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大眾文化；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伯明翰學派

[論文摘要]西方大眾文化研究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大眾文化研究的視角截然不同。20世紀30一5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占據主導地位。進入到20世紀70年代后，主張“文化主義”的伯明翰學派在對大眾文化的研究上，經歷了從“批判”到“理解”的視角轉換過程。

西方大眾文化是2O世紀初期在美國伴隨著大眾媒介的日漸發達而最早興起的一種文化形式，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漸蔓延至歐洲大陸乃至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西方大眾文化始終是學者關注的重要領域，但目前對其概念尚沒有達成共識。一般來說，大眾文化是指在現代商品社會中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的、以現代都市大眾為對象的文化形態，是一種帶有濃厚商業色彩的、注重滿足人們感性娛樂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相比較，大眾文化具有娛樂性、商業性、世俗性、技術性等特征，并且已經影響到現代都市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

西方大眾文化研究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該研究領域也發生了諸多變化，產生了不同流派。一是興起于20世紀30—40年代的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等。該學派對大眾文化的研究形成了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史上的所謂法蘭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眾文化概念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二是伯明翰學派，以威廉姆斯、霍爾等人為代表，對以往有關意識形態的經典論述進行了批判和分析，借此對大眾媒體與國家、個人的關系，消費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等問題作了新的探討和闡釋，提出了新的理論。本文將著力分析兩大學派對大眾文化的理論觀點，梳理西方大眾文化的批判轉向。

一、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

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大眾文化主要是指20世紀30一6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一種新型文化現象。為了躲避納粹的迫害及其對國內學術界的禁錮，1935年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研究機構的“社會研究所”遷往美國加州。在當時許多歐洲學者的眼中，美國是文化自由生存的最好空間。然而隨著對美國大眾文化的深入，他們漸漸發現，歐洲法西斯的高壓統治，在美國以另外一種和緩的強求一致的方式進行著，這種高壓在文化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基于此，到了40年代中后期，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重心轉向對美國大眾文化的研究。

一、大眾文化的內涵

大眾文化和當代工業聯系較為密切，是以電子傳媒為介質，在現代數字化都市興起的現代化文化形態，同時又是處于準消費時代或者是消費時代，由消費者本身具有的消費意識形態來引導、籌劃群眾的。是市場經濟以及現代數字化工業繁榮發展的產物。縱觀人類歷史，大眾文化可以說是規模最大、變化最大的文化事件，是現代群眾積極參與的公共領域和社會空間。大眾文化的繁榮發展，促進了中國世俗文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變革作用。不僅如此，大眾文化還改變了我國當時文化的藝術性格局與意識形態，在構建公共文化領域及社會空間上，具有重要性作用。

二、大眾文化的特點

（一）世俗性如上所述，大眾文化是市場經濟以及現代數字化工業繁榮發展的產物，所以又被稱之為世俗文化。按照大眾文化的產生動機來說，首先需要深入考慮群眾的接收能力、文化需求及文化層次等因素，而并不只是單純考慮群眾的個人條件及生存體驗，同時還要盡量符合群眾的精神需求、消費需求及實際需要，盡量反映出大眾文化的世俗傾向。另外，因為大眾文化具有一定的世俗化特征，因此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與文化矛盾中始終占有一席之地。大眾文化的影響范圍極廣，受文化能力、文化水平、空間及時間等因素的制約。

（二）娛樂性自大眾文化出現在人們視野的那一刻開始，就和消遣、休閑及娛樂緊密相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開啟了娛樂文化行業的另一個春天。在它最初出現階段，是把教育和娛樂結合在一起的。而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當中，大眾文化開啟了繁榮發展的旅程。在此階段，它的主要精力放在用來開辟各種搞笑版本的模仿秀、電視劇及電影等游戲娛樂，從而忽略了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盡可能滿足群眾的精神需求、消費需求及實際需要。

（三）時尚性生活合理性、合法性、規范性的構建改變了傳統單一、枯燥的生活方式。時尚已經成為群眾不可缺少的生活元素，年輕人引領各類時尚潮流，以其個性化的、獨特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自由的向往、對愛的追求以及對生活的深刻理解。大眾文化能夠快速被人們接受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形式的多樣化、內容的新穎性。當群眾長時間處在一種單一、枯燥的文化環境之下時出現新的生活內容或方式，那必定會引起人們的好奇心，很快融入群眾的生活當中。大眾文化憑借形式多樣的活動以及各種傳播媒介迅速的介入到群眾日常生活中的各個角落，其新潮性極具時代性及獨特的文化特征。

