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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防止提拔官員中營私舞弊行為發生的角度來看，此舉確實有不少積極意義，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加大了為求攀升而營私舞弊的腐敗成本，正如該市一位負責人所言：“民意否決”制度實行一段時間后，找我說情的人少了。找誰說情去了呢？找負責評議的群眾去了。如果說腐敗幾個上級所耗費的成本舞弊者尚能承受的話，腐敗廣大人民群眾所付出的成本就相當大了，大得舞弊者根本承受不了，那就只能用政績和務實去“說服”他們了。

但是，對一種具有創新意味的制度安排我們必須課以審慎的態度和警覺理性，民意能否決擬提撥的干部，但是，誰來否決民意呢？也就是說，民意是不是真正的具有終極意義的理性呢？從價值層面審視，民意的價值根基是不是賦予了自身“絕對正確”的屬性？民意的理性和判斷力是不是絕對高于政府的理性？在直觀和經驗上看，“民意否決”似乎是把權力“還”給公眾，讓民眾來決定政務，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這里面也包含著筆者的另一個問題：為什么要“還權”于民呢？是政府沒有能力承受民眾賦予的權力嗎？其實，“民意否決”折射出的是政府執政能力的弱化和權威的流失。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問題：民意是不是具有價值判斷上的“絕對正確”？具體到該市“民意否決”制度實踐中，也就是說，由民意否決的干部是不是全部“該”否決？實際上，從憲政制度進化的歷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所以會出現當下政治結構中的代議制，就是為了克服龐大民意的非理性。社會中每個以原子狀態存在的人都有著自我特殊的利益訴求，所以整個社會中由每個原子式的利益組成的民意是多元的、非理性并混亂的，為了消除民意判斷的無序，每個公民必須交出自身內在的一些天賦權利，交給一個統一組織來行使，這個組織就是由民眾共同選舉出來的政府，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也源自此，從另一方面看，政府存在的前提就是民意并不具有終極意義的真理性，民意并不具有價值判斷上的“絕對正確”。

那我們就必須面對第二個問題了：政府為什么要以“民意否決”的形式“還”權于民呢？是政府沒有能力承受民眾賦予的能力嗎？每個公民都有自身天賦而不可剝奪的權利，同時，每個政府也有自身“民”賦而不可轉化的權力，這些權力的轉讓就意味著某種權威的流失，就是某種嚴重的失職。既然是人民信任你而賦予你的，你為什么要“放棄”呢？這種放棄從實質上并沒有表明你有健康的權力意識和寬容的放權胸懷或者是博愛的親民情結，而是表明你的失職，是某種對責任的回避：誰做事情誰負責，既然是你們民眾自己承認的干部，你們就必須承擔這個干部所做的一切，包括錯誤和災難，都不關政府的事情了。

話又說回來，當地政府所以要讓民意來否決，是因為提撥干部中存在著腐敗行為，但是，能不能就把杜絕腐敗的責任讓并不比政府更高明的“民意”來承擔呢？不能，這看似某種權力的回歸，實是制度設計本身的一種倒退。即使腐敗控制住了，民意由誰來否決的問題又如何面對？不要為了解決一個問題而滋生了一堆問題，這種解決思路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