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組公司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前提下一種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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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經濟體制與經濟運行規律的理論思考
任何一個成功的經濟體制的確立，都非一日之功，都有一個從產生到完善的過程，這一過程往往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充滿著曲折與反復，充滿著新與舊的碰撞，只有在矛盾中探索前進，才能找到新的出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公社制的取代標志著當時的經濟出現了新的需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極大地釋放了生產力，使農村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使農民的權益得以體現。然而，20年過去了，農村經濟出現了新問題，農民權益的保護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那么，我們是不是要反思，宏觀經濟體制是不是要進行微觀地調整，要探討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二個概念。
一、體制與經濟的內在關系
1、經濟的發展首先是生產力的發展，體制是促進或制約生產力的主要因素。經濟的持續是動態的，體制的持續是階段性靜態的。經濟的發展空間是外延性的，經濟發展的結果是生產力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地提高；體制的限制空間是內涵性的，一切發展生產力的因素必須置之于即定體制的前提之下。
2、當體制的限制空間與經濟的外延空間逐漸集合時，經濟才能健康地發展，體制成為解放生產力的第一要素，然后才能談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與其它提高生產力的因素，共同推動經濟的發展。當經濟的外延空間超出體制的限制空間時，體制就會成為制約生產力發展的第一要素，成為新經濟的一種羈絆，從而制約經濟的發展出現混亂的經濟秩序與局面。
二、體制與經濟的運行規律
1、一種體制的產生必須與經濟發展規律相適應，當經濟不停地發展，社會經濟力量積累到一定的時候，必然要產生一種新的體制與之相適應，這是一種必然規律。
2、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有其特定的歷史烙印，完成其特定的歷史使命；經濟的發展是不可抗拒的，任何一種經濟體制的持續必須是體制來適應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經濟來適應體制的發展，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第二章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現階段的反思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公社制的取代標志著經濟出現了新需求，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要解決物質的短缺，要解決物質的短缺必須努力提高生產力，而不是公社制時期的片面提高生產關系。1979年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21戶農民為原形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在我國農村的普遍推廣，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經濟得以迅速發展。經過20年的積累，物質供應達到平衡，經濟的主要矛盾由物質短缺演變為更高層的個性消費。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一種粗放型的小農經濟形式，主要歷史任務是解決短缺。當經濟發展的外延空間超越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內涵限制空間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就開始出現了對新經濟的階段性不適應性，農村經濟問題隨之出現。
農產品過剩與增產不增收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帶來的二個主要問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短缺經濟時期的產物，屬于數量型農業，以家庭為經營單位，農業生產很難進行宏觀控制。追求數量的結果是產銷脫節，當物質數量的積累達到平衡的階段，物質數量的積累仍然在不斷地埋頭增長，造成農產品的過剩，這種過剩是適銷不對路造成的相對過剩，而非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過剩。相反的是市場上能滿足個性需求的農產品仍然價格理想、產品暢銷。
在這種相對過剩的狀況下，為了增加農民收入，提高生產力，有一個階段我們將其歸納為農業科技含量不高。這固然是一個問題，但科技投入的結果是相對過剩負擔更大，農產品價格下滑更快，仍然無法逃脫市場機制的調節，增產不增收是家庭聯產承包制帶來的另一個問題。
