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區草原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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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草原生態保護，促進牧民增收，對于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加快牧區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正是草原生態保護和建設的重要性，學術界很早就開始了相關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富有價值的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從經濟學角度進行的研究。許成安等運用“公共資源悲劇”理論討論具有公共資源特點的草原在各個經濟主體竟相使用的情況下必然導致過度利用和退化的可能性，認為當不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每戶牧民都從自身利益極大化這一目標出發而獨立決定的養羊總量是大于一戶牧民(或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所決策的養羊量的。李仲廣等(2001)采用草原資源的生物學模型，通過放牧活動的“成本—收益”分析，對過度放牧進行了數量界定，進一步分析了過度放牧與環境惡化的經濟學原因:草原資源的產權不完善，以及產權不可以交易與轉移等;草原資源沒有被市場所涵蓋，沒有能反映牧場潛在成本和使用成本的市場價格，在普遍存在的規模偏好驅使下，放牧活動量趨于達到最大可持續放牧量。與國內學者的研究結論相反，ElliotFratkin和RobinMearns(2003)認為牲畜在草原上的靈活遷移是使草原畜牧業和牧民生存保持可持續性的基本條件。而土地產權明晰、牧民定居這些我們一貫認為是促進牧區發展的措施也被認為導致遷移性下降而受到質疑和否定。Elli-otFratkin等指出:牧區的發展政策一直受GarretHardin“公地悲劇”理論的影響。實踐證明這些觀點指導下的政府干預是消極的，而且經常是災難性的。建立新的牧區發展途徑的核心是，承認牲畜靈活遷移的必要性，土地產權政策、基礎設施建設、購銷和金融等社會化服務及其他政策都必須服從于牲畜靈活遷移這一基本要求。政策因素對草原生態環境的影響。中國草原問題的國外研究者表現了對制度和政策問題的特別關注。約翰•W•朗沃斯和格里格•J•威廉森(1994)在其合著的《中國的牧區》中提到:1949年以后，牧區人口的不斷增長對草原的壓力可追溯為中央政府的三項基本政策措施:在牧區擴大開墾;實行戶籍制度;給予少數民族計劃生育方面的特權。這三項全國性的政策已制約了牧區經濟的持續性發展。世界銀行《中國:空氣、土地和水》(2000)報告中提出:“同中國的許多‘生態建設’一樣，草原生態環境建設重點幾乎完全放在投資上，卻很少關注根本性的社會問題與管理問題，而這些問題才是自然資源管理問題的核心?！眹鴥葘W者也提出類似的觀點，在牧區城鎮化進程中，由牧民定居而導致的草原退化問題仍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牧民定居過程中，只重視生活方式的轉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視了傳統草原畜牧業生產方式的轉變(賀衛光，2003)。氣候變化對草原生態的影響。世界銀行《中國:空氣、土地和水》(2000)報告中用專欄的形式提出了“非均衡模型及其同中國草地畜牧業的相關性”。指出:很多干旱草原生態系統是“非均衡”系統，植物增長和草地的生產力更多地受氣候的影響而不是畜禽存欄率的影響。呂曉英，呂勝利(2003)以青海省青南地區、甘肅省甘南州、四川省甘孜和阿壩州、內蒙古錫林郭勒盟以及新疆伊犁地區為代表，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扼要敘述了牧區存在的主要問題，重點探討了出現上述問題的自然和制度兩大根本原因，特別是通過大量氣候資料的統計分析，揭示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主要牧區普遍氣溫升高、蒸發量增多，不少地方降水量減少，導致環境惡化，草地“三化”嚴重，鼠害猖獗，草地生產力下降，已嚴重影響到牧區的生存和發展。秦海蓉、孔慶秀(2005)認為草地退化是由自然因素、人為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僅從氣象因子來分析，干旱和大風是導致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诓菰芾砼c草畜平衡視角的研究。魏立男等(2003)將草原生態系統理論和系統管理理論相結合，提出了草原管理的四項基本原則:一是對草原生態系統，要立足于生產、生活和生態的統一。二是要增加物質和能量投入。