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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具有加快發展生物醫藥產業的良好基礎和明顯優勢,合作空間大,三地生物醫藥產業亟待協同發展。在區域內加強產業上、中、下游的銜接以及相互問的分工合作,實現各種要素有機組合,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是避免地區間產業同構、惡性競爭,實現區域內互補共贏、提高產業整體競爭力的內在需求。目前,北京、天津、河北均把生物醫藥確定為產業發展的重點,但是與國內外同行相比,京津冀生物醫藥產業普遍存在組織結構不合理,制藥企業數量眾多,但規模普遍較小,巨型生物醫藥企業不多,國際競爭能力弱的問題。從京津冀區域來看,醫藥制造業的生產總值從1996年的104.77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819.02億元,增加的速度很快,達到了7.82倍;醫藥制造業的投資額從1996年的17.17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72.10億元,達到了4.20倍;醫藥制造業的新增固定資產從1996年的10.97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45.5l億元,達到了4.15倍;醫藥制造業R&D活動人員從1996年的1149人增加到2008年的5075人,達到了4.42倍,這個增長相對較少;但是醫藥制造業R&D經費內部支出從1996年的4614萬元增加到2008年的91584萬元,高達19.85倍,這表明京津冀很重視醫藥制造業的R&D投入。整體來說,京津冀對醫藥制造的發展足夠重視。并一直作為大力發展的行業,那么京津冀如何協調發展醫藥制造業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產業協同的內涵及研究方法
(一)產業協同的內涵
胡大立(2006)在產業協同與集群競爭優勢關聯機理的分析中認為,產業協同是指集群內的企業在生產、營銷、采購、管理、技術等方面相互配合、相互協作,形成高度的一致性和和諧性。產業協同在集群內會產生協同效應,作為集群中的一個企業比作為一個單獨運作的企業所獲得的盈利能力更高,也就是產生“1+1>2”的協同效益,進而形成競爭優勢【11。徐力行等(2007)在關于創業創新與產業協同關系的研究中提出,產業協同是指開放條件下,作為國民經濟運行的子系統,各產業或產業群相互協調合作形成有序結構的過程。協同是系統自組織的動態反映,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隨著經濟的發展時刻處于動態平衡和失衡的交替過程中,因此,用動態的分析方法研究產業結構在運動中的平衡條件是很有必要的121。徐力行等(2007)認為,產業協同是指開放條件下各產業子系統自發相互約束藕合,表現出在時間、空間或功能上有序結合的過程,并指出要以系統的觀點考察各產業間的聯動狀態與過程,在關注各產業變化在時間和功能銜接的同時也關注其在動態變化中方向的一致性。并進一步指出,產業協同的關系指的是產業之間的關系,產業之間通過產品或服務的投人產出關系來維持上下游間的縱向關聯,而非橫向關聯。但當產業的分類較大時,處在同一大類的產業細分出來的產業問可能出現橫向關聯,比如鋼鐵和塑料行業間的替代關系就有可能產生橫向關聯口】。作者認為產業協同是指在某地區形成區域產業,它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在受到科技、經濟、社會、環境等因素作用下,各產業或產業集群相互分工協作形成有序的產業結構或者完整的產業鏈,從而形成區域內產業競爭力“1+1>2”的整體效應。
(二)產業協同效應
王傳民(2006)認為,縣域經濟產業協同機制是指縣域產業系統受其內外因素的作用,產業外部環境與產業競爭力要素之間以及產業競爭力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促使協同系統形成和發展的內在機制和控制方式問。吳結兵等(2007)從新產業區理論和波特的集群理論兩種范式對產業集群的協同效應進行研究,認為在產業集群結構中的成員行為形成了資源整合的協同效應是產業集群績效和競爭優勢的基礎。新產業區理論重視在競爭基礎上產業區內企業間的合作行為,不僅不否定企業間的競爭,而是更加強調合作在整個產業區的形成發展、經濟績效等各方面的重要作用,認為協同效應的主要機制是合作降低成本;而波特集群研究的協同效應主要機制是競爭提高生產率四。萬幼清等(2007)從知識的視角研究產業協同,建立了產業集群協同創新績效模型,認為產業集群可以通過知識重組進行協同創新,產業集群協同創新不但可以提高企業的技術能力和學習能力,而且也有助于提高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最終促進企業中各種核心能力的形成和發展;在同一創新中,與單個企業的同一創新相比,產業集群協同創新比單個企業的同一創新的經濟效果更加顯著q。
(三)產業協同的實證研究
在產業協同的實證研究方法方面,徐婕等(2007)在對我國各地區的資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相對有效性進行分析評價中,運用改進的DEA•88•模型——交叉效率評價方法,引入“偽標準指數(FSI)”,將傳統DEA方法評價值與對抗交叉DEA評價值比較分析,構建了一個經濟—協調發展二維綜合評價矩陣,據此對各省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協調程度進行評價r71。徐力行等(2007)在基于創新的分類基礎上,運用系統動力學仿真模型,對制造業進行了敏感影響產業協同的關鍵產業鏈接環節的分析【¨。王傳民(2006)對縣域產業結構的研究中,通過構建縣域產業協同發展的系統動力學模型,對縣域產業協同發展成熟度進行評價。研究中,將社會經濟大系統分為社會、經濟、科技、環境子系統來設計縣域經濟協同發展指標體系,依據D(k)結果對子系統內部和子系統之間協同發展成熟度進行測算,以此來評價產業協同程度。并得出結論:一般情況下,D(k)越接近l,協同成熟度越高圈。之后,王傳民等(2006)在對縣域產業結構的優化研究中,應用灰色關聯分析法研究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資產結構的協同問題,構建了縣域產業的協同發展模型。通過分別計算三次產業的產值比重與就業比重、固定資產形成額比重之間的灰色關聯度,對縣域經濟的產業協同水平做出評價嗍。董春等(2008)也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資產結構的協同發展問題進行了研究,為四川省產業結構的優化提供了政策建謝lq。李若朋等(2004)通過建立產業協同促進分工發展的模型,研究基于知識交流的產業協同模式,從知識管理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出發,分析知識交流效率對分工發展的影響,闡述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提高知識交流效率的方法,進而得出了TKA型和HD型兩種產業協同模式【ll】。在產業協同的實證研究結論方面,陳建軍等(2003)對上海和浙江的經濟發展進行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都表明,上海和浙江的經濟關系并不是單純的中心—、吸納一擴散的關系,而是資源優勢互補,產業相互分工協作的關系,也就是說浙江和上海之間的資源流動是雙向。