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農耕文化對農民社會保障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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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黨的報告指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體制和政策體系。近年來，隨著我國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相關政策的部署落實，城鄉二元結構的壁壘正在逐步消除，城鄉之間的差距處于縮小的態勢。農民社會保障權是否實現，實現程度的多少都可成為城鄉差距大小的真實反映。除了城鄉二元體制之外，是否有其他因素對農民社會保障權產生了影響？多角度、全方面地考量農民社會保障權的影響因素，對夯實農民社會保障權的制度和物質基礎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保障是國家以再分配為手段而達到社會公平和正義目標的一種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發揮著社會的穩定器、經濟運行的減震器和社會公平的調節器的作用。社會保障權作為基本人權，被憲法確認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理應人人享有。但是，由于我國城鄉二元體制的長期存在，某種程度上導致農民的社會保障權并未得到廣泛實現。為了全面地探討不同因素對農民社會保障權的影響。本文從農耕文化的角度出發，對農民社會保障權進行再考察，探索二者之間的聯系，進而進一步分析論證農耕文化對農民社會保障權產生了何種影響。
1農耕文化的內涵分析
長期以來，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農耕文化的內涵加以闡述，表述不一。盡管目前對農耕文化還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但是能夠達成共識的是：農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以及各類宗教文化為一體，內涵豐富，具有極強的包容性。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會在傳統內涵的基礎上融入新的內涵，成為一個豐富的文化體系，農耕文化作為我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對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思想意識、行為習慣、生活生產方式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在這種長期城鄉分立的體制下，對傳統農民的影響可謂深遠。直到今日，在一些農村地區，在一些農民身上就能看到這種文化留下的烙印。因此，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時代，對傳統的農耕文化也賦予了新內涵，提出了新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指出：“要從傳承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增強發展軟實力的戰略高度，深入挖掘農耕文化蘊含的優秀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發掘、繼承、創新和發展優秀鄉土文化，保護傳承好鄉村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從這里可以看出，黨和國家對農耕文化進行準確定位，對農耕文化其中所蘊含的精神養分充分肯定，對廣大勞動人民長期積累下來的優秀成果進行了大力弘揚，并在還提出新的要求，“以農為本”“以人為本”，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利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去粗取精，使其更加符合時代的發展需求，更加迎合新時代農民的心理需要。總之，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農耕文化的內涵更加豐富、立體和全面。這也說明，只有讓農耕文化傳承順應時展，處于動態的發展變化之中，才是繁榮、豐富農耕文化的應有之義。
2農民社會保障權的法理分析和現實論證
2．1農民社會保障權的法理分析
社會保障權是社會成員從國家和社會獲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權利，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正如馬克思所說：“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此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文化發展。”社會保障權也經過了數次的更迭和演變，由一開始的應然權利到法定權利，最后成為一種現實權利。其中間的每一個環節都是人類為之奮斗的產物。如今，社會保障權作為一種基本人權，而人權又是一個歷史范疇。道德層面上講，人權屬于應有權利；法律層面，人權屬于法定權利，從現實層面，人權屬于實有權利。社會保障權的核心內容就是，當社會成員出現自身無法解決的生活困難時，國家和社會有義務對其社會成員實施物質支援和幫助，使其成員本身可以由尊嚴體面的在社會中生存下去。我國《憲法》第4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因此，凡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不分城市和鄉村，都有權平等地享有社會保障權。可是在現實當中，城鄉二元體制分立，城市和鄉村本身的物質基礎就相差很多，再加上農民自身權利意識淡薄，并未主動地去申請追求這一權利，導致長期下去，我國在城市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市民的社會保障權的覆蓋面積日益擴大，而在閉塞的農村地區，農村整體的經濟發展落后，導致相關配套設施不能盡快完全配套，農村的社會保障機制體制并未建立，絕大多數的農民也并未平等地享受社會保障權。
2．2農民社會保障權的現實論證