生產過剩與增產不增收是目前農業生產的主要矛盾，嚴重地挫傷了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破環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在很大的和程度上，我們將其歸納為市場因素，從深層上剖析這實質上是由于體制的階段性不適應帶來的直接原因。當物質數量的積累達到平衡之后，市場供求關系不再是生產什么就可以賣什么。而是必須遵循市場營銷的規律，進行產前的消費者研究，產中的品質管理，產后的售后服務，農業生產的過程也由單一的種植演變為長流程的市調、生產、加工與銷售，向農業產業化方向發展。農業產業化的要求是規模化、專業化、商品化，而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千家萬戶的農民面對的是加工與流通環節，在這種松散的形態之下，農民是被動的，市場上到底需要什么，怎樣做好市場調查真正地做到以銷定產，以農民單戶的能力是無法解決的，在一種信息不對稱的狀態下，生產和經營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盲目性。很顯然以化整為零的方式進行生產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無法滿足農業產業化的需求的，實質上是無法滿足市場對農業生產的需求。市場需求的原因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告別了短期經濟時期，經濟的外延空間超越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內涵限制空間，成為一種新經濟，于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隨之帶來了體制與經濟不協調的新問題，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必須進行微觀地調整，以適應經濟的運行規律。
第三章宏觀調控供應過剩的深層反思
面對農村經濟出現的新問題，國家加強了宏觀調控的力度，進行戰略性結構調整，借助社會化服務體系、政府支持與保護體系、價格體系來對農民的權益進行保護。實踐證明，國家關于新階段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策和部署是有效的。但是，沒有從深層上解決“三農”問題，而且，這種調整與增長是以加大國家支出為代價的，有違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不能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公社制一樣極大地釋放生產力，出現階段性有序地持續增長；同時，這種微觀的調整與增長里面存在著安全隱患。
一、社會化服務體系
行業協會及農民合作組織、龍頭企業、與市場中間組織是民間經濟團體，屬于社會化服務體系，是宏觀經濟管理的支持體系之一。在本次農業產業結構性調整中，國家希望行業協會來緩解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
行業協會及農民合作組織與會員之間的關系是契約性關系，只能指導會員怎么做，而不能指令會員怎么做。而小農意識造成的結果是你告訴我做什么，就得要什么，我才怎么做，否則我很難接受。加之我國行業協會及農民合作組織的市場化程度及市場化經驗不成熟，在短期內很難像美國新奇士橙協會一樣，為農戶進行市場性開拓工作。雖然我國的農業行業協會及農民合作組織在農業產業結構性調整中起到了積極性作用，但是這種松散的契約性關系，缺乏實質性的合作，缺乏農業產業化的制度和組織保障，組織化程度不高，最終會缺乏穩定性，也很難使農業的競爭力得以長久的提高。而在沒有解決組織化穩定程度的情況下，各地政府大力提倡行業協會及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最終會導致政府信用的失效。
龍頭企業及公司+基地+農戶的模式，雖然在提高農業的競爭力上更具有組織化程度的穩定性，但這種模式具有其本身的制約及破壞性。其一，龍頭企業面對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以農戶為單位的千家萬戶，第一是規模化組織管理的困難；第二是資金的制約這種模式不具備普遍性。其二，龍頭企業的公司+基地+農戶的模式，其主體是公司，依其性質而論，不排除會產生以營利為目的的掠奪性生產，在農業生產基礎設施的投入上就會產生問題，有可能以生態或其它破壞作為代價；同時，由于企業獨自承擔著市場風險，農業生產人員不可能從附加值中分享利潤，不具備社會主義特色。
中間組織的范圍比較廣泛，其性質類似于經紀人。中間組織也面臨著龍頭企業一樣面臨的困難，而且它們流動性利基性更強。與龍頭企業相比，龍頭企業屬于基地性，而它們卻屬于渠道性，當然也不排除本地化現象，但它們只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一些銷售性的工作。與農戶之間是一種買賣關系，更多的時候會成為“定單農業”的實施主體。與行業協會相比，中間組織更具備實戰性能，但同樣不能成為農業結構性調整的主體力量。
二、政府支持與保護體系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被國家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對農產品供過于求、價格下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問題，國家采取了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通過行政手段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通過法律手段深化糧棉流通體制改革、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通過經濟手段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加強農村扶貧開發，使農村經濟的整體下滑得到有力的遏制，并且出現了新的增長。