加快浙滬和長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對實現該區域發展目標起到正面作用【切。邱風等(2005)對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的研究中提出,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問題并不嚴重,特別是深入到制造業和產品層面,產業結構的相似性趨于弱化,因此,長三角地區的產業發展是可以而且能夠互補式推進的【塒。阮曉鶯(2007)在對福建省和中國臺灣兩地產業結構動態變化進行實證分析后提出,閩臺兩地區的產業結構比重存在梯度差異的發展態勢,應確立閩臺兩地產業分工架構,營造閩臺兩地產業合作發展環境,提升閩臺兩地產業合作水平Ⅱ棚。吳國清(2009)以上海和長三角為例,探析了都市旅游圈空間結構網絡化(多核心+互動)發展,即通過景區(點)、交通、產業、市場等各個子(分)網絡共同構成互補、協作和競爭的大旅游產業體系,不斷推動都市旅游圈發展壯大【15】。謝曉豐等(2009)在對東北欠發達地區裝備工業集群發展欠款進行分析基礎上,提出通過制定和實施相關產業政策的政府引導方式,建設基于主導產業的裝備工業配套協作體系的建議【1610
三、區域經濟產業協同成熟度模型
本文采用的是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兩個系統或是兩個因素間的關聯大小的量,稱之為關聯度。灰色關聯度分析是以關聯度大小來衡量—個系統內因素之間的關聯程度。如果在系統內兩個因素的變化程度相對基本一致,認為二者的關聯程度較大;反之,二者的關聯程度較小。灰色關聯分析的一般步驟:第一步,確定原始數據參考數列(母序列)和比較數列(子序列)。原始數據參考數列Xo(k)--{Xo(1),Xo(2),…,Xo(n)}M個比較數列x。(k)={X。(1),X。(2),…,X,(n)}X2(k)={X:(1),X:(2),…,X2(n)}X。(k)={x。(1),X。(2),…,x。(n)}第二步,對原始數據通過初值法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第三步,求無量綱化后的參考數列Yo(k)與比較數列Ym(k)之間的差列。。A。=IYo(k)一Y。(k)|-(。(1),A。(2),…,。(n))產IY。(k)一Y2(k)I=(:(1),A:(2),…,:(n))n=IYo(k)一Yn(k)l=(Ⅱ(1),A。(2),…,n(n))第四步,分別求兩個層次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第五步,代入公式求關聯系數:rainmink[xo(k)-Ii(k)l+maxmaxI“k)噶(k)Ir(知(。),Ii(。))=.L麗再研面孟盯∈(O,1)為分辨系數第六步,求關聯度:r(xo,xi)=i1。;r(】【i(‰(k))
四、京津冀醫藥制造業產業協同研究
(一)北京醫藥制造業產業協同研究由分析表l、表2、表3可得出:
1.1996---2008年北京醫藥制造業在京津冀地區的產值比重一直是增加的,2000年以后對其新增固定資產的比重是一直降低的,2006年以后對醫藥制造業的研發經費以及研發活動人員的比重都在增加,這些表明北京對在傳統的醫藥制造方面的投資逐漸減少,更加地注重新醫藥產品的研發,而不是傳統的醫藥制造。
2.按照灰色關聯度的求解步驟進行計算可得,北京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與從業人員年均數比重、主營業務收入比重、新增固定資產比重、R&D經費內部支出比重、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R&D活動人員比重的關聯程度依次為0.8685、0.8557,0.7820、0.7818,0.7752、0.7459,關聯程度依次降低。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與從業人員年均數比重的關聯程度最高,次之是主營業務收入比重,這說明要加快北京醫藥制造業的發展,必須增加醫藥制造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從產品的研發角度考慮,北京應該更多增加對研發經費的支持以及研發人員的投入。
(二)天津醫藥制造業產業協同研究
1.1996--2006年天津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是逐漸增多的,從2006年以后總產值比重開始下降,從2000年開始醫藥制造業的研發經費支出比重和研發活動人員的比重下降,但是從業人員比重卻在2006年以后呈現遞降的狀態,2006年以后固定資產的投資比重一直增加,這表明,從2006年開始天津對現代醫藥制造業的發展重視程度降低,主要體現在產值比重的減少,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減少,從業人員比重減少;對傳統醫藥制造業的發展重視程度提高,主要體現在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增加。
2.按照灰色關聯度的求解步驟進行計算可得,天津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與從業人員年均數比重、R&D經費內部支出比重、主營業務收入比重、R&D活動人員比重、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新增固定資產比重的關聯程度依次為0.9826、0.9491、0.9438、0.8892,0.8105,0.6093,關聯程度依次降低。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與從業人員年均數比重的關聯程度最高,說明要加快天津醫藥制造業的發展,也要增加醫藥制造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從產品的研發角度考慮,天津應該更多增加對研發經費的投入以及研發人員的投入,但是結合2006年開始天津對醫藥制造業的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減少,從業人員比重減少,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增加等方面來考慮,天津應該繼續加大對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相對適當減少對研發經費支出比重以及研發活動人員比重,也就是說在醫藥制造業中,天津要兼顧傳統醫藥制造業和現代醫藥制造業。
(三)河北醫藥制造業產業協同研究
1.1996--2008年,河北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一直是下降的,從業人員比重是降低的,但在2008年有所增加,新增固定資產的比重一直是上升的,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變化趨勢不明顯,研發經費和研發活動人員從2004年開始有所降低,由此可知,最近幾年河北在增加對醫藥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時卻在減少研發費用及人員,這說明河北開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傳統醫藥制造業的發展上,對現代醫藥制造業的發展程度逐漸減弱。
