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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圖分類號］C912;A8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420(2000)06-0068-07

一

在1873年之前尤其是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社會發展的結構分析是以高度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英國作為典型進行的，在揭示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社會結構的同時，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闡明了一般社會結構理論及其方法論意義，指明了社會結構變遷導致的現代化的一般社會發展過程，主要論述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等因素及其矛盾在社會發展中的重大作用。這是馬克思依據事物發展的典型形態對社會結構進行的分析和把握，可以將之稱為對社會結構進行的“人體解剖”。盡管如此，它仍具有一般的社會結構理論的意義，這主要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具有的現代性、先進性和典型性等特點決定的。因此，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由于其社會結構的內在矛盾運動所展示出來的社會發展過程，對于廣大的東方非資本主義的農業社會的發展來說，具有普遍的意義。

但是，“人體解剖”并不能完全代替“猴體解剖”。在對待東方社會、農業國的社會發展問題上，我們還必須進行“猴體解剖”，即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的指導下，對東方社會、農業社會的發展進行具體的分析，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要對東方社會、農業社會的社會結構的特殊性及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正反效應有充分的估計。其實，即使在進行典型的“人體解剖”的時候，馬克思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了?！叭梭w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但是，決不是像那些抹殺一切歷史差別、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1]。但是，由于實證材料的缺乏，馬克思將“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地域性的概念上升為具有普遍性的人類社會的原生形態的位置，將東方社會的農業村社和史前社會的原始公社混淆了。

1873年以后，馬克思借助于文化人類學和東方學等實證科學的成果，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結構理論將兩種不同類型的公社區分開來，將史前社會和東方社會對照起來進行研究，突出強調了非經濟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由此展示出了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民族在“世界歷史”背景下的可能的發展道路。馬克思晚年從發生學意義上進行的這些工作，就是對社會結構進行的“猴體解剖”。因此，只有將馬克思的整個思想發展進程聯系起來，我們才能全面、準確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

二

馬克思是從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的對立統一的角度來看待社會發展問題的，將社會發展看成是一個源于社會結構的變遷而促使社會形態更替的過程，要求人們從社會結構的建構、重組和解構的沖突與融合中來推進現代化和社會發展。

在馬克思看來，社會有機體是由一系列的因素組成的整體——社會系統。作為一個活的有機體的社會系統的組成、結合方式，就是所謂的社會結構。一般來講，社會結構指的就是社會系統中整體與部分、部分與部分之間的辯證關系，它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切關系的總和，其核心的問題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構成的網絡系統。具體來說，這種生產的承擔者對自然的關系以及他們互相之間的關系，他們借以進行生產的各種關系的總和，就是從社會經濟結構方面來看的社會。

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能夠結束“史前時期”（前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就在于它確立了機器生產的大工業生產方式，并由此引起了整個社會結構的嬗變。“在17世紀，商業和工場手工業不可阻擋地集中于一個國家——英國。這種集中逐漸地給這個國家創造了相對的世界市場，因而也造成了對這個國家的工場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這種需求是舊的工業生產力所不能滿足的。這種超過了生產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紀以來私有制發展的第三個時期的動力，它產生了大工業——把自然力用于工業目的，采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這一新階段的其他條件——國內的自由競爭，理論力學的發展（牛頓所完成的力學在18世紀的法國和英國都是最普及的科學）等等——在英國都已具備了。（國內的自由競爭到處都必須通過革命的手段爭得——英國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國1789年的革命。）”[2]因此，馬克思往往用現代社會來指資本主義社會，認為現代化是首先在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實現的。

由此看來，所謂的社會發展問題，其實就是東西方之間、南北之間的一種社會結構上的差異問題，是從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向現代的工業社會結構躍遷的過程。可見，“隨著現代化而產生的關鍵問題，乃是形成中的新社會結構處理這種持續變遷問題的能力；換言之，也就是持續發展的問題，即形成一種能夠容納持續變遷的問題與要求的制度結構。正是這一點，構成現代化的中心課題和挑戰?！盵3]