從行政手段上看，各省、市、縣從各自的利益擬定調整計劃。因此，從微觀上說，從局部意義上，調整是合理的。而從宏觀上看，在全局意義上，宏觀調整仍然是失衡的，仍然是一種重復建設的計劃經濟，而非市場經濟中的計劃。根據世行報告的研究，非市場經濟帶來的增長是不穩定的。
從法律手段上看，是通過調低農業生產成本與農業保護政策而實現的，是由國家行為直接創造的，而非市場競爭中追求效益提高而產生的增長。雖然深化糧棉流通體制改革、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以及新土地政策的實施，加強了農民參與市場競爭的可行性及農業市場化進程，但農業產業化制度和組織保障的推廣不力，并沒有將農村經濟很好地納入到市場經濟的運行軌道中來。所以，這種增長并不是高質量的。
從經濟手段上看，這種增長是以財政支出為代價的，以擴大內需來拉動的，并沒有刺激農業生產效益出現較大的提高。雖然在穩定農村局勢、遏止經濟下滑、提高農民積極性上作出了莫大的貢獻，但由此而產生的負擔使之具有不可持續性。
三、價格體系
當政府支持與保護體系尚未完全健康地支持結構調整時，經濟依然會按其固有的趨勢發展，此時的結構調整便會轉入一種純粹的市場調節機制下的資源配置，通過價格體系協調經濟運行，通過優勝劣汰提高經濟效率。而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搏弈，會使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營遭到毀滅性的破壞。
況且市場調節機制對資源的配置是以完全競爭為前提的，雖然說是一種廉價的資源配置機制，但這種配置的過程中，會伴隨著資源的浪費，破壞供求平衡或生產過剩；會導致龍頭企業形成壟斷，使市場效率下降，而市場本身無法消除壟斷；會使貧富差加大，造成社會不安寧因素。而且市場調節是微觀的、短期性的，不利社會經濟的長期發展。
通過一系列的反思與總結，借鑒農民合作組織在農業產業結構性調整中起到的積極性作用，針對農民合作組織在農業產業化中制度和組織保障的缺乏，以及經濟增長的特性，為將農村經濟更好地納入到市場經濟的運行軌道中來，以保持農村經濟在新階段中可持續發展的良好態勢，在廣東萬豐、江蘇華西、上海旗忠、河南南街、山東橫店等村組公司為研究原形的基礎上，以現行的法律法規為依托，提出一種基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前提下的村組公司制的設想。
從各地的現狀來看，村組公司是一種適合我國農村現狀和勞動者愿望的有效形式，能夠較好地解決市場經濟下小生產與大市場的關系、小城鎮化建設與擴大內需的關系，對市場經濟表現出了良好的適應性，對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
村組公司制是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引入股份合作制的概念，按現代企業制度來進行產業化運作的一種新型的經濟形式。既不同于傳統的集體經濟，也不同于傳統的非公有制經濟，村組公司制是不排除公有制在外的多種經濟成份同時存在的社會所有制。
在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前提下，以村組為單位，按股份合作制的形式，用現代企業制度組建村組公司。村組公司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勞動者以土地經營權、資金、實物、技術等生產資料，多種形式按照協議入股，完成土地經營權等生產資料的二次合理流轉，向規模化、專業化、商品化方向發展，形式生產資本聯合；同時又采取合作制的形式，勞動者以直接勞動作投入，完成勞動聯合，向規范化、專業化、制度化方向發展。人們共同勞動、共同占有和使用生產資料、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民主管理、共同當家作主。
村組公司制在不違背勞動者意愿的前提下，不排除國有資產的成份，不排除吸納其它社會資源的成份，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同時存在，完成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村組公司制以村組公司為獨立法人，以它的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股東以自己的入股額對公司承擔責任，真正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村組公司制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化零為整，規模化、專業化、商品化發展，為農業技術改造與服務、農業勞動者素質的提高、農業產業化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規范的可控體系。
村組公司制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股分紅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全體員工既是股東又是勞動者，既有利潤又有勞動所得。這種分配制度既體現了公司制的特性，又保留家庭聯產承包制所有權中的價值觀，可以不斷地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勞動技術水平和創造才能，同時又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創造更高效益。
村組公司以獨立法人為身份，可以創造更多的合資合作和農業產業化的商業機會。同時，村組公司還可以運用國家對農業的投入，進行生產支持，具有其它非公有制經濟不可比擬的優勢。村組公司高度的組織化程度，使社會集團之間的對話成本降低，從而更好地了農民的權益。從華西、南街等村組公司的現實形勢來看，村組公司具有良好的發展態勢。