2.按照灰色關聯度的求解步驟進行計算可得,河北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與主營業務收入比重、從業人員年均數比重、新增固定資產比重、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R&D經費內部支出比重、R&D活動人員比重的關聯程度依次為0.9850、0.9506、0.9382、0.9362、0.8276、0.4794,關聯程度依次降低。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比重與主營業務收入比重的關聯程度最高,次之是與從業人員年均數比重,說明要加快河北醫藥制造業的發展,不但要增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也要增加醫藥制造業從業人員的比重,然而由于研發活動人員比重與總產值比重的關聯程度僅為0.4794,說明要加快河北醫藥制造業的發展不僅是要增加研發活動人員比重,更重要的是要增加非研發活動人員的比重,同時新增固定資產比重與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與總產值的關聯程度也更能進一步說明增加研發人員要比增加非研發人員更重要。與此同時,還要增加對河北醫藥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總之,河北更應注重對傳統醫藥制造業的發展而非現代醫藥制造業的發展。由表10分析可得出,京津冀三個地區醫藥制造業總產值比重與從業人員比重的關聯程度是最大的,換句話說,京津冀醫藥制造業的從業人員的多少直接影響著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從研發方面來看,天津和北京的研發人員比重與醫藥制造業總產值比重的關聯程度要比河北大得多,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河北的研發人員對總產值的貢獻較小,河北與天津、北京相比不適合發展現代醫藥制造業,更適合發展傳統醫藥制造業,在京津冀醫藥制造業的發展中,河北應該主要負責傳統醫藥制造業的發展,或者說是北京和天津應該負責醫藥產品的研發以及現代醫藥的發展,河北側重醫藥產品的制造等傳統的醫藥的發展。鑒于天津近幾年對醫藥制造業的研發經費投入以及研發活動人員在京津冀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天津也不應該更多地與北京進行某些新產品的研發競爭,天津和北京應該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分工協作研發新產品、新技術,同時由于天津近幾年在京津冀醫藥制造業的固定資產的投資比重以及新增固定資產的投資比重增加,天津可以分擔河北一些傳統醫藥制造。由于醫藥制造業的總產值與主營業務的關聯程度河北是最大的,次之是天津,說明河北和天津應該主要擔任醫藥產品的銷售任務。(四)京津冀醫藥制造業產業協同研究由表lO與表11對比可知,京津冀整體醫藥制造業的R&D經費內部支出、R&D活動人員、從業人員年均數、新增固定資產、固定資產投資額與總產值的關聯程度基本上都低于京津冀三個地區分別計算出的關聯程度,只有主營業務收入與總產值的關聯程度還是比較高的,這說明從京津冀整體的角度上來考慮,醫藥制造業的產業協同程度比京津冀各地區的要低,也就是說資源的配置不是很合理,應該根據各地區的比較優勢進行調整。
五、政策建議
京津冀的醫藥制造業要想能夠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鏈,就需要京津冀三個地區協調發展,進行分工協作,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以下是對京津冀地區醫藥制造業的發展建議:
1.北京和天津在研發人員以及研發經費上較河北擁有比較優勢,所以北京和天津應該主要側重于新醫藥產品以及設備的研發工作,河北主要是輔助北京和天津的研發工作。北京在主營業務收入方面與醫藥制造業的產值關聯不如河北和天津明顯,所以北京應該輔助河北和天津的醫藥產品的銷售。
創新研究者在研究不同產業之間的創新時,發現不同產業的技術創新模式存在較大差異。為了對不同產業間創新差異的成因進行更深入的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首先引入了技術體系概念,以解釋跨產業的不同創新過程,他們將技術體系分為科學型技術體系和累積型技術體系兩種。企業技術創新因不同產業的技術機會、創新可能性、市場結構等因素的影響(Breschi等,2000)而呈現出差異性,產業創新模式是技術的某些結構特征的函數,或者說是學習過程特征的函數。Malerba(2004)在牛津創新手冊中,對產業創新系統進行了全面分析,并對相關文獻進行了回顧。他指出,已有文獻基于不同維度提出了不同產業在創新中的特征,例如熊彼特I型產業和熊彼特n型產業,前者是具有創造性毀滅特性的產業,企業家和新企業的創新在其中扮演主要作用,后者則具有創造性積累特征,大企業占據主導。另一個產業間創新差異由技術范式(regime)解釋。創新來源和專有機制的不同也決定了產業創新的差異,Pavitt(1984)提出了四類產業創新模式,供應商主導產業、規模密集型產業、專業化供應商產業、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的產業。Malerba(2004)一從知識和技術領域、行為者和網絡、制度三個維度對產業創新系統進行了解構。
Breschi等(2000)從產業角度研究了技術體系,認為一個產業組織技術創新活動的特定方式可以解釋為是受技術性質決定的不同技術體系影響的結果,并進一步從后發國家后發企業技術追趕的角度將技術體系定義為四個要素的組合,分別是技術機會、創新的獨占性、技術進步的累積性以及知識基礎的特征。Park&Lee(2006)M在以上四要素的基礎上,補充了對后發國家技術追趕非常重要的四個新要素,分別為外部知識的可獲得性、技術軌跡的不確定性(或流動性)、知識的初始存量以及技術生命周期。
研究后發企業技術追趕的學者很快就將技術體系用于考察發展中國家后發企業技術追趕將后發企業的技術追趕分為三種模式,路徑跟隨型追趕、階段躍進型追趕和路徑創造型追趕,他們認為路徑跟隨型追趕更可能出現在技術體系特征為低頻度創新和發展軌跡穩定型技術;路徑創造型追趕則更可能出現在技術體系屬于更不確定、高風險型技術。Park&Lee(2006)進一步研究了技術體系和技術追趕的發生、技術追趕速度的關系,認為技術體系的不同要素對技術追趕和技術能力構建產生不同作用,Fulvio等為技術體系和創新的關系提供進一步的證據。
產業創新系統以創新系統和演化理論為基礎。Malerba和SunilMani(2009,P.5)M指出了產業創新系統的構成要素:1)產業中的企業,2)企業之外的其他行為人,3)網絡,4)需求,5)制度,6)知識,7)互動過程與演化等。因此關注的邊界和重點不同,區別于國家創新系統、區域創新系統、技術創新系統等。國內學者中,唐春暉、唐要家(2006)^分析了我國的汽車、家電、半導體、計算機、通訊和機械工具六個典型產業技術模式特征,認為我國技術追趕也要根據技術體系差異進行差別化的模式選擇。
1.2分析框架
綜合已有文獻資料,我們以Malerba(2004)M和Malerba和SunilMani(2009)M的概括為分析框架,以產業創新系統的三個維度及主要指標分析中國通信和醫藥產業創新系統,尋找中國通信設備制造業和醫藥制造業創新績效差異的根源。2中國通信設備產業和醫藥產業創新系統的比較分析。
2.1知識和技術領域
