就像一根線，串起一個個情節一件件事，故事情節因性格特點而起，反過來又映襯了人物的個性與特征。例如《人耳》，全文只有百來字，只寫了一件事：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因家人的一句“人參，人耳也”的戲言，竟偷偷“以利刃割其耳”，把耳朵當作人參來給無錢買藥的母親治病。讀完全文，孩子的“愚孝”特點便很突出鮮明。
但正因作者只抓住人物的一個特點而忽略其它，所以他筆下的人物形象就難免顯得單薄，不完整。人本來就是很復雜的動物，人的性格中有許多矛盾統一的地方。光是刻畫人物性格中的某個方面，就會使這個形象顯得有骨而無肉。當然，由于短篇小說的篇幅局限，不能面面俱到（其實刻畫人物原不必面面俱到），但若只畫出眼睛或嘴巴，即使這眼睛嘴巴給人的印象再深刻，終究是一種殘缺。
書中引人注意的還有不少的細節描寫，這些細節描寫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使人物形象活了起來。比如《常運安》一文中有一個細節令人拍案：“（常運安）看《精忠傳》，凡集中秦檜字樣，皆手摳之。”這位平時大大咧咧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仗義勇為的粗漢子，竟也如此“小心眼兒”，實在是既可愛又可敬！這些精彩的細節描寫使人物形象躍然紙上，親切可感。
《小豆棚》內容龐雜，所涉及到的人物眾多，大多數為平民百姓，各行各業都有，曾衍東更鐘情于寫平常人，記平常事，更貼近現實。其中，書生形象尤為引人注目。書生形象在《聊齋》中數量多，而且他們一般都是可憐可悲、貧苦潦倒但又始終執著于科舉仕進的失意書生，其代表就是《葉生》中的葉生。葉生文章冠絕當時，才華橫溢，他將畢生的心血和希望都寄托于科舉，一旦科場失利，則“形銷骨立，癡若木偶”，即使病死化為鬼魂，仍念念不忘科舉功名。而《小豆棚》中的書生已擺脫了那種可悲而又無奈的境地，雖然他們沒有《聊齋》中的書生那樣擁有各種各樣的奇遇或艷遇，但他們已掙脫了科舉的枷鎖，成功地完成了從書生到商人這一角色的轉換。如《文酒》中的“蜀人萬秋池”，“工詩文，豪于飲”，但卻“窮于遇”，慶幸的是，他并沒將自己的一生都耗費在科舉上，而是豁達地與友人一起“臨市筑一小樓”，以賣酒為生；時不時邀上三五好友，飲酒作文，倒也逍遙。書中商人形象較多，這些商人又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他們大都是書生出身。科舉不再是書生文人唯一的出路，從商成了他們愿意選擇的一種不錯的謀生方式，經商同樣使他們過得有滋有味，臉上有光。可見，文人從商在清代中葉已很普遍。而且，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最起碼，商人已經得到了人們的認可和尊重。從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對于文人從商是持肯定態度的。
此外，史傳文學的影響也不可輕視。《聊齋》受史傳文學的影響而形成了兩個方面的特色，一是在形式體制上多采用紀傳體，為小說主人公立傳，標題一般都簡單地直接采用主人公的名字；二是在篇末附有類似《史記》“太史公曰”那樣的評語，以發表作者的看法［6］。《聊齋》“每篇之末，常綴小文，則緣事極簡短，不合于傳奇之筆，故數行即盡，與六朝之志怪近矣”［7］（P182），《聊齋》篇末“異史氏曰”的一段小文，已不僅僅是發表評論，其中有不少是記述作者親身見聞或與正文內容相關的其它傳聞等等，內容更為豐富，形式也更為多樣，已突破了“太史公曰”簡評的單一形式。這一點被《小豆棚》所沿襲，而且有所發展，表現形式更為靈活，內容更為豐富，篇幅有的也較長，甚至與正文無異，也是一則有趣的故事；有的起到了補充正文的作用，亦類六朝志怪，如《燒丹》和《阿嬙》等篇末的附文；有的則是起到了序言的作用，交待了寫作的動機和背景，如《寶藏庫》篇末的附文等等。
二、思想：一股封建的腐味——《小豆棚》對《聊齋》的變異之一