第五章村組公司制的現實意義
村組公司制的總體特征是生產資料、生產力、資本三要素的有機融合，這種融合不是主觀愿望上的融合，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結果。
一、村組公司制的第一個特征是公司化
公司是市場經濟中的重要組織形式。公司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趨勢對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也可以理解成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對經營組織形態的一種國際化標準。只有在公司制的狀態下商品的貿易活動才有可能變得暢通，合法權益才會受到保護，這是由公司的組織結構和市場功能所決定的。農業生產公司化是一種全球化趨勢，是經濟發展要求的結果，在歐美等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農場、農莊、農業公司均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村組公司是我國廣東萬豐、江蘇華西、天津大邱莊等地在經濟改革中，探索出來的一種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適應新經濟要求的組織形式。村組公司制把市場競爭機制直接地有機地融合到農村經濟中，從而帶來了一種深入髓里的變革，將會改善純粹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新經濟下產生的無法協調的問題，推動農村經濟市場化進程，與國際經濟體制接軌，縮短與先進國家的經濟差距，增強我國農業的抗風險能力，加快經濟全球化的步伐。
1、觀念的調整。觀念是一種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沒有形式作為依附，不可能發揮任何作用，只有當意識形態與活動形式高度統一時，才會發揮強大的威力。
市場觀念：村組公司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個單元，直接面對著市場，根據市場的需求進行農業生產，徹底打破了傳統的小農經濟意識。市場意識對小農意識的取代并不是一促而就的，而是經濟發展的積累、市場調節的結果，是廣大農民群眾要求改變產品過剩、增產不增收的迫切要求，是現階段農民群眾要求解放生產力的愿望，是實施農業結構調整的要求，然而這些要求與愿望卻不能產生很好的效果，在意總值形態沒有形式作依附的狀況下，農民面對“市場需要什么就種什么，什么賺錢就種什么”的口號是茫然的，市場意識是模糊的，只有在村組公司的形態下市場意識才清晰起來，市場意識變成市場觀念，該怎么做才明確起來，這是決定農業結構調整成敗的第一步。
組織觀念：村組公司按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設立，是一種規范化很強的經營單元，由權力機構與職能機構組成，不但確定了股東的權力，也確定了股東的義務。在村組公司中全體員工既是股東又是勞動者，他們按各自的能力被分配到公司的各個部門，不再充當既是決策者又是生產者，同時還是銷售者的多重身份，而是從事專業化的工作。實際上這種綜合素質極高的要求對農民是不合理的，反而不如單純的專業化的要求更能適合農民的自身能力。農業生產人員的二次分工帶來的是組織觀念的改變，不再依靠個人力量去改變個人無法解決的問題，而是做好本職工作，依靠整體的力量去面臨市場的挑戰，是對傳統小農意識形態到活動形式的徹底拋棄，為農為產業化發展規范化管理打好良好的素質基礎。
法制觀念：村組公司按《公司法》設立，公司的所有者、經營者要通過建立權力、決策、監督和管理機構，形成各自獨立、權責明確、相互協調、相互制衡的關系，并通過公司章程加以確立。在村組公司中全體員工既是勞動者，又是股東，既要按《勞動法》等有關法律享受勞動者權益，又要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行使各自的職權，還要按照國家的有關經濟法律法規依法經營，承擔責任，規避風險。在村組公司中，法制觀念不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法律宣傳工作，將會成為一種實實在在的保障體系，維護村組公司的健康發展，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2、經營方式的調整。村組公司徹底拋棄了傳統的小農經濟格局，將千家萬戶的農民聯合起來，按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市場化運作。調查市場，尋找產品銷路，根據市場需求組織生產，既減少了生產和經營的盲目性，又降低了市場調查成本，增加了效益。克服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單戶農民沒有經濟能力進行市場調查、產品加工、長途運銷的困難。
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簡單的“市場需要什么就種什么，什么賺錢就種什么”。“什么賺錢就種什么”是一種短期行為，會導致重復建設，會產生泡沫現象，種什么不一定能賣出什么，賣什么不一定能賣出好價錢。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需要市調、生產、加工、流通的一體化才能得實現。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千家萬戶農民分散的經營格局是無法實現的。而村組公司在自身實力允許的情況下，本身就具有一體化的功能。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可以以公司法人的地位與市場中間組織、龍頭企業建立股份合作制關系，也可以建立合同關系，同時還可以開展其它形式的招商引資工作，開辟合資合作的渠道。在合作伙伴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村組公司還可以農產品作為流動資金進行投入，分散合作伙伴的資金壓力，增加合作的機會。克服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市場中間組織必須面對千家萬戶而無法合作的困難。