從某些意義上來說，權利的貧困會直接導致鄉村的貧困。截至2020年，我國要全面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貧困縣全部摘帽，實現全面小康。在舉國全國之力上下開展扶貧攻堅活動中，走入鄉村發現，農民主體意識淡薄，權利主體意識尤為薄弱，不知道自身所應該享有的合法權益是怎么一回事，從哪來，怎么用。因此，黨的報告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確保培育農民自身主體性地位，呼吁農民積極發揮自主性和創造性。這樣的現實反映更能論證之前結論的合理性，這樣的問題不容小覷，在鄉村走向振興的路上，必須有農村社會保障體制機制的建立健全，農民自身社會保障權的實現保駕護航。就算脫貧成功，會不會又因為其他原因回到貧困，這就需要農民社會保障權來穩固人心，保障人民內部的穩定和諧。如果農民社會保障權抓不好，農村勢必會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口會被排除在鄉村振興之外。所以，權利的貧困得到妥善合理解決，勢必會為鄉村發展提供新的動能。
3農耕文化對農民社會保障權的影響
3．1農耕文化孕育出農民的奴性思維阻礙了農民社會保障權的發展進程
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講到：“中國的傳統社會是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舊社會秩序的維持不靠他力靠自力，不靠強力靠理性維持，而士人就是代表理性來維持社會的人。”士人這個特殊群體對于農民奴性的開發功不可沒。舊日中國的社會成分為“士、農、工、商”，士人也就是所謂的讀書人，這一社會群體的人飽讀詩書，就是為了步入仕途。進而充當古代傳統社會的教化者。他們是天子和庶人之間的橋梁和紐帶，自身扮演的角色很關鍵，一方面要時常提醒規諫君主要約束自己，輕徭薄賦，少興作，而偃武興文；一方面又要教化百姓要忠孝和睦、安分守己，聽從天子，做順民、良民，永不造反。長此以往，雙方對立的矛盾漸漸被緩和下來，沖突也就少了些，社會就能安穩一些。士人就是做這兩方面功夫的，但是中國人的消極、忍耐、相安性、奴性也就由此養成。只會順應著、服從著、墨守成規的生活著，哪里想過去追求一些自己的權益，當順民、良民成為他們不二的生存法則。隨著產生的就是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生產生活方式，也正是因為奴性的存在，人們對于事物外界的真善美丑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只知道一味地去承認領導者的意見，讓個人的話語淹沒在了主流話語之中，逐漸地放棄了自我，而相比較于西方，權利意識極為盛行，多數的戰爭、起義、暴動都是為了追求所謂的權利，更主要的是由于西方人的權利啟蒙較早，權利主體意識強烈，深信不疑自身的人權是上天賦予的，在這樣號召下的人們不懼權威，不懼束縛，勇敢地為了自身利益的實現而斗爭，黑人運動、女權運動都是最直接的體現。中國由于傳統社會的特殊背景，農耕文化的特殊培育方式，導致人們自身權利意識缺位，從整體上看，農耕文化下孕育的奴性思想阻礙了農民社會保障權的發展進程，進而阻礙了農村社會保障機制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3．2農耕文化滋養下農民的和平習性阻礙了農民社會保障權的發展進程
對于農民這個特定的主體，尤其在農耕文化的特殊背景下，要辯證全面的分析看待。古語講：“半部論語治天下”，儒家對于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統治力不言而喻。古代傳統的農耕社會中，是“道統”與“正統”的統一，傳統社會那就是道德政治，才會衍生出所謂的半部論語治天下，正統那就是天子權威的至高無上，凌駕于封建社會之上，不可撼動。儒家所宣講的倫理本位的治理方式，對于農民的和平習性的培養產生了重要的作用，禮俗社會靠禮俗進行教化，上文提到的理性的養成，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禮俗的陶冶。農民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愛好和平，向來都厭倦與人世間的紛爭和打打殺殺，只希望在正常的世俗社會中尋求內心的一處安寧與靜謐。這本是一種優質的習性，那為何會阻礙農民對于社會保障權的追求呢？正所謂，短處從長處中來，在封建社會的高壓統治下，能夠多少君主真正地仁愛于民，在他們看來，來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君主圣明，稍稍地體恤民情，已經等同于今日的“共產主義社會”了。那么對于自身的權益的追求和實現早就已經拋擲腦后，只會盡情地享受著難得的盛世。甚至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后，人們這種對于自身權益的追求也尚未開始，知識在國家層面意識到，要踐行自己當初的承諾“我們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想到要給予農民一些權益的時候，這時候農民想必也知之甚少，有時候也只是停留在形式上而已。直到改革開放之后，西方多元文化思潮涌入中國大地，中國人民紛紛為之震驚，感嘆西方的進步和先進，權利意識開始全面覺醒，但是，不容忽視的是，這一股強勁的西方首先吹醒的仍舊是那些城市人。毫無疑問，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在權利追逐的路上的縫隙大大加大了，已經成了鴻溝。也就是在國家全面取消糧食稅的時候，發放糧食補貼的時候，農民恍然大悟，原來，國家給了我們這么多實實在在的好處，不是虛的，而是真的。因為農民最關心的那就是糧食，由糧食引發的權利意識的覺醒對于農民來說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覺醒，從那時起，農民為自己權益斗爭，為權利奔走，才慢慢起步。最后，本文認為，農耕文化對農民思維、意識的培育要全面看待，農民本身也要全面、辯證的看待，但是，歸根結底，不可否認的是，農民自身的優點和缺點都毫不例外的阻礙了農民社會保障權的發展，進而影響農民社會保障機制體制的建立和完善。而現在農民社會保障全取得迅猛發展的今天，追根溯源，找其根本，對于正確的規范和引導農民社會保障權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只有這樣，才能讓農民在今天取得絕對的主體地位，推動農民自身社會保障權的完整實現，農村社會保障機制體制的不斷完善，進而依托農民帶動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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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茹 單位：山西師范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