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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張載的“學即能移”包括豐富的內容。首先，是學什么的問題，即學習圣賢之道。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即“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茍志于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其次，是“移”什么的問題，即惡向善的遷移。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氣質惡者遷移為賢者”“善反之”等。從“學”中，張載即使“終日危坐一室”，甚或“至僻陋”也“處之益安”，可見，他“夙夜從事”，追求“孔顏之樂”。

關鍵詞:張載;學即能移;氣質美惡;善反;圣人

張載教育思想注重“多栽培學者”，傳孔孟之道，“功及天下”。其首要的前提是了解“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這一對觀念。一方面，如氣質善者，需固守，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另一方面，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用張載的話說:“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1］266人的氣質之性有美惡，那是因為“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2］324。此性是“人之氣”，也是氣質之性。“性未成則善惡混”［3］23，當氣質之性沒有成就天性時是善惡相混的，所以君子不以它為本源之性［4］。“夭壽”二字，在《孟子•盡心章句上》中是這樣出現的:“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5］夭，短命。壽，長壽。夭壽是命之短長的意思。把人的“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聯系起來，在孟子看來是“不貳”，在張載看來，“皆是所受定分”。張載從“學即能移”這一側面，將“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與“賢者”相聯系，即“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1］266。并另主張“學者先須變化氣質”［1］274，從而達到“求為圣人”的教育目的。

一、何謂“學”

張載認為:“為學所急，在于正心求益。”［6］375學就是“正心”，因此具有寬泛意義上的自礪的含義，而其最寬泛的意思，就是“學做人”———“學者當須立人之性”［2］321。他認為學習的過程可以分為兩個環節。張載說:“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圣人既到后，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己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1］278對于初學者而言，道心惟微，因此不應該即時昭示。張載認為:“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3］31對剛開始學習的人與學有所成的人，教起來也應該有所差別:“道初亦須一意慮參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1］280初學者必須積極勤勉地求索，可是，到第二節———從顏子以至于孔子———卻不一樣。就像上面所引的最后一段，這一節包括獲得直覺即“非思慮所能致”之一種感悟，使人進而成為完人，即圣人。除上述界定“學者至顏子”與“由顏子至仲尼”二節的標準外，張載還將它說成是“始成大人者”和“大而就圣者”。第二節的目標在成圣，可是，達到這一節的終點，卻只能是自然生發的。而第一節中由初學進而成為“大人”，卻是可以黽勉而至的。張載對這一點十分強調:“蓋大則猶可勉而至，大而化則必在熟，化即達也。”［7］216“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1］266由于憑著勤勉用功就能達于“大人”之境，張載一再敦促弟子們勤勉勿怠。一方面，“大抵語勉勉者則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則猶或有退，少不勉勉斯退矣，所以須學問”［7］77－78。“惟知學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進而不息可期矣。”［3］27王夫之注:“知學，知擇執以至于中也;不息，則成性而自能化矣。不知學者，俗儒以人為為事功，異端以窮大失居為神化;故或事求可，功求成，而遂生其驕吝，或謂知有是事便休，皆放其心而不能勉;雖小有得，以間斷而失之。”［8］139所以他勸誡學生學習只有終身繼續不已，學問才會“日增日得”。另一方面，“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1］267。學習不可停息，否則就像木偶一樣，牽之則動，不牽則息。可見，“學非一日之積也”。

(一)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這個“學”實質上就是接受儒家價值理念的熏陶，對儒家道德進行學習和實踐。《禮記•學記第十八》:“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9］如果要教化臣民，成其美俗，一定要從“學”入手，強調“學”對移風易俗的重要性。教育所擔負的不僅是傳承知識，而且也是移風易俗。張載提出:“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3］24王夫之注:“好善惡惡，德性也;領者，順其理而挈之也。陽明之德，剛健而和樂，陰濁則荏苒而賊害以攻取于物，欲澄其濁而動以清剛，則不可以不學。學者用神而以忘形之累，日習于理而欲自遏，此道問學之所以尊德性也。”［8］117謂去除惡行惡事，也是“其必由學乎”。這個“必”字，就說明要從教育下手，才能夠收到這樣的效果。張載進一步解釋說:“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3］23“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3］23“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3］23張載認為，氣質之善惡雖是人與生俱來所受的定分，但人的善惡所成卻取決于后天努力———稟氣之偏者，可以通過后天不斷的“學”，逐漸摒除和矯正“氣質之性”中的“惡”，從而最終返歸到至善的本性［10］。