通信設備產業技術復雜程度高,具有累積性特征。生產通信設備產品需要涉及大量的專利發明技術,因而大部分單個通信技術專利在通信設備產品生產中所起的作用相對醫藥技術中的醫藥專利而言沒有那么突出,這種累積性、高度碎片化、編碼化的知識為企業的技術學習提供了便利。雖然早期中國在通信設備產業的知識基礎并不雄厚,但是隨著1990年代計算機和通信專業在大學、社會上的熱門化,大量的研究機構、研究人員開展相關的研究和學習,促進了相關的知識基礎積累,為通信設備產業發展打下基礎。
醫藥制造產業技術與通信設備產業有鮮明的差異,單個醫藥產品的生產一般只涉及個別的專利技術,而且受到非常嚴格的專利保護,已有調查研究中發現,專利對于醫藥創新成果保護相對其他產業而言其重要性最突出。此外,雖然醫藥知識編碼程度較高,但是醫藥創新需要更多基于科學,需要更大的依賴大量的新實驗、統計、觀察等,經驗積累也十分重要。另外,醫藥創新需要經歷多個階段,耗時更長,成本很高。
從產業內企業的研發投入角度看,首先,在研發人員投入上,1998年之后通信設備制造業超過醫藥制造業。2008年,醫藥制造業R&D活動人員折合全時當量為40192人年,通信設備制造業為92972人年;醫藥制造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為59711人,通信設備制造業則有110118人。其次,在經費投入上,通信設備產業與醫藥制造產業在產出上的差異迥然,中國醫藥制造企業R&D經費及新產品開發經費投不及通信設備制造的1/2,中國醫藥制造企業的研發強度上,也只有通信設備制造企業的1/2左右。2008年,醫藥制造業新產品開發經費87.2億元,通信設備制造業新產品開發投入經費228億元;醫藥制造業R&D內部支出經費79億元,通信設備制造業R&D內部支出經費202億元(如圖3所示)。在技術引進、技術改造、消化吸收經費上,通信設備制造業技術引進經費歷年高于醫藥制造業,而醫藥制造業的技術改造經費支出高于通信設備制造業在研發上的投入直接體現在研發成果上。2008年,醫藥制造業和通信設備制造業專利申請量分別為3917和16159件;發明專利擁有量分別為3170和10222件。WIPO公布的PCT專利申請也表明通信設備產業的專利申請增長率明顯高于醫藥產業。從產業內企業角度看,通信設備產業與醫藥制造產業的企業規模差異逐漸加大,前者企業平均規模明顯擴大,而后者卻幾乎沒有擴大。前者的部分企業收入和利潤率較高,并通過維持高研發投入而形成良性發展態勢,后者則規模有限并難以提高利潤率,無法維持醫藥創新所需的高研發投入,無法進入“高研發投入-高收益”模式。
從市場需求角度看,通信設備產業與醫藥制造產業在我國均有巨大的市場空間,需求增長很快。數據表明,1995年中國只有移動用戶362萬,2004年3.3億,2006年4.61億,2009年全行業手機用戶數共達到7.26億戶;1995年固定電話用戶數量4071萬,2006年是3.67億。本土固定電話交換機在1995年只有7204萬門,2006年是5.02億,無線交換機容量在1995年為797萬門,2006年達到6.1億門。中國醫藥市場規模占全球的10%以上,且增長迅速。在1995年至2001年之間,醫藥制造總產值增長率甚至不到通信設備制造總產值增長率的一半,但是在2002年之后,醫藥產業總產值增長率開始高于通信設備制造業,達到20%以上。這表明在市場需求規模上兩個行業的差異已經變小,醫藥制造業的快速增長期相對通信設備制造業來的較晚。
從行為人網絡角度看,首先,醫藥業的產學研聯盟也不及通信業。產學研聯盟是醫藥企業成功的關鍵,比通信設備產業可能更加重要。但是,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缺乏有效的與跨國公司的互動學習(柳卸林,2008,103)M。大學和研究機構與企業之間缺乏足夠的聯系,研究成果轉化成產品的能力較弱,也缺乏足夠的風險投資,在新企業的融資中,投資者投資企業但不投資創新(柳卸林。2008,106)M。而美國的經驗表明美國壟斷世界生物制藥產業的主要因素有:美國政府對生物領域基礎研究的長期支持,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豐富的風險投資,學術界與產業界之間的緊密聯系等(Pisano,2002128;柳卸林,2008,91M)。其次,政府在通信設備和醫藥制造產業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柳卸林(2008,67)M在總結通信設備產業發展中指出,政府在產業發展早期通過有效的產學研合作,一定的市場份額保證,幫助企業積累了技術能力。雖然在通信設備產業政府作用明顯,但是創新仍以企業為主體,而且日益明顯。但是我國醫藥產業創新體系的政府特色明顯,而且企業的主體作用沒有顯著體現,企業研發投入不足,大學和科研機構為醫藥創新主體(沈陽藥科大學、上海醫藥工業研究院、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中國藥科大學等),但其創新成果的商業化缺乏充分支持對產業創新體系發揮顯著作用的制度是知識產權制度。改革開放早期我國較弱的知識產權體系對通信設備和醫藥制造業創新產生的作用不同。弱知識產權體系促進了醫藥新技術擴散但阻礙了創新(柳卸林,008,105)16,醫藥企業傾向于選擇仿制藥物。對于通信設備產業,較弱的知識產權體系促進了新技術擴散,加之通信設備的技術特征,促進了通信設備的創新投入和產出,所以通信設備產業的創新沒有受到大的阻礙。
在制藥業中,國家衛生系統和規制在影響技術方向的變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阻礙或延緩了創新(法格博格等,2009)M。我國的醫藥市場競爭并不充分,藥品定價通過政府定價和市場調節方式,藥品招標是省級政府主導的網上集中采購,基本藥物目錄和醫保目錄的制定由政府主導(醫藥行業各種管制如我國的基本藥物制度、醫保體制改革、公立醫院改革、藥價、招標和藥監政策等),非市場化競爭導致醫藥行業對重大創新的重視程度不夠或是信心不足,許多醫藥企業甚至‘‘非常厭惡行業里的一些作風,但是又不得不跟著做”。而通信設備業雖然是受到政府嚴格管制的行業,但相對醫藥業的市場化程度要好很多。
結論與啟示
為什么中國通信產業比醫藥產業更創新?兩個產業在創新系統中的差異能夠提供解釋。通信設備產業發展的更好,實現比較有效的技術追趕,原因在于:我國通信設備產業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快速的增長速度,為本土企業提供了大量市場機會,產業內也存在一定的技術機會,本土企業及研究機構則在政府支持及自身大量研發投入基礎上逐步形成技術能力,從較低端市場逐漸進入并發展到較高端層次,部分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并通過進一步的研發投入,實現了從追隨式追趕向蛙跳式追趕的轉變,整個產業形成了良性的循環,使得產業在國際上具備較強的競爭力。反觀我國醫藥產業雖然也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但是國內醫藥企業規模偏小,難以支撐醫藥原始創新的時間和財務成本,偏向于相對容易的仿制藥物的研制生產,醫藥市場的非市場化競爭特征也降低了企業創新動機,國際醫藥公司高利潤率高研發投入的良性循環使得國內醫藥企業的差距更加明顯,國內醫藥企業因利潤率相對較低等在研發投入上的不足使得國內他們只能堅持在缺乏原始創新、維持仿制從而繼續保持利潤率水平較低、繼續維持較低的研發投入的劣勢軌道上運行。雖然醫藥領域最新的生物醫藥分支中因技術特征的不同,技術機會較多,我國企業具備一定的技術追趕機會,但是我國醫藥企業在傳統醫藥領域的被動局面必須經過更長的時間才能實現根本改變。
結論與啟示