三

既然建構現代社會結構成為現代化的中心課題，那么，我們就必須對社會結構的特征有所把握，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現代化的有序進行。馬克思通過“人體解剖”的方式揭示出社會結構的以下特征：

1.客觀性

社會結構首先是一種客觀的結構，是一個由于自身內在的客觀的因素按照一定的方式構成的一個自組織系統。社會結構是由于社會系統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構成的，對社會發展進程具有一種內在的、天然的強制性。社會結構對于社會發展的這種強制性來源于生產力。承認生產力在社會結構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的地位，就必然要承認社會結構的客觀性，社會結構的客觀性為對社會有機體進行結構分析提供了內在的可能性。堅持客觀性的原則，這是對社會有機體進行結構分析的首要的要求。

在后現代主義的視野中，社會本身是不存在所謂的結構的。在他們看來，社會結構是人們在近代自然科學成就的誘惑下，為了控制以無限的偶然性和變動不居性而存在的社會，按照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編造出來的概念模式；在轉向后工業的過程中，應該對社會進行解構。其實，后現代主義的這種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在社會結構具有客觀性的意義上，后現代主義欲圖消解社會結構的嘗試不僅不可能成功，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時，我們也不能接受其解構社會的觀點，因為廣大的非西方非資本主義非工業社會的當務之急是盡快有效地實現現代化，而不是后現代的問題。但是，后現代主義的觀點有助于我們克服西方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弊端。

2.系統性

社會系統的構成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因此，系統性構成了社會結構的又一個重要的特征。社會結構決不是一種無人的“死”結構。正是由于人類活動本身是具有內在的結構的，因此，才使得社會有機體具有了結構。而人類的活動是多姿多彩的，馬克思將人類的活動劃分為“物質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多種類型，與此相適應，“技術生活”和“生態生活”也是人類的基本生活內容，它們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中越來越具有重大的作用；技術活動和生態活動日益成為人類活動的重要的形式，從而將人類的活動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今天的新科技革命和可持續發展正在對此做出進一步的確證。

一個完整的社會結構也是與社會形態相對應的。由于社會生產力是社會有機體中的能動的、活躍的因素，而其他社會結構要素是建立在這個要素的基礎上的，因此，這一要素的變動必然會最終導致社會結構的變遷。在社會結構的變更和轉換的過程中就形成了社會形態，社會形態就是在社會結構的變遷過程中得以更替的，并且獲得了新的內容。既然存在“經濟的社會形態”，那么，“科教的社會形態”、“生態的社會形態”、“文化的社會形態”和“政治的社會形態”也是自然存在的。

將以上兩種情況結合起來看，社會結構是由經濟、科教、生態、政治和文化等結構要素構成的系統。其中，經濟結構是社會的基礎系統，科教結構是社會的支柱系統，生態結構是社會的保障系統，政治結構是社會的控制系統，文化結構是社會的導引系統。

事實上也是如此?，F代化并不是一個單一的經濟過程，而是表現為一系列因素的互動過程，這就是，它在經濟上表現為工業化和市場化，在政治上表現為民主化和法制化，在文化上表現為理性化和人道化等[4]。同時，科學技術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人和自然的協調顯得越來越重要。所有這一切都說明，現代化是在社會結構的全面的嬗變過程中建構起來的一個系統。

3.層次性

在由社會基本矛盾組成的社會結構中，各個組成要素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盡相同的，由此，層次性成為社會結構的一個基本的特征，其中，生產力是社會結構中的基礎性的和決定性的力量。社會系統是由各種要素構成的有機體，有物質、能量和信息等交換性要素，有人、財、物構成的實體性要素，有生態關系、人際關系、個人關系構成的關系性要素，有生產勞動、科學實驗、階級斗爭和社會管理等活動性要素，有知、情、意等精神性要素，有真、善、美等價值性要素。但是，從根本上看，社會系統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中構成的一個開放的系統。這就是說，社會有機體必然會隨著社會基本矛盾而形成一定的結構，并會隨著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而進一步發生分化，使社會結構具有層次性的特征。

