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婚姻制度的演變，在這樣的環境下日益突出了家庭暴力嚴重地侵害了婦女、兒童、老人等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同時，家庭暴力引發家庭矛盾，侵害家庭成員利益，損害了婚姻家庭的基礎，加劇了婚姻的動蕩危害了社會的安定，由家庭暴力引發的重傷，殺害等刑事案件時有發生，隨著我國新婚姻法的出臺，“禁止家庭暴力”第一次被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法律條文中，這意味著家庭暴力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將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而且將作為一個明確的法律概念，涉入法律調整的范圍。因此，深入研究家庭暴力的產生原因，完善法律對策，開展多機構協作，預防和控制家庭暴力的發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目前尚無統一界定的概念。有人認為家庭暴力是指對家庭成員進行肉體上的折磨、傷害和壓迫等人身強暴行為；有人認為家庭暴力是家庭中一方對另一方的毆打、凌辱、肆虐，使其屈從；有人認為家庭暴力就是家庭中某一成員對其它家庭成員在肉體上、精神上、言語上、經濟上的虐待。

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內部出現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強暴行為。"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對家庭暴力行為給出了具體的定義："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給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還出現了一種新的家庭暴力形態—冷暴力，在目前有些家庭，夫妻雙方在產生矛盾時，不是通過毆打的暴力方式處理，而是對對方表現得比較冷淡、輕視、放任和疏遠。惡語中傷、漠不關心對方，將語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懶于做一切家庭工作，是隱性暴力中較常見和隱蔽的做法，而這也是現代家庭中的一個易被人忽視的問題。

二、家庭暴力的特點

（一）行為的隱蔽性。家庭暴力通常發生在家里這個特定場所；大部分受害婦女認為是家務事、個人隱私，而“家丑不可外揚”，怕傳出去會使家庭矛盾激化，影響婚姻和家庭的穩定，影響個人名譽或者事業發展。行為的隱蔽性是家庭暴力最顯著的特征，受害者的外傷很顯眼，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而精神創傷難以愈合，較為隱蔽且易被忽視。受暴婦女長期生活在恐懼、緊張的氣氛中，心身疲憊、心情抑郁。

一、居委會的發展階段

居委會從建立至今大致經過四個階段：

1、初建階段（1950年-1956年）

新中國成立后，一些城市出現了由群眾自己組織起來的名稱不一的自治組織。最早以居民委員會命名的是天津市的群眾性自治組織（1950年3月）。這一時期各地建立的居民委員會規模大小不一，職能混雜。1952年，《治安保衛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和《人民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出臺。1953年6月8日，彭真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關于城市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組織和經費問題的報告》。①其后，中央批準了該報告。各地陸續建立了居委會組織，其性質均屬于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為了便于城市居委會建設的順利進行，1954年，當時的內務部《關于建設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組織的通知》，居委會進行了全面的調整和改建，原來的街道婦女組織并入了居委會。同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至此居委會的建設納入國家組織法規。基本形成國家基層政權-街道辦事處與作為社會群眾基層自治組織的居委會相銜接的格局。此時，居委會在發展生產，維護治安，優撫救助，動員捐獻，收容改造游民、妓女，移風易俗、掃盲等方面做了細致基礎的工作。

2、受挫時期（1957年-1966年）

首先，中，將城市街道辦事處與城市居民委員會合并在一起，稱為“”。這樣，居委會的工作任務和職責不僅改變，實際上其法律性質也發生了變化，此狀況延續到1962年。其次，居委會在當時的政治大氣候下，也抓起了階級斗爭。再次，有的將居委會下設的調解委員會變成調處委員會，有的將調解委員會和治安保衛委員會合并為治安調處委員會，其主要職能也由調解一般的民間糾紛和輕微刑事案件變為主要約束處理和改造“不良分子”。這實際上使居委會成為帶有政權性質的組織。