我國通信設備產業較醫藥產業具備較強的創新能力,無論是企業競爭力還是企業創新成果都從最初的毫無國際影響發展到處于國際領先水平;但是醫藥產業中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創新能力都與國際領先企業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運用產業創新系統框架,對兩個產業進行了比較分析。研究認為,產業知識基礎(如技術機會)、行為人和網絡(如市場需求、研發合作、政府支持等)和制度基礎(如知識產權制度)三個方面能夠一定程度的說明兩個產業創新能力產生差異的原因。
關鍵詞:DEA;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2)13000803
1引言
醫藥行業關系國計民生,是國家重點培育和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當前,我國醫藥企業面臨市場需求快速增長的戰略機遇與研發創新能力不足、水平不高的現實困難,迫切需要依托研發創新以推動我國醫藥產業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而研發資源是研發創新活動的物質基礎,是進行新藥創制和技術改造的前提。所以,積極進行醫藥研發資源的配置效率評價研究,將有助于優化醫藥研發資源配置,促進資源的開放共享和綜合利用,支撐醫藥科技管理決策,提高醫藥研發創新能力,促進醫藥產業的健康發展。
2研究現狀
資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就是基于資源的相對稀缺性,比較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上的使用價值和效率,進而做出選擇的過程。目前對于資源配置評價的研究主要從投入和產出的關系上進行評價,研究的思路一般為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通過實證研究以分析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從而評價各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
資源配置評價研究根據研究對象、目標和重點的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評價指標各有側重。資源配置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回歸分析法、面板數據分析法(例如:李建華、劉玲利的《我國區域研發資源配置效率測度實證研究》)、DEA(數據包絡分析法)、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如:藍天立,楊志江等的《廣西科技投入與科技產出的灰色關聯優勢分析》)、BSC法(Balance Score Card,平衡計分卡法,如:徐建中,關守成的《基于 BSC 的企業信息資源配置效率評價》)、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模糊綜合評價法等等。由于DEA分析方法既可以對截面數據(如:崔棟的《我國區域科技資源配置評價及優化研究》),也可以對時間序列數據和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如:黃宇、王曉軍等的《城市科技資源配置體系的構建與評價——杭州實證研究》),以及具備不受評價指標量綱的限制、同時處理多輸入變量與輸出變量問題等優點,所以應用最為廣泛。資源配置的研究對象范圍比較廣泛,在各種領域、地域、行業上都有體現,但是細分到醫藥研發資源領域配置效率評價的研究卻非常少。
3基于DEA的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模型
(1)DEA方法與評價步驟介紹。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又稱數據包絡分析,它是一種相對效率評價方法,最初由A.Charnes和W.W.Cooper等提出,目前常被作為一種有效的分析工具應用于管理科學和系統工程等領域。DEA模型主要有兩種模式,即CCR模型和BCC模型,其中CCR為規模報酬不變模型,主要用于綜合效率評價,而BCC 為規模報酬可變模型,主要用于技術效率評價。DEA效率評價的主要思路與步驟為:確定評價對象選擇決策單元建立評價指標體系選擇DEA模型并進行評價輸出結果。
(2)醫藥研發資源配置效率評價模型構建。
區域醫藥研發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就是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多的產出,其實質是提高醫藥研發資源的利用率。因此,可以通過醫藥研發資源利用效率評價的方法來分析區域醫藥研發資源的配置情況。
醫藥研發資源利用效率=醫藥研發活動成果(產出)/醫藥研發資源消耗(投入)。
所謂區域醫藥研發資源的優化配置就是要實現各種醫藥研發投入要素的最佳組合,可以將中國區域醫藥研發系統(同一時間的不同區域的指標數值)看成是DEA方法中的一個決策單元,它具有特定的輸入變量和輸出變量,在將輸入變量轉化為輸出變量的過程中,努力實現系統優化的目標——提高醫藥研發資源配置效率。采用DEA方法及模型可以評價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的效率,同時在評價的基礎上,還可以為區域醫藥研發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進一步的信息。
4醫藥研發資源配置效率的評價指標體系
只有按照系統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動態性的原則選取評價指標,才能保證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結果的全面、客觀和準確。雖然,醫藥研發資源涵蓋了醫藥研發活動中所需要投入的人、財、物等各種要素,但是不管是物力資源,還是信息資源等,這些都可以由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來反應,也就是說,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是研發活動中最為重要和基本的資源,具有決定性的地位和意義。基于此,本文主要從醫藥研發的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方面選擇指標進行運算分析,具體指標選擇如下:
醫藥研發投入指標:醫藥研發活動人員數、醫藥研究人員數、醫藥研發經費支出額、醫藥研發費用占醫藥制造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
醫藥研發產出指標:醫藥專利申請數、醫藥新產品產值、醫藥新產品出口額。
根據上述指標,構建我國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指標體系(如圖1):
圖1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指標體系5各區域醫藥研發資源投入、產出的原始數據