社會結構基本上可以區分為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三個層次。社會就是在這兩種矛盾、三個層次的互動中形成和變遷的。這就是說，對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絕不能等量齊觀，只有生產力才是社會結構中具有基礎性和決定性的力量。

事實上，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就是由一種特定的生產力——大工業開啟的。正是在這一社會結構的全面的變遷過程中，才形成了“世界歷史”的格局，才形成了傳統和現代的對立。因此，盡管將現代化等同于工業化是一種簡單的還原論，但是，毋庸置疑，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原動機，是現代化的首當其沖的任務，脫離大工業就不可能實現社會發展。而對于東方社會來說，關鍵的問題是應該避免工業化帶來的人和自然的雙重異化。

除此之外，社會結構在每一個民族的不同發展階段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即使是處于“世界歷史”格局中的社會的結構也是各不相同的。多樣性也是社會結構的重要特征。這樣，就要求我們對社會結構進行“猴體解剖”，走向對社會結構的具體分析和具體把握。

四

在“人體解剖”的基礎上，馬克思晚年對社會結構進行了“猴體解剖”，認為這樣才能科學地說是社會結構的多樣性問題，才能為東方社會的現代化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1.對史前社會的結構進行具體的分析

要解開史前社會之謎，必須要把握婚姻和家庭等血緣親屬關系。因為在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的地區，作為社會結構基本單位的社會制度是受兩種生產制約的：一是物質資料的生產以及由之產生的社會關系；二是人自身的生產（種的繁衍）以及由之產生的血緣親屬關系。人自身的生產同樣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的力量，血緣親屬關系同樣是物質性的社會關系。這就是史前社會的總體的社會結構圖景，也體現了史前社會結構的特殊性。這從馬克思晚年對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結構的批判性改造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摩爾根的原著中，是從生產技術的發展到政治觀念的發展再到家庭形式的變化和私有制的產生；而馬克思“古代社會筆記”的結構為：一是由各種發明和發現而來的智力的發展（生產力）；二是家庭觀念的發展（人自身的生產）；三是財產觀念的發展（經濟基礎）；四是管理觀念的發展（上層建筑）。這就表明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社會發展理論的基本觀點和立場：原始社會是建立在兩種生產的基礎之上的，私有制產生了階級和國家，導致了氏族制度的滅亡。

總之，史前社會是通過強有力的血緣紐帶維系的，其基本的單位是血緣親屬組織、氏族等，而人自身的生產是其決定性的力量，并將人性化和合理化作為基本的結構層次（這是共同勞動、共同占有、共同分配的生產關系的具體表現），由此成為史前社會的基礎性的結構。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緩慢發展，經濟關系在社會結構中越來越居于主導地位，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逐步成為社會的基本結構，生產力成為基礎性的結構。

2.對東方社會的結構進行具體的分析

盡管“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有特商榷，但它的內涵卻在一定的程度上指的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并以此構成了一種特定的社會結構分析的方法論框架。它要求我們：不能一般地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的角度來籠統地分析和研究東方社會的結構及其發展方向，而應著重從土地所有制的結構和形式、勞動生產組織的結構和方式、政治制度的結構和形式這三個方面來認識和把握東方社會的結構及其發展方向。馬克思就是在運用這一概念框架對東方社會的結構進行進一步的解剖和說明的過程中，更為科學地揭示出東方社會的秘密。這就是，由于社會生產力的不發達，使得土地所有制和血緣宗法制這兩個因素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具有了重要的位置，而事實是，在形式上的公有制下掩蓋著極端的私有制，才導致了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并最終造成了東方社會的停滯和落后。但是，所有的這一切在“世界歷史”的格局下已經被沖得七零八落了，東方社會、農業社會的社會結構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嬗變。這種結構上的沖突使得它們的社會發展具有了選擇的可能性。這就是說，必須在世界歷史的背景下，從東方社會生產力不發達的實際出發，應該充分估計到土地所有制形式、勞動組織方式、政治制度結構等社會結構要素在東主方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獨特作用。