雖然《小豆棚》內容龐雜，沒有統一的主題，但是，書中卻不時透出一股股封建思想的腐臭味，令人掩鼻。雖然《聊齋》也夾雜著封建落后思想［8］，但相對而言，《小豆棚》表現得更為直接明顯。作者有時會直接在文中發表議論或在篇末加上諸如“七如氏曰”之類的評論，宣揚封建腐朽思想。書中連專門記錄珍器異寶的“珍寶部（器物附）”也帶上了神秘的迷信色彩。如《雨錢》，說的是某縣王氏在家中產子時，天上忽然“嘩啦啦”掉下許多銅錢。嬰兒不到一歲就夭折了，當時人們就說這嬰兒是錢神的化身，是花錢來的，花完錢就回去了。這樣的故事實在荒誕不經，但作者卻言之鑿鑿，并津津樂道，作者還據此“領悟”出了這樣一個道理：花錢花得太快，命也去得快呀。雖然隱約含有勸人節儉自律之意，但也實在愚昧可笑。
有趣的是，《聊齋》中也有一篇相同題目的短文，但內容卻迥異，而且思想也大不相同。《聊齋》中的《雨錢》說“濱洲一秀才”，“讀書齋中”，一老狐翁慕其高雅，故來與他“評駁今古”，狐翁“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令秀才嘆服。狐翁幾乎日日來與秀才談經說義，興致越來越高。但秀才卻有些不耐煩了。一日，秀才忍不住岔開話題，請求狐翁用法力為他“脫貧”。狐翁沉默片刻，即入密室，“禹步作咒”，不一會兒，數十百萬錢“從梁間鏘鏘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秀才為自己的暴富竊喜不已，正要取用，“則阿堵化為烏有”，秀才質問狐翁，狐翁厲聲喝斥：“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與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乘命！”然后拂袖而去。此文無情地揭露了那些假裝圣賢、故作清高之徒的丑惡嘴臉，也借狐翁之口加以痛斥。其思想的深度與批判的力度都遠勝于《小豆棚》中的《雨錢》。
三、女性形象：平常人的不平常——《小豆棚》對《聊齋》的變異之二
蒲松齡筆下的女性婀娜多姿，在我國古典文學的人物畫廊上一直都是那么光彩照人。蒲松齡對女性形象描寫之高超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至今仍有不少學者贊不絕口［9］。如《阿繡》中的狐女阿繡，是一個心靈美和外貌美兼得的典型。她對美的執著追求，她對所愛的人的寬容和幫助，常常使讀者感動，她犧牲了自己的愛情，用自己超凡的法力玉成了自己所愛的人和別人的一段姻緣。此等胸襟，實在讓人佩服。
《聊齋》一書中的女性形象，更引人注目的多是鬼狐，她們具有超人的法力。即使是寫凡人，蒲松齡也賦予了她們出入于異域幻境的奇特經歷和偶遇鬼神的奇緣，所以她們比一般的凡人多了一些神秘，她們的故事也就富于傳奇色彩。她們往往通過鬼神的幫助而完成了在凡間靠她們自己的力量根本無法實現的夢想或追求。這一點，體現最多的是在愛情故事中。如狐女阿繡，正是由于她的法力，她才能促成了一對恩愛夫妻。為了能與自己的真愛結為伉儷，那些凡間女子不惜違抗父母，冒當時之大不韙，甚至以死抗爭。但是，在強大的封建禮教面前，她們的抗爭終究是弱小的。正當故事要以悲劇收場時，蒲松齡就將筆鋒一轉，讓她們進入異域幻境，在某些鬼神的幫助下，幾經周折，有情人最終還是成了眷屬，并雙雙返回人間，過上美好的生活。這當中存在著作者的幻想成分，也正因為這幻想，才使故事顯得曲折離奇，引人入勝。蒲松齡筆下有著豐富的鬼狐世界，有著神秘的人和傳奇的故事，人與鬼狐的來往很頻繁，或人入幻境，或鬼狐化為人走進凡間。這些都使得《聊齋》中的女性異于一般的凡人。
曾衍東筆下的女性形象，大多已脫下了那層神秘的面紗，褪去了傳奇的色彩。雖然曾衍東也寫了不少女鬼或狐女，但更突出的女性形象是那些凡間女子，雖然她們的故事較為普通，但很真實動人。可惜這些形象大多線條粗糙輕淺，如一幅幅粗線條的人物速寫，不能給讀者留下深刻持久的印象。曾衍東的筆觸遠不如蒲松齡細膩、生動和傳神。另外，曾衍東還忽略了環境對人物性格的烘托作用，曾衍東似乎無意于環境描寫，所以他筆下的人物，沒有什么背景襯托，愈顯單薄。故《小豆棚》的藝術感染力遠遠不如《聊齋》。