3、收入結構的調整。村組公司是股份合作制的企業，采取按勞分配與按股分紅的雙重分配制度，員工可分享生產、加工、流通各環節產生的利潤，體現了共同富裕的原則，與非合作制的大包干戶和龍頭企業相比，更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
大包干戶與非合作制龍頭企業對農業介入，與農民之間僅僅是一種農產品買賣的關系，農民不可能享受到農產品加工與流通中的利潤，造成的結果是富貧更加懸殊，城鄉差距更大。我國的大包干戶與龍頭企業其性質類似于歐美等的農場、農莊，同時又不具備歐美等國土地資源密集性的優勢。我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數的21%，卻只有世界土地總量的4%，勞動密集性生產占有比較優勢，雖然說大包干戶與大包干性質的龍頭企業可以解決農產品賣難的問題，但對土地資源的掠奪會造成農業勞動力的失衡，不具備中國社會主義特色。
二、村組公司制的第二個特征是產業化
農業產業化是一種現代農業模式，是新經濟對農業生產的基本要求，是村組公司制的核心。關于農業產業化的基本內涵的表達，理論界作了大量的深入的探討，最基本的是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社論《論農業產業化》中的歸納。農業產業化是對傳統農業生產的一種變革，但在實際運作中，存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內涵限制空間對產業化的排斥性。村組公司制的出現，對各種體制的優點歸納并取，其內涵限制空間與新經濟的發展空間均為表現為規模化、專業化、商品化，既符合農業產業化的要求，又理順了農業產業化所需要的體制關系。
1、商品力：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產品必須具備商品力才能進入健康的流通軌道，實現自身的商品價值。商品力由品牌、質量、數量、渠道等主要因素構成。市場對同一產品的需求存在著關于質量、價格、需求量的優質、高價、小量，或優質、低價、大量，或低質、低價、大量等等不同消費需求的個性化定位。這是村組公司綜合自身情況決定生不生產、生產多少、如何生產的決策依據，只有在村組公司制的聯合的規模化形式下，才有能力進行市場博奕、科技投入、組織生產，根據市場需求提供同質的批量物流，從根本上解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分散農戶的產品賣難，增產不增收的問題。
2、素質結構的調整：村組公司規模化的經營使農業現代化得以成為實現的可能，使農業現代化的生產成本得以降低，機械利用率大大提高。同時對農村勞動者素質發生專業化需求，使勞動者接觸和學習到傳統農業中不可能掌握的新知識、新概念和新技能。
村組公司的市場化生產需求，使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與農民的利益結成共同體，科技的推廣化被動形式為主動形式，提高了我國科技成果回報率，同時村組公司對人才的需求再一次改變了人才的流動方式，使村組公司成為大專院校畢業生就業的新天地，對縮小我國城鄉之間的差距，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3、勞動力轉移：傳統的勞動力轉移方式為從事種植業的勞動力向農業服務業和非農產業分流，以及勞務輸出。而在村組公司制的一體化經營中，勞動力的轉移變為內部的二次分工，出現農村勞動力的內部結構性調整，使農村勞動力的結構出現了多樣性，增強我國農村經濟而對經濟全球一體化趨勢的適應能力。
三、村組公司制的第三個特征是可控性
1．農村經濟市場化進程增加了宏觀調控的可控性
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整，主要是運用經濟手段作用于市場，在影響和引導企業，調節社會投資規模、調節生產結構、產品結構和生產力布局等，達到總量平衡的目的。如果企業能夠對國家的宏觀調控做出靈敏的自主的反應，國家宏觀經濟管理就能奏效，反之，必然使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性。村組公司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直接把市場機制引入到農村經濟中，增強了村組公司對市場信號和國家調整意圖的靈敏度，推進了農村經濟市場化進程，成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市場主體，使宏觀經濟調控的可控性大大地提高，使綜合調控手段得以運用，使農業結構性戰略調整得以實現。
2．政府干預成為有利的補充
村組公司被納入到宏觀經濟的運行軌道中，在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的雙層保障之下健康的發展避。雖然微觀經濟學的理論證明一般經濟均衡的存在性和最佳性，但其是以完全競爭假設為前提，完全競爭的假設幾乎沒有一條是真實的，實際的市場既不完全也不完善，存在著規模經濟、內部效應、外部效應和政府干預的混合形態，政府干預是對市場經濟的一種補充，是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進行宏觀經濟控制的重要方法，農村經濟在政府的適度干預下，避免了純粹的市場調節和完全競爭之下自行其是行為，農村經濟可以穩定地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