(二)茍志于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

張載提出:“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1］273這個論述強調“志趣”在學習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首先，立“天下之志”。張載說:“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圣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3］34王夫之注:“天下之人，嗜好習尚移其志者無所不有，而推其本原，莫非道之所許。故不但兵農禮樂為所必務，即私親、私長、好貨、好色，亦可以其情之正者為性之所弘。圣人達于太和氤氳之化，不執己之是以臨人之非，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無不可感也，所以天下共化于和。”［8］174張載提出:“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7］97張載胸懷“天下”，既有“天下之心”，又立“天下之志”，于是在他的思想中便有了“為天地立心”的觀念。張載說:“如志于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盡遠大。”［2］332他明確地把“志”同一個人的才能、事業結合在一起，強調志向遠大是成才的根本保證。一方面，“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3］35。王夫之注:“志立則學思從之，故才日益而聰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篤，則氣從其志，以不倦而日新。蓋言學者德業之始終，一以志為大小久暫之區量，故《大學》教人，必以知止為始，孔子之圣，唯志學之異于人也。天載物，則神化感通之事，下學雖所不逮，而志必至焉，不可泥于近小，以苶其氣而棄其才也。”［8］182另一方面，“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1］287。只有樹立遠大的志向，才能“才大、事業大”。并舉例:“今人為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1］283反之，如果沒有遠大的志向，則會“易足”“無由進”。其次，“只看志如何”。張載說:“有志于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2］321人必須堅定信念，因為“志”是一個長遠的目標。否則，“學”也是枉然:“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6］375在他看來天資愚笨不足畏，最可怕的是沒有志氣。再次，“可久”與“日新”。張載說:“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3］35他強調只有“志堅”“志久”即牢守遠大的志向，才能學有所成、長久保持良好的德行。一方面，“君子”不僅要“志趣高遠”，而且要“守道篤信”［1］247。相反，“偷惰之夫咸有立志”［1］247。另一方面，要“信篤持謹”。張載說:“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2］321張載自謙地講“吾學不振”，更不是“強有力者”，所以“不能自奮”。如果不能“篤信”，何能“持謹”?最后，“勝其氣與習”。“氣者在性學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為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于齊，強學以勝其氣習”［2］329－330，因此，“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世習熟纏繞。……茍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2］330。外在之“氣習”往往會遮蔽人之內在本性，“學禮”則可以解除外在“當世習熟纏繞”，解去了“纏繞”，人便自然灑脫［11］。

二、“移”什么

張載說:“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1］266所謂“氣質惡者”，即為人欲所蒙蔽。如何拂去?那就是通過“設教”。“圣人設教”的目的，便是要人人都可以把“氣質惡者”通過“學即能移”轉而“為賢者”。一方面，“圣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圣人之語虛設耳”［1］283。另一方面，“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3］23。

(一)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

第一，在張載看來，“性”所涉之“有無虛實”，其實質則為“一物”。張載說:“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3］63如果“不能為一”，那么，“非盡性也”［3］63。由于每個人“氣稟”的清濁昏明不同和通蔽開塞的差異，便形成智愚善惡差異的人［12］。舉例說明:“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3］63“飲食男女”表現為人對物質生活的欲望，亦稱“習俗之氣”或“攻取之性”。張載“合虛與氣，有性之名”［3］9一語，就是說，“性”是合太虛與氣化之“兩”而成的。正是依賴于合成的機制，“性”作為總體才能生成:“性其總，合兩也。”［3］22張載始終堅持“合兩”成“性”的性論觀，強調“兼而不偏”方可“盡性”，通過勤勉不息的道德創造方可達到“繼善成性”之境界［13］。第二，“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2］332。使性不美轉化為美，強調“矯輕警惰”［1］271。其意包含三個方面:首先，“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惰，事無由立，況圣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1］268。其次，“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1］271。矯，糾正、匡正。輕，輕浮、浮躁。謹慎自己表情上的喜怒，這只是矯正表面的東西而不知道治理其根本，應該矯正輕慢的態度、警戒怠惰的行為［14］644。最后，“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1］271。天賦好不值得驕傲，只有矯正錯誤去向善，矯正懶惰而勤勞，才值得自豪［14］644。

(二)氣質惡者遷移為賢者

第一，“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1］266。何為“賢人”?張載說:“克己行法為賢。”［3］46求為賢人，就是使受教育者通過“好學不倦”等途徑，而成為“好仁而惡不仁”“好惡兩端并進”的能夠行“中道”的賢人。第二，“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3］23氣質之性在于對外物有所追求，張載稱之為“攻取之性”。他說:“攻取，氣之欲。口腹于飲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3］22所謂“攻取之性”是指人的嗜欲即飲食男女等物質的和生理的欲望，對于人的這種欲望，張載認為是不可以消滅的。

(三)善反之

張載說:“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3］23“反之本而不偏。”［3］23“性于人無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3］22所謂“反”，就是通過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化“氣質之性”，回復到正清善美的“天地之性”。“性于人無不善”則是強調人人皆可“反”。

三、追求“孔顏之樂”

二程曾說，“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15］，但他并沒有指出“孔顏之樂”所樂何事。要弄清楚其所樂何事，必須首先分析“賢哉回也”章中簞食瓢飲與顏子之樂的關系，并由此問題進展到自樂與樂他的理論問題，最后才能較清楚地觀照所樂何事的問題。在儒學發展史上，張載也是一位“學以修身力行”的榜樣。第一，“夙夜從事”。《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中載:“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為多。”［16］382他協助邊防長官蔡子正辦理軍務，對抗擊西夏入侵做了很多工作。所謂“夙夜從事”，即張載從早到晚勤于軍務，推而廣之，也即夙夜在公。第二，“終日危坐一室”。《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中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16］383第三，“至僻陋”而“處之益安”。《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中載:”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16］383在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中，孔子最為贊賞的是顏回。顏回于十四歲拜孔子為師，此后終身師事于孔子［17］。《論語•雍也》記:“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18］可以說，張載繼承了孔顏之樂，做到了“至僻陋”而“處之益安”。綜上所述，“學即能移”是張載極其重要的一個觀念，其中包含著“性未成則善惡混”“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的認識。只有通過“學”，方能“移”，即收到“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氣質惡者遷移為賢者”等效果。很自然的，“學”既要“善反之”，又要追求“孔顏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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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軍紅  單位：西安外事學院 民辦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