[論文關鍵詞]大眾文化；心理控制；法蘭克福學派

[論文提要]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大眾文化已經淪為社會統治的幫兇，成為心理控制的工具。大眾文化的心理控制手段主要有：鼓勵大眾把外在的社會規范內化為個體自我人格的典范——超我，使大眾自覺地遵從社會規則和秩序；通過對大眾虛假需求的受控制的滿足以弱化其愛欲力量·從而達到削弱其反抗力量的目的；借助于陳規扣模式的不斷重復來加強控制的力量，固化其控制的效果。大眾文化通過這些手段達到的控制結果就是：造成了在0理上處于幼兒狀態的個體，并進而導致了易于社會統治的“大眾拜”的形成。

斯特里納蒂在《通俗文化理論導論》一書中曾指出:“在任何情況下不理解法蘭克福學派的工作就難以理解對于大眾文化的分析。}m而要全面深人地理解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就必須對該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的心理學維度有所理解，因為心理分析方法是該學派批判大眾文化的重要理論工具。借助于心理分析的方法，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把對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批判進一步引向深人。該學派的主要理論家基本一致認為，大眾文化對人們的控制并非僅限于表面的謊言欺騙和道德灌拾，而是深人到心理的層面，甚至無意識的深層，因而其控制不但是全面徹底的，而且也是非常隱蔽的。綜合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等理論家的論述，筆者認為，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大眾文化的心理控制手段主要有:鼓勵大眾把外在的社會規范內化為個體自我人格的典范—超我，使大眾自覺地遵從社會規則和秩序;通過對大眾虛假需求的受控制的滿足以弱化其愛欲力量，從而達到削弱其反抗力量的目的。借助于陳規和模式的不斷重復來加強其控制的力t，固化其控制的效果。大眾文化通過這些手段達到的控制結果就是:造成了在心理上處于幼兒狀態的個體，并進而導致了易于社會統治的“大眾群”的形成。

一、大眾文化鼓助大眾把杜會規則內化為自我的典范—超我

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大眾文化已經取代了傳統家庭中父親的位置，成為大眾精神上的“父親”。在傳統社會中，家庭作為個體與社會的中介，是個體社會化的重要場所，它在個體的自我人格形成過程中有重要作用。家庭中父親的權威不但使孩子學會了遵從外在社會的規則，同時也培養了孩子的反思、叛逆冒險、獨立自持等精神。正如霍克海歌所言，“家庭仿佛是第二個子宮，在它的溫暖的撫育下，個體集聚起他在家庭之外獨立生活所必需的力量。”。然而，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隨著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的加強，個體和家庭的經濟獨立地位開始衰弱，作為一家之長的父親的權威地位也逐漸喪失.另外，由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是高度組織化、一體化的社會，社會媒介和媒體非常發達，個體并非生活在封閉的家庭中，孩子也不再以父親作為學習和事仿的主要對象。這就使得父親的權威地位更加衰落。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父親權威的喪失將使個體在成長過程中，缺乏有權威的父親形象作為模仿的楷模，其父性素質—“嚴于律己，獨立自主，有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等等”m—將難以形成.父性素質的缺失將導致個體在面對社會外在的權威時缺乏對抗的力量，而傾向于服從和認同。大眾文化無疑就是許多個體服從和認同的社會權威之一。

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作為“父親”的大眾文化不培養大眾的父性素質，而是一味地培養他們的順從意識，鼓勵他們把既定的社會規則內化為自我的典范.娛樂明星的成功范例在向大眾傳達這樣的信息:在現實的社會條件下只要好好努力，就有可能獲得成功。千篇一律的電視劇節目在明示或暗示大眾:只有放棄對社會的反抗，認同社會現狀，個人才能獲得幸福，否則只能落得悲協的下場。電影也不斷地告訴大眾:屏幕上看到的東西都是真實的，事物已經存在的樣子就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因而，崇拜明星就是認同社會秩序，大眾消費娛樂產品的過程也就是外在的社會規則逐漸內化為自我人格典范的過程。有些大眾文化產品表面上看雖有滿足大眾愿望的性質.但其實質還是鼓勵大眾遵從社會規則，維護社會現狀.阿多爾諾認為.文化工業向大眾提供的這種愿望滿足達到的效果類似于悲劇的“卡塔西斯作用”:悲劇通過喚起觀眾某些過分強烈的情緒然后把這些不應有的情緒凈化掉;大眾文化則在虛幻地滿足人們的生活夢想的同時又使人們自覺地放棄這些現實不允許的夢想”。

