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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考古學范文第1篇

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的建設現狀在國際與國內動物考古學學科迅猛發展的大背景下，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對動物考古學的教學工作越發重視起來。從學科構成來看，動物考古學主要包括動物解剖學、埋藏學、第四紀地質學、環境考古學等方向的內容。從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來看，其動物考古學專業課程設置主要包括［4］:(1)動物解剖學及埋藏學，即由陳全家教授為研究生開設的《動物考古學》、《動物解剖學》、《史前考古埋藏學》、《地貌與第四紀地質學》;(2)埋藏學及第四紀地質學，即由陳勝前副教授為研究生開設的《晚更新世以來史前史》、《考古學理論》、《遺址過程》;(3)環境考古學方向，由湯卓煒教授為研究生開設的《環境考古學理論探討》、《環境考古學文獻導讀》、《環境考古學專題與學科最新進展》等。根據以上研究生課程體系的設置，學生可以更好地通過利用動物解剖學和動物分類學的研究方法，以遺址和墓葬內出土的動物骨骼遺存為研究對象，探討古人類對動物和動物骨骼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及當時的古氣候和古環境，從而使其能夠達到對遺址內出土的動物遺存進行初步整理，掌握遺址內出土動物遺存的科學搜集方法、骨骼各部位的名稱和方位、常見動物骨骼的種屬鑒定方法等。

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的建設現狀在中國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學最早設立了考古學教學研究機構。1922年北京大學在國學門下設立了考古學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設立考古專業。考古專業成立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艱苦奮斗，勵精圖治，已將自身專業發展壯大成今天的基礎設施完整、學科覆蓋面寬、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學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學系，由原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中的考古學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設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漢唐宋元考古、外國考古和考古學技術方法等5個教研室。［2］［3］其中，除傳統的各時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學等學科是北京大學的傳統強項外，科技考古、動植物考古、古人類考古和外國考古等方向也有長期的積累，并逐漸與其他方向相互滲透，成為考古學系新的學科增長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動物考古學專業是包含在舊石器考古與古人類學專業之中的。尤為重要的是，北京大學文博學院的動物考古學專業具有文理交叉性質，培養學生具有扎實的專業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以及較廣泛的人文科學知識和一定的藝術修養，并能夠進行動物考古學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學與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相關方面比較

(一)課程設置及教學理念

動物考古學是指根據考古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去探討古代各個地區不同時間存在的動物種類，并根據動物生息特性對古代環境做出推測。西方動物考古研究大約始于19世紀前期的歐洲。［5］作為考古學的重要分支學科，動物考古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實踐的深刻影響。近十多年來，人與動物的各種關系，即人類開發利用動物資源的策略和行為，已經成為西方動物考古學研究的重點。學者往往通過研究人對動物的來源、分配、屠宰、儲藏、消費、廢棄的過程和方式，來認識當時人類的行為模式，探討人類社會的經濟成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政治組織結構和意識形態等諸方面的問題。［6］本門課程希望通過動物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的介紹，以及指導學生參與動物考古的實驗研究，培養學生動物考古學的意識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驟和規范。因此，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的設計直接關系到研究生們能否通過相關課程的學習，做到掌握和靈活運用動物考古學相關理論以及研究方法。根據北京大學與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設置比較表來看(表1)，與動物考古學相關的課程設置(除去舊石器考古學系列課程)在兩所大學中差別不大，主要課程重合在動物考古學這門課上。在此基礎上，兩所大學各有側重，以北京大學為例，由于其動物考古學專業包含在舊石器考古學及古人類學的方向之內，所以北京大學的動物考古學課程設置幾乎包含了所有的舊石器考古學以及古人類學的相關研究生課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著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時代考古以后的各時間段考古學)及其相關問題，所以在動物考古學的課程設置上又增加了農業起源與動物馴化等課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課程體系中，還包括第四紀哺乳動物這門較為基礎性、專門性的課程，這體現了北京大學重視該學科課程體系建設的全面發展以及重視研究生知識體系的合理構建。這不僅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設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學習借鑒的地方。

近年來，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動物考古學學科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學考古學實驗教學中心。該中心下設的動物考古實驗室是集本科教學、研究生培養與科學研究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實驗室［4］。實驗室配備體視顯微鏡、電腦、液晶電視等教學設備20余臺以及數十件常規的觀察和測量儀器。實驗室主要承擔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的實驗教學，包括動物骨骼鑒定、骨器模擬制作、動物解剖、現代動物骨骼標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跡分析等實驗項目。同時也為研究生的自主創新實驗、專業培養和教師的學術科研等提供平臺。然而，反觀我校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設置雖然在數量、學時、學分上來看，都遠遠高于北京大學，但是在此我們不得不正視仍然缺乏一些基礎性的研究生課程的現實，即第四紀哺乳動物學、脊椎動物進化、第四紀環境學等古生物學、古生態學方面的課程。