引人注意的是，平常人事的增多，是《小豆棚》的一個特色。書中寫了大量平常人的故事，如《小李兒》、《張二嘮》等等。其中某些篇章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十分成功的，雖然為數很少，卻值得肯定。她們不像《聊齋》中的狐女鬼魅那樣有著超人的神力，她們凡胎肉身，食人間煙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她們中有妓女有村姑，地位卑微，像地上的沙子一樣普通。但她們卻有著凜然的傲骨和驕人的風采，特別是在危急的時候，她們往往與眾不同，表現出平常人的不平常來。這些女性形象首先在地位上已經是以獨立的姿態出場，而非男性的附屬。她們以自己的方式，下意識地竭力掙開封建的枷鎖，展現了封建社會里一些清醒獨立的女性特有的風采和氣骨。這些女性形象飽滿生動，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聶小玉》的主人公聶小玉，身為優伶，卻有一顆善良的心和大膽追求愛情的勇氣，不畏流言，很有主見。更難得的是這個弱女子還有富貴不能淫的氣骨和死而不屈的精神。初識瞿秋山時，他正貧寒不能自給，聶小玉毅然伸出援手。后來二人由相慕到相知，最后相愛。聶小玉拒絕了許多達官貴人，與瞿秋山生活在一起。后來瞿秋山考取了功名，擔任官職。有一次奉命深入荒山野嶺圍剿匪賊時被俘，匪賊首領見小玉之美而動心，百般利誘卻終不得，后以死相迫，聶與瞿從容地雙雙殉情。這個平常人的故事就到此為止，并不像《聊齋》中的《連城》那樣，死后愛情故事仍在陰間一波三折地繼續，并在陰間偶遇友人，得到幫助，遂雙雙生還，再回到人間作恩愛夫妻。《聶小玉》多了一些現實的殘酷和平常人的無奈，少了《連城》的幻想、傳奇色彩，但更真實動人。
同樣是刻畫一些獨立的普通女性的篇章還有《翠柳》、《齊無咎》、《浣衣婦》等等。這些女性各具特點，比如婢女翠柳棋藝高超，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輕輕松松地把目空一切的棋壇名手打得落花流水……她們的出現，是書中難得的一道亮色。這些女性雖沒有《聊齋》女性的生動豐富和浪漫神秘，卻多了幾分真實樸素和普通人的親切。
四、《小豆棚》的藝術特色——從《聊齋》到《小豆棚》的轉變
《小豆棚》很明顯受到《聊齋》的影響，但《小豆棚》的藝術成就遠遠低于《聊齋》。在敘事為文時，《小豆棚》沒有傳奇筆法，想象貧乏，也不懂虛構、剪輯。故事大多平淡無味，情節簡單，沒有曲折起伏。如前所述，史傳文學影響了《聊齋》的形式體制，而這一點又被《小豆棚》所沿襲。
其實，史傳文學對中國古典小說的影響是普遍而深刻的，不僅僅在形式體制上，在創作手法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如史傳創作中一以貫之的“實錄”精神就影響到了古代小說的創作，使小說的創作也貫徹了“實錄”精神，即小說創作也像寫信史一樣，甚至連細節都要求符合生活的真實，這就勢必導致小說缺乏藝術想象和藝術虛構。小說畢竟不是信史，小說有別于信史的最大特點是它可以想象虛構，剪輯加工，它不必拘泥于生活的真實，只要有藝術的真實，而藝術的真實遠比生活的真實廣闊自由，這大概就是藝術的魅力所在。蒲松齡顯然是懂得這一點的，所以，雖然《聊齋》受到了史傳文學的影響，但并沒有被它約束，《聊齋》是“創造性地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這主要表現在蒲松齡善于并且是有意識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聊齋》雖然“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使“讀者耳目，為之一新”［9］（P179）。這一點可以用《聊齋》的情節設置的藝術性證明，蒲松齡有意識地造奇設幻，情節設置頗見匠心，往往一波三折，變幻莫測，搖曳多姿，引人入勝［10］。