三是要因地制宜與分類管理。四是要掌握草地資源開發利用的限度。許志信、陳玉琦(1997)著重強調了平衡的觀點，分析了內蒙古草原出現的各種問題后提出: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的策略和措施應走生態牧業發展道路，在牧草資源數量和家畜數量之間尋找一個合適點，在這個點左右進行牧業生產。從人口壓力角度進行的分析。包玉山、周瑞(2001)的研究發現，濫墾草原、盲目移民的結果使草原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而沙化退化;農耕范圍和沙化退化面積的迅速擴大，使草場面積不斷縮小而加劇了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而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的加劇又造成草場的沙化退化和草場面積的進一步縮小。在草原牧區，養活一定的人口需要一定的牧畜，放養一定的牧畜需要一定的草場;在草場給定的情況下，人口越多，生活水平越高，就越需要增加牧畜頭數，就越容易超載過牧導致草場退化沙化。許成安等人(2001)也提出“人口遷移或減少牧區人口數量”的對策主張。從法律制度等方面進行的分析。王補元等(2001)對草原執法的各個方面進行了闡述。提出要全面貫徹草原法律、法規;大力開展草原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工作;強化草原執法工作，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開采礦物等草原破壞行為。其他相關研究。牧戶采用草原保護的行為是一個復雜的問題，與牧民的文化和價值觀、社會經濟特征以及廣泛的政策和政治背景的問題交織在一起。因此，不能實施單一經濟激勵措施影響牧戶的草原保護行為(洪冬星，2011)。盡管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正在順利實施，但各地進展并不平衡，獎補政策落實較慢。留在草原的牧民生產門路越來越窄;轉移出來的牧民缺乏技能，語言不通，就業困難。禁牧減畜與促進牧民增產增收也存在矛盾。落實好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趙鳴驥，2011)。草原生態建設治理的力度，沒有破壞的力度大，原因主要是大自然因素和歷史基礎和國力，具體表現為認識、投入、監管、科技支撐等四個方面(李小健，2010)。
2牧區草原生態環境現狀以及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
伴隨著牧區資源開發利用向深度和廣度的拓展、經濟的快速發展，牧區的環境保護削弱，環境退化速度沒有得到控制，資源正在被過度、過速地開發利用，牧區經濟持續發展的環境基礎遭到破壞，直接影響牧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潘建偉，1999)。由于牧區環境的惡化，牧區的生態安全就成了最突出的問題，人地關系不協調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近50年來，不合理的制度與政策、各種人口問題、社會活動問題的作用的確非常突出，但是在各種因素中，核心因素是“人口因素”，表現為相對于牧區生態環境特性而言的人口規模不合理以及不合理的牧區居民經濟行為和消費行為(于存海，宋躍飛2007)。對于牧區的環境問題的惡化，好多學者探索了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約翰•W•朗沃斯(1994)認為1978年以后廣大牧民都親身經歷了公共政策方面的諸多領域的改革。與此同時，中國牧民獲得了一套全新的生物的、機械的和信息的技術。政策變革所帶來的鼓勵與刺激與現在有的新技術相互作用，獲得了一些巨大的近期收益。但與此相矛盾的是這種政策———技術的互相作用所產生的收益對牧區的長期持續性發展構成了主要威脅。簡言之，1978年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是以草原為代價的，那就是，為了在近期內提高生活水平，致使主要的現有的自然資源已經遭到破壞，從長期看，這種發展戰略是不會長久的。格里格•J•威廉森(1995)認為1949年以后，牧區人口的不斷增長對草原的壓力可追溯為中央政府的三項基本政策措施:在牧區擴大開墾;實行戶籍制度;給予少數民族計劃生育方面的特權?？偫ㄆ饋砭褪?，這三項全國性的政策已制約了牧區經濟的持續性發展，結果造成了牧區的長期貧困和環境的長期退化。秦海蓉、孔慶秀(2005)認為草地退化是由自然因素、人為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由于生態的失調，導致氣象災害、生物災害的頻發，草地的嚴重退化。由于草地的退化反過來作用于生態環境，周而復始，惡性循環。僅從氣象因子來分析，干旱和大風是導致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此外，人口的過快增長、牲畜超載以及人為的不適當活動和不合理的放牧、不科學的技術措施是加速草原退化的直接原因。