本文選擇了2011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藥學年鑒》中31個省、市、自治區的醫藥研發資源投入產出相關指標的數據進行DEA評價分析,目的在于研究各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效率的相對有效性。具體方法為:以前文建立的區域醫藥研發資源配置評價指標體系為依據,選取的輸入指標為:X1醫藥R&D活動人員數(人)、X2醫藥研究人員數(人)、X3醫藥研發經費支出額(萬元)、X4醫藥研發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選取的輸出指標為:Y1專利申請數(項)、Y2新產品產值(萬元)、Y3新產品出口額(萬元)。各評價指標原始數據如表1:
[關鍵詞]生物醫藥產業;集聚因素;變化分析
1引言
21世紀是生物的世紀。生物產業屬于我國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現代生物技術的應用主要集中于醫藥領域,世界70%左右的生物技術成果應用于醫藥領域。近10年,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迅猛,從國際現代生物以及醫藥技術產業的發展趨勢及成功經驗來看,產業空間集聚是實現我國醫藥產業持續發展的有效選擇,是促進生物醫藥產業化,培育新型產業,帶動地方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
2生物醫藥行業的特征
生物醫藥產品不同于其他一般的生物技術產品或其他的商品,從研發到產品轉化周期長,除了經歷生物技術產品必經的3個階段即理論研究、中試和產品規模生產之外,它上市前要經歷一系列嚴格的臨床試驗包括Ⅰ期、Ⅱ期、Ⅲ期及Ⅳ期臨床和一個審批周期要比一般商品長得多的審批過程。從產業發展本身看,該產業具有獨特的以下特點。
2.1高技術性
生物醫藥是一種知識密集、技術含量高、多學科互相滲透的新興產業。以基因工程藥物的開發為例,上游研發技術涉及目的基因的合成、純化、測序,以及基因的克隆、導入及工程菌的培養及篩選;下游技術涉及目標蛋白的純化及工藝放大、產品質量的檢測及保證,整個過程對技術的要求很高。同時,生物醫藥產業的高技術特征也體現在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方面,要求有一批具備較高專業技術水平的技術人才。
2.2高投入
還是以基因工程藥物為例,一個基因工程新藥的開發費用平均需要1億~3億美元左右,創新一類產品一般是3億~ 5億美元甚至更高。另外,生物制藥對醫藥廠房和設備儀器要求很高,且屬于一次性投入,這又需一大筆資金。新產品的研究開發、設備儀器的配置及GMP廠房的建造等方面的投入相當大,一些大型生物制藥公司的研究開發費用占銷售額的比率超過了40%。
2.3產業化周期長
這是生物醫藥產業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從基礎和應用成果的研究和開發到中試和規模生產再到產品投放上市的整個過程,涉及多學科、多階段、多主體。生物醫藥從開始研制到最終轉化為產品一般需要8~10年,甚至10~12年的時間。在美國,一個全新化學藥物的開發平均要花10年左右的時間,而技術難度更高的生物藥品,開發時間周期要高于一般的化學藥品。
2.4高風險
生物醫藥產品的開發存在較高的風險。這種風險包括產品開發風險和市場競爭風險:一方面,一個生物工程藥品的成功率通常僅有5%~10%。另一方面,“搶注新藥證書、搶占市場占有率”是廠家激烈競爭的焦點。若被他人優先拿到藥證或搶占市場,前期開發則全盤落空。可見,新藥的市場推廣過程也存在著高風險。此外,還有技術風險、政策風險、金融風險和經營管理風險等。
2.5高收益
生物醫藥產業是一項高利潤的產業。產品一旦開發成功投放市場將獲暴利,一般一種新生物藥品上市后2~3年即可收回投資,尤其是擁有新產品、專利產品的企業,會形成技術壟斷優勢,利潤回報能高達10倍以上。因此,“搶占創新研發,搶占專利產品和搶占市場份額”形成新的焦點。生物醫藥產業是一項高利潤高回報的產業,它的利潤率達到了17.6%是信息產業8.1%的兩倍,也遠高于7%的計算機產業。
3集聚因素變化分析
3.1產業鏈的重心發生變化,研發創新作用強化
從傳統意義上來講,由于醫藥的研發、實驗各個階段不可或缺,成本不可減少,只有加快銷售才可以實現利潤,所以生物醫藥產業鏈主要體現在下游的生產銷售環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加深,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性產品在產業鏈中占有重點的地位,而創新的源頭在產業鏈的上游,因此產業鏈的重心也發生了轉移。由于生物醫藥產業具有高投入和高風險等特點,企業之間通過建立有效的合作關系可以達到資源共享及資源互補的目的,如傳統制藥企業與生物科技公司、傳統制藥企業之間、生物制藥企業之間、生物制藥企業與政府實驗室、大學等通過建立合作關系來進行新藥研發活動等方式越來越被重視;另外,將部分新藥研發工作外包給專業的合同研究機構(CROs)已經成為生物醫藥產業鏈上的一道“風景線”,因為它可以提高新藥研發的效率、加快新藥研發的步伐并有助于減少新藥研發的成本,由此使生物醫藥產業鏈的上游實質上形成一個復雜的網狀鏈式結構。生物醫藥產業價值鏈的價值的實現也不再僅僅集中在產業鏈的最下游的生產銷售環節,而開始向產業鏈的上游擴散。知識創新和營銷渠道是產業價值鏈的驅動力。把持住研發和營銷渠道這樣的雙重驅動,推進產業鏈的形成,加快產業集聚。
3.2風險投資成為產業的重要基礎
生物制藥投資回收期長,開發過程具有很高的失敗風險,市場不確定因素很多,而產品壽命周期太短,開發時間越來越長,費用越來越高。此外,各國對生物制藥過程都制定了嚴格的監管政策,政策層面的變動會給生物制藥企業帶來很大不確定性。這些需要資本市場來分散投資者風險,風險投資是中小型生物醫藥企業的發動機。有效的資本運作是生物醫藥產業成功的基礎,是推進產業集聚的基礎。
3.3知識產權保護和公共平臺成為產業的推動力
知識產權保護是維系技術優勢、保護貿易利益、提高競爭力的戰略決策,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由知識產權保護的經濟驅動來推動的。因此,其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依賴程度往往高于其他行業。知識產權的保護成為生物醫藥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生物技術產業是知識創新(應用基礎研究)、技術創新(應用開發)、成果轉化、規模化生產各個環節的整合,這些環節需要將集群內的不同企業、組織的資源進行系統整合。同時,生物醫藥產業的高技術性決定了生物醫藥企業不僅需要有生物醫藥行業協會、專利機構、法律咨詢等中介機構,更需要有能為孵化企業提供技術支持的專業化服務機構。因此,政府需要建立公共服務平臺,發揮組織協調功能。
3.4知識溢出效應成為推動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
生物醫藥技術以三種方式產生溢出效應,主要表現在技術溢出、知識溢出和人才溢出。首先,技術溢出。可通過明顯的技術優勢如技術發明、創新能力、專利和各種生產要素稟賦等技術轉移,從而對其他行為主體產生了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模仿,產生溢出效應。其次,知識溢出。知識作為產業資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通過知識擴散產生溢出效應。最后,人才溢出。生物醫藥產業具有掌握技術的人員的流動可以帶動技術的流動,將由此獲得的技術、營銷、管理知識擴散出去,產生溢出效應。顯然,技術、知識和人才是生物經濟增長的源泉。