馬克思晚年的研究表明，在東方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原始的土地所有制存在著一個分化的過程，造成了土地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混雜的復雜格局，這是由于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歷史和現實的矛盾綜合發生作用的結果。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從東方社會的內部因素和歷史的情況來看，在公社所有制的發展過程中，伴隨著內在的經濟因素的發展，逐步產生出土地私有制。總的來講，公社的發展經過了以下五個階段：一是最初實行的土地共同所有制和集體耕種的氏族公社。二是氏族公社按照氏族分支的數目而劃分為或多或少的家庭公社。三是由繼承權來確定份地因而份地大小不均的制度。四是這種不均等的基礎已不再是距同一氏族首領的親屬等級的遠近，而是由耕種本身表現出來的事實上的占有。這就遭到了反對，于是，產生了第五個階段。五是公社土地或長或短定期的重新分配制度等等。起初，重新分配的只包括宅院（包括毗鄰地段）、耕地和草地，緊接著而來的便是導致將宅帝土地（包括毗鄰住所的田地）變成私有財產，然后又將耕地和草地變成了私有財產。這樣，從古代的公共所有制中作為美好時代的遺跡保存下來的，既有公社土地，又有共同的家庭財產，但是，這種家庭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也越來越簡化為現代意義上的私人的個體家庭了。公社土地所有制在隨著經濟因素的增長而瓦解的過程中，使自身的結構具有了公有和私有的二重屬性，也使得東方社會的社會結構及其演化方向具有了特殊性。

從東方社會的外部環境和現實處境來看，舊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已經被西方殖民主義的人為因素瓦解了，并由此產生出土地私有制。馬克思指出，英國在印度于1826年實行了“馬德拉斯制度”（土地重新登記），這樣就給東方社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有害結果，導致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其主要的問題是：一是公社土地所有制被破壞了，結果使處來分子侵入了公社，與農村毫無關系的城市高利貸者成為土地的主人，致使高利貸在農村大為盛行；高利貸者還極盡桃撥之能事，在公社成員中造成新的糾紛和矛盾，而自己直接從中坐收漁利。二是把公社土地按區分割，削弱了公社成員之間的相互幫助和相互支持，而這正是關系到氏族團體生命的原則問題。由于西方殖民主義的侵入和破壞是在許多自古以來除了公社土地所有制以外不知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村社中，終于確立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農民都被迫成為依附于地主的佃戶階級。由此看來，“公社團體的瓦解過程，并不以確立小農所有制為限，而且不可避免地導致大土地所有制”。“由于與公社毫不相干的資本家階級侵入公社內部，公社的宗法性質就消失了，同時公社首領的影響也消失了”；這樣，“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開始了”[5]。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就開始在東方社會結構中逐步居于主導地位。在這一矛盾的推動下，東方社會的私有制的發展最終會導致自身的瓦解，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3.史前社會和東方社會的社會結構差異