遺憾的是，《小豆棚》對《聊齋》用傳奇法以志怪的筆法模仿得猶如邯鄲學步，雖較之于魏晉志怪，敘事較為委婉曲微，但絕大多數篇章遠遠未習得《聊齋》神韻，尤其在情節設置方面，更無法與《聊齋》相提并論。但也有例外，“物類”中的一些動物故事特別值得關注。如《義鳥亭》、《鸚鵡辭》、《猴訴》、《鷹》和《魚躍》……其藝術價值非常高。
民間文學對小說創作的影響使《聊齋》獲益匪淺，也滋潤了《小豆棚》的創作。中國古典小說最初的源頭來自民間，在后來的發展中又始終同民間文學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不少文人作家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或直接加工民間故事、傳說而創造出優秀的作品，蒲松齡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11］。《小豆棚》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從民間文學中獲得了題材和靈感，創作出了全書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即“物類”中的一些動物故事，雖數量不多，卻很有價值，這些以動物為主角的故事引人入勝，情節曲折動人，這些動物形象有一定的人格化傾向，但又不同于民間文學范疇內的動物故事，因為它們并不完全人格化，它們褪去了鬼怪狐魅的神異色彩，帶上了濃濃的人情味，具有人類的一些品質，如忠心耿耿、知恩圖報等等，當然它們還保留著作為動物的本性特征，曾衍東筆下的動物有更多的平常性和真實性。《鸚鵡辭》說一個太學生李某，性好音，養了一只鸚鵡，日夜調教，逾年而能歌。不料鄉里的邑令看中了鸚鵡，強令以百金賣之。李某雖然萬分不愿，卻無法抗命，只好忍痛割愛，“歌哭盡日乃去”。邑令得到鸚鵡心中歡喜，大會賓客，命令鸚鵡當場唱歌，鸚鵡卻不出一聲，“不食數日死”。鸚鵡與主人李某感情深厚，一旦被迫易主，寧愿餓死。此情此義，很是難得。
而《猴訴》是這些動物故事中情節最為曲折，篇幅最長，也最吸引人的。故事講某乞丐以半乞討半耍猴為生，他與猴子相依為命，食同器，寢同被。行乞途中他們遇到了一個無賴乞丐，猴子看到他“即變面作吼，怒形聲色”，主人卻憐憫他，分給他食物。無賴乞丐巧妙的偽裝很快就贏得了猴子主人的信任和友誼，他們很快就成了心腹之交，從此便結伴行乞。由于猴子的主人除了乞討還耍猴掙錢，收獲較豐，所以他常常把錢分給無賴乞丐。不料無賴乞丐見財忘義，日久竟生貪念，設計謀殺了猴子的主人并想奪走猴子。猴子機靈，看機咬斷繩子，逃走了。
猴子并沒走遠，它來到了衙門，在門前哀號數日不停，路人見了都心生憐憫。衙役給了猴子食物后就趕它走，但猴子怎么也不肯走。猴子的異常引起了太守的注意。當猴子拉著衙役的衣服似欲走之時，太守便叫衙役依著猴子，猴子把太守等人帶到主人被殺的地方。太守發現了乞丐的尸首，知道猴子有冤情。太守深感其誠，決心幫助猴子抓住兇手。于是太守派人跟著猴子在集市上到處轉，以期找出兇手。歷經數十日，猴子終于發現了那個無賴乞丐，猴子直撲上去，衙役緊跟著上前，不一會兒就抓住了兇手。乞丐在公堂上供認了罪行并得到了懲罰。猴子了了心愿之后，穿上賣藝時穿的衣服，戴上帽子，像人類一樣向太守鞠躬行禮，然后跑到頂樓，長號幾聲，墜地而亡。這個故事感人至深，無賴乞丐與猴子形成了鮮明對比，作者行文時飽含深情，愛憎分明，敘事一氣呵成，簡潔利落，情節起伏，錯落有致，松弛有度，讀后讓人唏噓感嘆，難以忘懷。
從書中看來，這些故事并非作者獨立創作，而是整理記錄和修改潤色當時流傳頗廣的民間故事、民間傳說而成的。這樣的作品數量不多，但在筆者看來，其藝術成就在書中卻是最高的。曾衍東為清代民間文學的保存作出了貢獻，這些優秀的作品在我國的民間文學上應該占有一席之地，是值得肯定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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