3.5政府干預是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
政府政策對集聚發展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政府需要對新藥開發和生產的過程加以監管,例如發放新藥證書、GMP認證等程序。同時也需要通過法律法規、金融、財政、勞動力供給、可持續發展等公共政策來為生物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企業的技術創新創造良好的環境。例如,政府機構的改革使得新藥的批準時間縮短,制定生物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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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行業,研發服務業的成熟度不同,在以創新為驅動力的生物醫藥領域,以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合同研究組織)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得到迅速發展,其態勢備受關注。
理解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概念需結合研發服務業的概念和生物醫藥研發的特點進行剖析。我們認為,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是指運用生物醫藥研發所涉及的相關知識和技術,為生物醫藥研發活動提供研發策劃、技術支撐和成果轉化服務的產業。包括產業促進、行業規劃、政策咨詢、投資咨詢、技術咨詢、創業孵化、研發技術、成果評估、技術交易等服務內容。該定義是從技術的角度來下的,其核心是擁有專業的知識和技術;其目的是通過為生物醫藥研發提供服務,最終促進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服務的主體包括研究院所、高校、行業協會、科技中介機構、醫藥信息咨詢機構、研究型企業和服務型企業(包括公共研發平臺、綜合園區、孵化器等)、臨床藥品研究基地、銷售企業、管理顧問公司、知識產權事務所等;以制藥公司、研究院所、高校、生物技術公司、風險投資公司和專利持有人等為服務客體。
經過專家咨詢、到企業實地調研并結合藥物研發相關知識,我們得出以下研究成果。生物醫藥研發策劃服務主要對生物醫藥研發活動進行宏觀的分析、規劃;生物醫藥研發項目服務則是對項目研發鏈條上的各環節提供具體的技術和知識的服務;生物醫藥研發成果服務為生物醫藥研發各階段取得的成果的規劃處理提供服務。
二、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個性特征
通過深入研究生物醫藥研發的特點以及專家咨詢,筆者認為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個性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具有高度管制的特征
生物醫藥產業是與人的健康安全,甚至是生命密切相關的。在各國的生物醫藥歷史上,都曾經發生過一系列的因使用化學藥品而中毒,并造成嚴重后果的事件,鑒于此,目前,各國都已經制定了較為嚴格的藥品監督和審批制度。美國的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在全球率先實施了臨床研究者指導原則,即經過不斷完善和發展后而形成的GCP。隨后在1994年世界衛生組織也實施了GCP指南,并強制要求其所有成員國都必須執行這個共同的標準。
近年來,人用藥品注冊技術國際協調會積極推動和倡導具有國際統一標準的規范,包括藥品非臨床研究質量管理規范(GLP)、藥品臨床試驗管理規范(GC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范(GSP)。新藥的商品化必須經過漫長的測試和認證過程,在進行Ⅰ、Ⅱ、Ⅲ期臨床試驗前需進行藥品臨床試驗申請,通過Ⅲ期臨床試驗后,為了能夠上市銷售,制藥商還必須向藥監部門提交新藥上市申請(NDA),經過嚴格的審批后方可上市銷售,而審批過程往往需耗費時日。藥品獲準進入市場后,還需定期向藥監部門報告藥品的不良反應事件或其他有關藥品經歷的報告,或接受藥檢部門的檢查,一旦出現嚴重的不良反應事件,藥品就面臨被召回的命運。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與生物醫藥研發息息相關,為生物醫藥研發各環節服務,必然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如GCP、GLP、新藥報批等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重要內容,都受到嚴格監管。
我國的GCP明確要求,一切以人為研究對象的生物醫藥實驗必須無條件遵守《赫爾辛基宣言》和國際醫學科學組織委員會頒布的《人體生物醫學研究國際道德指南》的道德原則。GCP還規定,進行藥品臨床試驗必須有充分的科學依據。準備在人體試驗前,必須周密考慮該試驗的目的,要解決的問題,預期的治療效果及可能產生的危害,預期的受益應超過可能出現的損害。選擇臨床試驗方案必須符合科學和倫理標準。GCP要求進行試驗前,必須以合適的方式得到受試者的書面知情同意書,同時規定每次試驗均要求得到倫理委員會的審核和批準,這樣有助于受試者(包括健康志愿者和合適的病人)的合法權益和生命安全在研究過程中得到可靠的保護。不僅如此,GCP還同時對藥物的臨床試驗設計方案;研究者、申辦者(新藥研究開發者)和監察員的職責;臨床試驗的制備、試驗記錄、數理統計與分析、試驗結果的報告等過程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因此可以保證臨床研究數據的科學性、可靠性和準確性。
中國SFDA(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從2005年1月1日起,臨床試驗必須在取得GCP認證的機構進行,從2007年1月1日起,創新藥、生物制品、中藥注射劑成為首批非臨床試驗必須在符合GLP要求的實驗室進行的藥品。為了監督和管理己取得認證的機構,藥檢部門還將對其進行定期檢查和飛行檢查,對違反規定的機構將責令限期改正,對情節嚴重的收回批件,并予以公告。
SFDA成立以來,先后組織修訂和制定了急需完善和使用的行政法規,其中與新藥審批和上市息息相關法律或者法規主要包括:新藥審批辦法、新藥保護和技術轉讓的規定、仿制藥品審批辦法、新生物制品審批辦法、進口藥品管理辦法、藥品非臨床研究質量管理規范(GLP)、藥品臨床研究質量管理規范(GC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藥品注冊管理辦法等等。這些法律或者法規的出臺與實施,是對生物醫藥研發的管理與監督更加規范、系統和全面,無論是從新藥品的研發到登陸市場的整個流程管理均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切實地做到了依法審評與依法管制。此舉對加強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宏觀調控,減少低水平重復己經并將繼續起到更加積極的作用。
2.產業價值鏈長,分工細化程度高