馬克思晚年借助于人類學等實證科學的材料將史前社會的原始公社和東方社會的農業村社區分清楚了，并且揭示了東方社會結構的特殊性。具體來講：一是從公社的社會基礎來看，原始公社是建立在公社成員的血緣親屬關系基礎之上的；在這些公社中，只容許有血統親屬或收養來的親屬，且他們的結構是系譜樹的結構。而農業公社割斷了這種牢固的、狹隘的聯系，擴大了公社成員之間的交往范圍并保持同其他公社成員的接觸，這就使它成為最早的沒有血統關系的自由人的社會聯合，有了比較廣闊的發展余地。二是從公社的物質基礎來看，在原始公社中，共有的房屋和集體住所是公社的物質基礎之一。而在農業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屬物——園地已經是農民的私人財產了。當然，也有一些農業公社，它們的房屋雖然已經不再是集體的住所，但仍然定期地改換占有者。這樣一來，個人使用權就和公有制結合起來。但是，這樣的公社仍然帶有其起源的烙印，因為它們是處在由較古的公社向真正的農業公社過渡的狀態。三是從分配原則來看，在原始公社中，生產是共同進行的，只有產品才拿來分配，共同的產品是根據消費的需要陸續分配的。這種生產方式、分配方式是由于單個人的力量太小造成的，而不是生產資料社會化的結果。而在農村公社中，作為共同財產的耕地卻要在公社的成員中定期進行分配，每個農民奮力耕種分配給自己的田地，將產品留為己用。

通過上述一系列研究，馬克思在社會結構問題上就完成了“猴體解剖”的工作。“人體解剖”和“猴體解剖”代表著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兩個互補的維度，前者是典型性的分析，后者是發生學的考察。離開后者，前者就會喪失其普遍性，而離開前者，后者就會缺乏科學性。

五

在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情況下，廣大的后發展國家和民族的現代化過程，其實就是一種將各種社會結構融為一體的過程，在社會系統的全面的變革中，建構一種全新的社會結構。

在當前特定的時代環境中，發展中國家和民族的社會發展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在全球化（世界歷史）的背景下，在新科技革命和知識經濟的推動下，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從現代走向后現代，相比之下，更顯出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欠發展，落后就要挨打的問題也再度凸現出來，構成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難題。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卻可以在一種更為廣闊的參照系中來尋求自身發展的方式和道路，可以在幾種不同的發展坐標系中尋求自身的發展位置。一是可以利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取得的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的成就以及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來加速自身的現代化進程；同時，它可以在社會制度上進行選擇，避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人和自然的雙重異化。二是可以將傳統的社會結構和現代的社會結構對接起來，充分利用傳統社會所特有的公有制的形式和結構、集體生產的組織方式和結構、公正的分配方式以及其他人道性的因素，并賦予其新的含義，但必須揚棄其低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血緣宗法制和專制主義。三是可以總結和利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將西方現代化的有益因素和東方的優秀傳統因素結合起來，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

這樣一來，第三世界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西方國家不曾有過的發展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只是在發展的時間上顯得滯后，一旦發展起來則可能走在發展的前列。只要后發展國家和民族保持自己的發展優勢，化解自己的發展難題，它們就可以實現自己的發展，而這正是一個社會結構的建構、重構和解構相統一的過程。

那么，后發展國家和民族的社會發展應該采用一種什么樣的社會結構呢？具體來講：一是在經濟的社會結構層面，必須建構起工業化的產業結構和市場化的經濟體制，從而實現經濟的現代化，最終建構起社會發展的基礎系統。二是在科教的社會結構層面，應該將經濟發展的重點轉移到依靠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上來，要實現生產的知識化和集約化，建構起社會發展的支柱系統。三是在生態的社會結構層面，要保障經濟和自然的協調化，從而實現經濟的生態化和持續化，建構起社會發展的保障系統。四是在政治的社會結構層面，在實現從殖民地附屬國到民族獨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過程中，實現民主化和法制化，從而為經濟的現代化提供寬松、民主的政治環境，建構起社會發展的控制系統。五是在文化的社會結構層面，為了實現人道化的目標，確立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就必須在文化領域大力弘揚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精神，建構起社會發展的目標系統。上述五個方面的互動就構成了東方社會的社會發展過程，廣大的后發展國家和民族只有從這五個方面努力，才可以實現自身的現代化，在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同時，將走在社會發展的前列。

綜上，我們可以認為，社會發展理論中的結構分析的傳統同樣是由馬克思開創的，“馬克思有一個結構主義方面”，“因為，馬克思把屬于現實的‘基礎’與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區分開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