在人文社科話語體系中，憲政指涉的是一種關于國家權力良性運作的政治思想、狀態或者過程，追求一些崇高的價值。我們在研究這一課題時，面臨二個無法回避的事實：一是憲政發源于西方，——因此只要我們用憲政這一話語來討論問題，就無法回避西方學者對這一術語的認知和研究成果；二是研究這一課題的目的是為中國憲政建設——在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憲政——提供理論支持。因此在當下的語境中討論憲政，我們必然面臨這樣一些問題：“社會主義與憲政是否兼容？”“憲政的普適性價值何在？”“究竟什幺是社會主義憲政？”“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憲政？”本文試圖就這些問題作一初步探討，以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社會主義與憲政的兼容性

在中國的歷史上，憲政曾被視為西方的腐朽產物而受到敵視和排斥。這固然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和人們的線性思維方式有很大關系，但卻引出兩個問題讓我們思考：發源于西方的憲政是否能同樣適用于東方的中國？形成于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憲政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從邏輯上講，研究社會主義憲政首先面對的就是社會主義與憲政的兼容性問題。盡管改革開放后我國學者對憲政的研究密度反映了他們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但這樣的疑問依舊存在，不容回避。事實上，從法律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學者對社會主義與憲政的兼容性這一問題看法不一。就法律的本源問題，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認識模式。一種認為法律是制定的，人們可以根據時代需要、流行的道德、政治理論和對公共政策直覺的感悟，學習法律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制定法律來引導社會發展；另一種則認為法律是發現的，只能扎根于本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傳統之中。在我們國家這兩種觀點表現為移植論和本土論之間的論爭。移植論者認為后發達國家可以學習移植發達國家的法律，來加速本國法律的發展。如何勤華教授最近撰文認為，“法律移植是法律發展的規律之一”，是“世界法律發展的一個基本歷史現象”，“沒有一百年來對外國法律的移植，也就沒有近代中國法”。[1]法律本土論者向來就不少。如孟德斯鳩就曾說過，“為某一國人民制定的法律，應該是非常適合于該國人民的；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竟能適合于另外一個國家的話，那只是非常湊巧的事。”[2]自孟氏以來，西方出現了一種“鏡子”理論，認為法律的每一方面均是由經濟和社會所鑄就，深深扎根于各個特定的社會。故法律移植實屬困難，或者根本不可能。[3]在我們國家，朱蘇力被視為這一觀點的主要倡導者。在《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一書中，蘇力先生指出：“關于法律移植，我確實認為法律移植不大可能”。[4]

但是，當今社會的現實似乎證明了法律移植論的主張。自從近代憲法在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以來，各國就紛紛模仿。各國憲法在內容和形式上區別很大，但幾乎都具有如下的特征：憲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修改程序異于普通法律，主要規定國家的根本組織，內容劃為三塊，一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二是國家最重要機關的組織權限及其相互關系，三是憲法的修改。[5]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具有極強地域性的西方憲法的觀念和形式覆蓋了全世界。西方憲政雖具獨特性，但許多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現代社會對法治和憲政的不同需求。因此，盡管現代社會各國政治經濟制度、歷史文化傳統各異，但只要采取民族國家的組織形式，效率導向的市場經濟，非人格化的官僚管理體制，奉行利益導向的形式理性價值觀念，就必將選擇法治和憲政。在我們看來，憲政與社會主義有極強的內在關聯，可以說沒有成功的憲政建設，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也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建立以實質正義為價值導向的憲政。

（一）憲政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主義的特征之一

社會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理論或者理想，還是一種制度或者運動形態，都體現人類文明發展到了一個更高階段。憲政則是人類在千百次試錯和糾錯之后所創造的文明中的少數幾顆璀璨明珠之一。從國家權力行使入手并試圖讓人類在國家權力的關照之下一步步走向全面解放，正是憲政存在的現實意義。顯然，這構成了以解放人類為終極目標的社會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從社會主義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社會現實來看，憲政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

【摘要】法律與鄉村社會的格格不入之處，不僅體現在法學家的理性邏輯和農民的實踐邏輯之間的不一致，也表現在鄉村生活中法律權威、政府權力和農民力量的相互制約關系之間中，還嵌入到鄉村社會中血緣、地緣、業緣的交互關系中。