[提要]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大眾文化已經淪為社會統治的幫兇，成為心理控制的工具。大眾文化的心理控制手段主要有：鼓勵大眾把外在的社會規范內化為個體自我人格的典范——超我，使大眾自覺地遵從社會規則和秩序；通過對大眾虛假需求的受控制的滿足以弱化其愛欲力量·從而達到削弱其反抗力量的目的；借助于陳規扣模式的不斷重復來加強控制的力量，固化其控制的效果。大眾文化通過這些手段達到的控制結果就是：造成了在0理上處于幼兒狀態的個體，并進而導致了易于社會統治的“大眾拜”的形成。

[關鍵詞]大眾文化心理控制法蘭克福學派

斯特里納蒂在《通俗文化理論導論》一書中曾指出:“在任何情況下不理解法蘭克福學派的工作就難以理解對于大眾文化的分析。}m而要全面深人地理解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就必須對該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的心理學維度有所理解，因為心理分析方法是該學派批判大眾文化的重要理論工具。借助于心理分析的方法，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把對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批判進一步引向深人。該學派的主要理論家基本一致認為，大眾文化對人們的控制并非僅限于表面的謊言欺騙和道德灌拾，而是深人到心理的層面，甚至無意識的深層，因而其控制不但是全面徹底的，而且也是非常隱蔽的。綜合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等理論家的論述，筆者認為，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大眾文化的心理控制手段主要有:鼓勵大眾把外在的社會規范內化為個體自我人格的典范—超我，使大眾自覺地遵從社會規則和秩序;通過對大眾虛假需求的受控制的滿足以弱化其愛欲力量，從而達到削弱其反抗力量的目的。借助于陳規和模式的不斷重復來加強其控制的力t，固化其控制的效果。大眾文化通過這些手段達到的控制結果就是:造成了在心理上處于幼兒狀態的個體，并進而導致了易于社會統治的“大眾群”的形成。

一、大眾文化鼓助大眾把杜會規則內化為自我的典范—超我

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大眾文化已經取代了傳統家庭中父親的位置，成為大眾精神上的“父親”。在傳統社會中，家庭作為個體與社會的中介，是個體社會化的重要場所，它在個體的自我人格形成過程中有重要作用。家庭中父親的權威不但使孩子學會了遵從外在社會的規則，同時也培養了孩子的反思、叛逆冒險、獨立自持等精神。正如霍克海歌所言，“家庭仿佛是第二個子宮，在它的溫暖的撫育下，個體集聚起他在家庭之外獨立生活所必需的力量。”。然而，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隨著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的加強，個體和家庭的經濟獨立地位開始衰弱，作為一家之長的父親的權威地位也逐漸喪失.另外，由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是高度組織化、一體化的社會，社會媒介和媒體非常發達，個體并非生活在封閉的家庭中，孩子也不再以父親作為學習和事仿的主要對象。這就使得父親的權威地位更加衰落。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父親權威的喪失將使個體在成長過程中，缺乏有權威的父親形象作為模仿的楷模，其父性素質—“嚴于律己，獨立自主，有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等等”m—將難以形成.父性素質的缺失將導致個體在面對社會外在的權威時缺乏對抗的力量，而傾向于服從和認同。大眾文化無疑就是許多個體服從和認同的社會權威之一。

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作為“父親”的大眾文化不培養大眾的父性素質，而是一味地培養他們的順從意識，鼓勵他們把既定的社會規則內化為自我的典范.娛樂明星的成功范例在向大眾傳達這樣的信息:在現實的社會條件下只要好好努力，就有可能獲得成功。千篇一律的電視劇節目在明示或暗示大眾:只有放棄對社會的反抗，認同社會現狀，個人才能獲得幸福，否則只能落得悲協的下場。電影也不斷地告訴大眾:屏幕上看到的東西都是真實的，事物已經存在的樣子就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因而，崇拜明星就是認同社會秩序，大眾消費娛樂產品的過程也就是外在的社會規則逐漸內化為自我人格典范的過程。有些大眾文化產品表面上看雖有滿足大眾愿望的性質.但其實質還是鼓勵大眾遵從社會規則，維護社會現狀.阿多爾諾認為.文化工業向大眾提供的這種愿望滿足達到的效果類似于悲劇的“卡塔西斯作用”:悲劇通過喚起觀眾某些過分強烈的情緒然后把這些不應有的情緒凈化掉;大眾文化則在虛幻地滿足人們的生活夢想的同時又使人們自覺地放棄這些現實不允許的夢想”。。