美國哈佛商學院的MichaelE.Porter1985年在其所著的《競爭優勢》一書中首先提出了價值鏈的概念。所謂價值鏈是指一種商品或服務在創造過程中所經歷的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的各個階段的價值創造活動。在產業范圍內圍繞某種商品在生產、交換和消費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環節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某種商品的上下游關系和功能作用關系即為產業鏈。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價值鏈包括從早期的策劃到立項、基礎研究、GLP、臨床申報、GCP、生產許可、GMP、GSP和市場管理等多環節漫長的過程。
生物醫藥產業所具有的周期長、風險高和投入大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相關產品附加值高、產業價值鏈長。伴隨著生物醫藥開發水平與技術的不斷提高和創新,在傳統醫藥研發產業鏈的基礎上,產業鏈在不斷延伸,衍生出許多新的增值環節。如基礎研究就可以細分為靶標確認,先導物的發現、制備及生物學活性的篩選、優化等環節;GLP又可細分為實驗動物模型、質量控制標準、藥品的穩定性、藥品的安全性評價等環節。生物醫藥研發服務各階段所需的技術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科研人員不可能擅長產業鏈上的每項技術,完成所有工作。因此,從技術角度來說,需要產業鏈上各個環節的銜接。另外,從經營和投資的角度來看,由于價值鏈長,運作周期相應也長,所需資金巨大,決定了單個企業很難從始自終單獨完成一個項目的產業化,還需要在研發各階段都有經營和投資的接力。因此,醫藥研發服務的各階段都必須由各細分領域的專業人員來完成。許多中小企業專注于自己擅長的細分環節,從事專業的研發服務,他們分工負責又互相依賴,能夠根據環境的變化及時做出反應,靈活調整,迅速組織起來提供滿足顧客需要的“定制式”產品服務,使得研發鏈條各環節都是由各專業細分領域中最優秀的服務供應商來完成,從而能夠縮短研發時間,提高研發效率,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制藥公司也容易控制預算。
3.服務模式多元化,以CRO為主旋律
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服務模式多樣,按不同的分類標準有不同的模式。按服務內容分,可分為信息服務、技術服務和成果轉讓服務等。按組織模式分,有合同研究組織(CRO)和科學研究管理組織(TMO)。按經營模式分,有虛擬經營和戰略聯盟,它們是研發服務模式發展的趨勢。
目前CRO依然是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主旋律,2004年,CRO承擔了全球l/3的新藥開發的組織工作,在所有Ⅱ、Ⅲ期臨床中,有CRO參與的占2/3。根據Frost & Sullivan的統計,2005年CRO的全球市場規模達163億美元,2008年已經達到250億美元,增長率高達14.6%,遠遠高于同期全球9.5%的平均科研投入增長率。Qu1nt1les、Covanee、Kendle等CRO巨頭已在世界幾十個國家建立了研究機構,現已形成實力強勁的跨國臨床研究網絡。
4.全球化趨勢加強,跨國公司為主要推動力量
當今社會是知識經濟的社會,創新能力是衡量一國或地區競爭力的關鍵,作為國家和地區創新能力核心組成部分的研發資源成為各國競爭的焦點。東歐、新加坡、中國、印度等國家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而這些國家和地區將成為新一輪研發投資的聚集地,各大跨國醫藥公司正緊鑼密鼓的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建立和開發研發中心,同時北美、歐洲這些相對較為成熟的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也漸漸的向著新興市場轉移。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的醫藥產品要想進入國際市場,借力國外的企業或實驗室被證明是一條可行之路。
但是,當前醫藥研發全球化的主流是從發達的北美、歐洲向亞太、非洲、東歐等地區轉移,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的業務還很少,到目前為止,較為成功的是印度的企業。大多數印度企業企圖在廣大的國際市場上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當他們在拓展新的市場時,大都依賴于當地公司的經濟實力。
跨國制藥公司依然是全球醫藥研發投入的絕對主導,2004年,投入最高的前十大跨國制藥公司的研發投入約占全球研發投入的80%,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調整是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向著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隨著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為了搶占重新配置和獲取研發資源、降低研發成本提高研發效率,新興市場、擴大市場規模,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跨國制藥公司實施開放式創新戰略,以產品價值鏈的拆分與整合為依據,專注于核心業務,將非核心業務外包出去,使其生產向著“模塊化”方向發展。此外,跨國公司從事產品早期開發的項目越來越少,更多的是從小公司或科研機構購買早期開發的產品來從事后期開發。2005年Pfizer提交給FDA審批的六個新藥有三個不是Pfizer內部研發的;EliLilly從2000年至今推出的九個藥品,只有五個是內部研發的,一個是合作研發,三個是外部研發。根據市場研究公司Datamonitor的調查,目前跨國公司銷售的產品20%來自于技術許可,4年后,這個比例將上升至26%。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為眾多的中小企業和科研機構從事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提供了機遇,加速了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的國際化、一體化發展趨勢。
跨國的大型制藥企業是全球領先的幾家CRO的主要客戶,比如說昆泰跨國公司,其僅僅憑借承接制藥公司藥物研發外包和處方藥銷售管理外包的業務便成為全球500強企業,昆泰跨國公司只承接全球制藥公司前50位的企業的業務。再比如Parexel公司,其前五大客戶為其帶來了40%的營業收入。
三、結束語
近年來,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正不斷地從生物醫藥產業發達的北美、西歐等地向亞洲、東歐等國家和地區轉移。如何把握研發服務轉移的機遇,積極與國際接軌,充分利用我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科研基礎、臨床資源和成本優勢,發展生物醫藥研發服務業,提高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的創新能力,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