賀衛光(2003)指出在牧區城鎮化進程中，由牧民定居而導致的草原退化問題仍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調查資料表明:目前所采取的一些定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對草原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其根本原因在于牧民定居過程中，只重視生活方式的轉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視了傳統草原畜牧業生產方式的轉變。楊維軍(2004)總結的牧區環境惡化的原因主要是:一是人口增長過快;二是資源開發過度;三是管理失控。張天華(2001)認為有些牧區薪柴極為短缺，加之地廣人稀及交通不便，致使煤、石油制品等商品能源在牧區的銷售水平很低，導致牧區能源嚴重短缺，牧民長期以來都是用畜糞和草皮作為燃料以維持最低水平的生活用能，生產用能基本沒有。由于人與草爭肥(畜糞)，以及草地得不到灌溉，使得牧草質量下降，草地生態環境退化。
3牧區生態環境綜合整治的原則和目標
可持續發展原則:正確處理當前與長遠、局部與整體的關系，著眼于改善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草畜綜合整治原則:從草與畜兩個方面加以綜合整治，同時輔以必要的行政、法律手段。科學技術領先原則:注重勞動者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和種草養畜科學技術的推廣、應用(潘建偉，1999)。環境治理的目標是:建立合理的農林牧結構和畜牧業內部結構，提高草地生產能力和牲畜對草地資源的轉化能力，改變超載過牧和冬春缺草現象，實現由草畜矛盾向草畜平衡的轉換。制止亂挖、亂墾草地和掠奪式經營，保護現有動植物資源，重建草地良性生態循環體系，保護長江、黃河中下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畜牧業實現由以發展牲畜頭數為主的數量型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主的質量型、以消耗資源為主的外延型向科技含量較高的內涵型，以原始游牧為主的粗放型向定居、半定居放牧為主的集約型轉變，促進川西北牧區社會經濟全面發展(黎懷鴻，王玉蛟1999)。
4解決牧區生態環境問題的對策
通過制度創新，合理利用和保護草地資源，控制牲畜數量，遏制草地退化和生產力繼續下降。實施以定居為核心的人草畜“三配套”(牧民住房、牲畜棚圈、畜牧業基礎設施)建設，從游牲畜牧業向定居畜牧業轉變，保護草地生態環境，改善牧民生活和牧業生產條件(澤柏，2000)。解決牧區人口與環境間，需要采取牧區人口轉移戰略;牧區人口轉移戰略主要有生態移民和勞動力轉移;牧區人口轉移中的突出問題，一個是轉移穩定性問題，一個是收入水平低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主要措施是重視在人口轉移過程中發揮社會政策的作用(于存海、宋躍飛，2007)。目前，中國草原畜牧業產業化程度還很低，已出現的產業化經營形式主要有:公司加牧戶、個體家庭牧場(澳式牧場)、聯戶合作牧場、企業加基地、收購加銷售、生產加服務等。究竟哪一種形式適合當地的實際情況，目前雖然仍處于探索階段，但可以肯定改變傳統畜牧業生產方式，實現產業化經營是保護草原生態環境的有效途徑(賀衛光，2003)。不斷完善草地承包政策來解決草地資源外部性問題，使其外在性內在化。也就是說不要簡單地用草地承包政策來解決排他產權的問題，即界定草地橫向產權的問題，還要把草地產權“從縱向上分割為所有、占有、支配與使用等多段產權”，衍生出對草地的多個產權主體，從而把草地環保的義務分解為牧民承擔和社會承擔，解決在現實中資金和技術不足的問題(戴正，2003)。生態建設和畜牧業發展，必須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樹立生態經濟思想(李志剛、段煥娥2005)。在目前草畜矛盾十分突出的情況下，實施以草定畜，嚴禁超載過牧是當務之急、重中之重。根據不同情況，在各農戶的草原承包合同中，明確總適宜載畜量，按不同草原類型，不同草原生產力，實行定量管理。根據年度牧草豐欠，由草原部門提出年末牲畜存欄數量，確保以草定畜、草畜同步發展的最佳周轉方案。最終使數量型畜牧業變成生態型畜牧業，促進草原生態環境系統的良性發展(張勃、郝建秀、張凱，2004)。牧區的經濟發展宜以發展“有機畜牧業”和旅游業為主，不宜引進和開辦對草原生態環境可能造成污染的企業。避免此類事發生的關鍵在于提高領導干部法制觀念，同時要建立測定、評價一個地區可持續發展狀態和程度的指標體系，以全面考核干部的政績，建議通過立法建立干部行政過失追究制度，真正使干部管理法制化、科學化。對生態地位重要、生態環境惡化、草原通過短期封育和人工治理難以恢復的地區，進行整體搬遷。將牧民從其承包的草場上遷出，異地安置，并在禁牧期間不再返回從事畜牧業生產。
作者：張廣裕單位：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