[論文關鍵詞]大眾文化文化解讀二律悖反闡釋觀照

[論文摘要]在許多人看來，“大眾文化”是與大眾性、娛樂性、商品性、消費性等聯系在一起的。但如果我們以哲學反思的視界和文化視野的身份觀照大眾文化，便會給予大眾文化產品以全新的闡釋。為世人所熟悉的美國影片《泰坦尼克號》，除了具備熟知的“大眾”功能外，還是一部追求與幻滅的交響，體現了永恒與短暫的二律悖反，對生命本體意義作出了整體觀照。

一

提起“大眾文化”，人們很自然就會想到它的大眾性、娛樂性、商品性、消費性等特征：對于大眾文化對意義的消解、價值的削平、深度的瓦解、本質的顛覆等，人們雖不乏深刻的批判(如“法蘭克福學派”)，卻也能夠站在“反精英”的立場上給予足夠的理解。的確，對于大眾文化的許多作品，我們無法甚至也沒有必要按照傳統的精英文化闡釋模式加以學院化的解讀。人們欣賞和接受大眾文化作品，期望和實際得到的也許更多的還是工作時間以外的身體放松、精神愉悅和思想休閑。

美國電影大片《泰坦尼克號》為許多人所熟稔。將其歸為典型的大眾文化產品，也是電影界、文化界的共識。人們之所以將其劃歸“大眾文化”，可能基于如下原因：一是影片以跌宕起伏的愛情故事為主線，符合大多數觀眾的審美趣味和“期待視野”，容易引起轟動效應：二是電影從構想、制作到發行、宣傳、播映的全過程完全按照市場化規則運作，從演員選取到鏡頭安排，從畫面創意到技術投入，都顯示出了導演的良苦用心：三是人們在觀看影片時，大都帶著一顆平常心，以一種消遣、放松的心態對待，大可不必費盡心思、絞盡腦汁地考慮它有什么審美功能和政治功能：四是影片在全球范圍內大獲成功后，又相繼帶來了歌曲熱(一曲《我心永恒》唱遍全球)、演員熱(主要演員一炮走紅)等“效應鏈”。

但是否就意味著，所有這些便代表了《泰坦尼克號》的全部?對于《泰坦尼克號》，我們是否有且只能有這唯一的解讀方式?當然答案是否定的。筆者認為，對于一部大眾文化作品，我們不僅可以從傳統的娛樂功能、消費功能、休閑功能等角度加以習慣性地解讀，還可以從意識形態角度或以精英化立場進行闡釋。比如，對于穿牛仔褲這一大眾行為，在美國著名大眾文化學者約翰·費斯克看來，卻成了一種文化表征：“牛仔褲被視為非正式的、無階級的、不分男女的、且對城市與鄉村都適用的：穿牛仔褲是一種自由的記號，即從社會范疇所強加的行為限制與身份認同的約束中解放出來。”[1]法國學者德塞圖則從另外一個角度研究和闡釋大眾文化，提出了著名的“抵制”理論，認為大眾文化是以“游擊戰”的方式在抵制和顛覆主流意識形態。他指出：“大眾文化不但具有創造性．而且這創造性具有顛覆意味，代表弱者對強者的勝利。”[2]而事實上，當前一些大眾文化產品如通俗電視劇亦非純一色的庸俗、純粹為了娛樂、專門投觀眾所好，而具備一定的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如瓊瑤、金庸的許多影視作品雖屬于典型的大眾文化產品，十分強調作品的娛樂、休閑功能，注重收視率和經濟效益，但如果我們能夠從情節的復雜曲折引人、人物性格的矛盾多元豐富、人情世態的展示體驗思考、人的價值尊嚴的重視揭示等方面加以解讀，便會覺得這類大眾文化作品并非如常人想像的那樣俗不可耐。在這種意義上，“大眾文化”便不僅僅狹義的“大眾的”(與文化層次較高的精英階層相對，相當于英文中的mass)文化，還屬于廣義的“大眾性”(相當于英文中的popular)。也就是說，我們完全可以以外在于一般意義上的“大眾”的身份，以“大眾文化研究者”的身份進入大眾文化視界，更冷靜、更深入地給予大眾文化產品以全新的文化解讀。這也正是許多人特別是一些文化研究者，雖然并不看重一些通俗電視劇(如美國的《豪門恩怨》、中國的《還珠格格》等)的質量和品位但仍很有耐心地觀看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電影《泰坦尼克號》便有這方面的哲學文化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