【關鍵詞】實踐邏輯；法律權威；政府權威

一、兩套邏輯的比較

村民在遇到糾紛時是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傾向于到法院“告狀”的方式來解決，這與郭星華、王平所提供的“農民法律意識與行為”的調查數據顯示的結果的是一致的：“選擇政府部門解決糾紛的結果達到或超過被訪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門。”

但這種調查結果和現實狀況是令法學家不滿意的，一個法學家看到農民去找政府解決“人命關天”的大案子，就會為農民的法律意識感到遺憾。正如韋伯在《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樣：“法學家總是自認為是現有規范的代言人，也許，他們是解釋者或適用者。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學家也持有這種主觀的看法。這反映了現代知識分子的失望，即他們的信念受到了客觀上各種事實的挑戰，因而總是想把事實納入規范，進行主觀的評價。”

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農民的這種選擇就不會關注村民的法律意識淡薄問題，而是關注在社會時空的緊迫性和意識有限性的條件下，村民作出的這種選擇是符合“實踐的邏輯”。

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本質相聯系和作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體現和保障的社會主義法律必須具備如下基本原則或者特征。

社會主義法律的第一個特征，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前提條件、本質要求和核心內容；社會主義法律必須是為了實現和保障社會主義民主。

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形式、國家形態和國家制度，是由該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歸根結底，它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所決定的。恩格斯曾在《英國現狀英國憲法》一文中明確指出：“英國的最近將來是民主制。然而是哪一種民主制？不是過去那種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對立的法國大革命的民主制，而是現在這種同資產階級財產對立的民主制。以往的全部發展證明著這一點。資產階級和財產統治著一切，窮人是無權的，他們備受壓迫和凌辱，憲法不承認他們，法律壓制他們；在英國，民主制反對貴族制的斗爭就是窮人反對富人的斗爭。英國所趨向的民主制是社會的民主制。單純的民主制并不能治愈社會的痼疾。民主制的平等是空中樓閣，窮人反對富人的斗爭不能在民主制或單是政治的基礎上完成。因此這個階段只是一個過渡，只是最后一種純粹政治的手段，這一手段還需要加以試驗，但從其中馬上就會發展出一種新的因素，一種超出現行政治范圍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社會主義的原則。”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里民主同少數服從多數不是一個含義。在資本主義社會，首先是被剝削者的多數服從剝削者的少數，服從少數剝削者組成的國家政權。資本主義的民主，從根本上說來，是少數剝削者的民主，是在剝削者之間的少數服從多數。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人民的民主，是占公民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的人民的民主。民主是階級的、具體的民主，世界上決沒有超階級的、抽象的所謂一般民主。

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無產階級解放的第一個基本條件是通過民主的國家制度達到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社會主義同社會主義民主是不可分的，社會主義法律同社會主義民主是相伴而生，相隨而在的社會現象。社會主義民主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所決定，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最重要特征。人民民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社會主義法律的歷史使命，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又必然要求加強和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法治國家。鄧小平早在*年就說過，我們的黨和人民浴血奮斗多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盡管這個制度還不完善，又遭到了破壞，但是無論如何，社會主義制度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這是資本主義所絕對不可能做到的。在同年年底，他還說過，我們改革的總方向，都是為了發揚和保證黨內民主，發揚和保證人民民主。

無產階級專政對于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歷史上最廣泛的民主。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為此，必須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必須要提高和激發廣大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性；要真正提高和激發廣大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性，人民必須真正當家做主，必須發展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

我們依法治國的主體必須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不可能是少數人治多數人，這是社會主義民主即我國人民民主同一切專制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原則區別。因為創造社會歷史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當然，在此并沒有否認領袖人物和個別領導人在歷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和應有的地位，但是，只有領導者真正實際上是代表人民，代表歷史前進的方向，才能發揮其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才能被群眾所肯定和稱道。治國的客體，是人們的行為和活動，包括所有公民的行為和活動，但重點是國家機關和各級領導人的行為和活動。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人民當家做主，而不是少數人“為人民做主”；才能從根本上清除“救世主”思想和少數英雄人物創造歷史的歷史唯心史觀。這就不但要求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還要求制度和法律的民主化。應該認為，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同制度和法律的民主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無前者，很可能導致無政府主義和獨裁，無后者，很可能導致專制和官僚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