從“動物考古學”這個名詞上我們就不難看出，動物考古學的落腳點是考古學。又因為考古學是以考古調查和發掘獲得的古代人類活動遺存為研究對象，以重建古代人類社會面貌為目的，所以屬于社會科學范疇。雖然考古學研究的主要理論和方法源于人類學、歷史學和社會學，但是在達到研究目標的過程中，卻離不開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就分別來源于地質地層學的層序律和生物學的進化思想。尤其是地質學、地理學、生物學、生態學等，在全面而科學地認識古代人類社會的歷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體地講，動物考古學(Zooarchaeology)是指運用古生物學研究的各種技術和方法來進行的考古學研究。從運用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方法進行的考古學即科學(科技)考古學(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來理解，動物考古學應涵蓋在科學考古學之中。由于動物考古學主要涉及地學、動物學、植物學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學科就分別有:地理考古學(Geoarchaeolo-gy)、環境考古學(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學(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頁標題#e#

與動物考古學密切相關的學科有:地質學、地理學、古氣候學、埋藏學、土壤學、生物學、生態學、人類學、民族學、年代學(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說明的是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在重視傳統考古學的相關課程之外，還非常重視第四紀地質學、埋藏學以及古環境學相關課程的設置，因此課程體系包含了地貌與第四紀地質、史前考古埋藏學、環境考古文獻導讀以及晚更新世以來史前史等課程。我校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設置的這種教學架構的目的，是使研究生們既能從整體上把握動物考古學的來龍去脈，理解理論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動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獲取古環境學、埋藏學等方面的信息以解決具體問題，使得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內容更全面、更細致。

(二)課程大綱及教學內容

動物考古學研究和教學適應了現代科學大發展的形勢，其作為考古學的分支學科，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很好地結合起來，從認識時間序列和古環境信息的角度，來解決人類自身及古文化發展的時空問題，以及人類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問題，從而起到了其他學科無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從人才培養的迫切性來看，國外早在20世紀中葉就開始了動物考古相關主干課程的講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學和生物考古學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獵還是被捕食?———非洲舊石器時代洞穴埋藏學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遺址的動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動物埋藏學》［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動物考古學》［11］，這些著作都成為培養動物考古學相關人才的重要教學參考書。因此，我國的一些高校針對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的教學大綱、課程內容、教學要求、教學方式、教學方法、教學目的等方面都進行了很好的規劃和設計。從北京大學與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課程大綱及內容對比表來看(表2)，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大綱的設置較為格式化、教學化，主要是通過對動物骨骼標本的觀察以及進行相關動物骨骼的模擬實驗，由淺入深地介紹我國動物考古學現狀以及國內國際動物考古學研究的一些前沿熱點問題。這些內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來有些松散，不夠系統。而反觀吉林大學的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大綱內容則較為系統、科學，我校主要采用動物解剖學和動物分類學的研究方法，以遺址和墓葬內出土的動物骨骼遺存為研究對象，探討人對動物和動物骨骼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及當時的氣候和環境。

(三)教材建設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根據動物考古學專業發展的方向，在教學內容上做了許多有益的調整，引入了許多與學科發展前沿相關的新內容，同時還從國外購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書和相關研究資料，從而有效地推進了教學內容的更新進度。除此之外，其許多課程都加大了在課程講授方面的國際交流和校際合作，例如，采取聘請國內外同行專家授課或長期做一些科研講座的形式。再次，他們還積極編寫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舊石器時代考古方法初探》、《舊石器考古學》、《中國遠古人類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動物考古學學科則缺乏相應的國外大學較為流行的外文版動物考古教材以及相關研究資料，而且目前教學中常用的參考書籍的更新較為緩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紀后半葉出版的一些書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學》1962年版，鄭作新的《脊椎動物分類學》(增訂本)1964年版，馬克勤、鄭光美等人的《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1984年版等。

我國高等院校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對我校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兩所高校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諸方面的對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與北京大學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也落后于我國目前蓬勃發展起來的動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動物考古學方向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未來的發展方向應主要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培訓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國內現今從事動物考古研究的人員數量有限，一些考古發掘工地在發掘時沒有科學地采集動物遺存，不少省、市、自治區的考古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亟待整理。通過組織田野操作示范和實驗室工作展示，同時舉辦相應的學術交流會等方式，討論和規范動物遺存的提取、鑒定、測量、統計和分析方法，與國際上的動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軌，為推動動物考古學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礎。

(二)編寫動物考古學相關教材、翻譯相關參考書和工作手冊

我們現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動物考古研究書籍極其有限，研究人員各自利用的外文資料也不盡統一，且目前國內還沒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動物考古學教材。希望通過編寫、出版動物考古學教材，翻譯動物考古學相關參考書和工作手冊，從理論再教學的過程中加強動物考古研究領域的建設。

(三)建設完善現代動物對比標本庫

秉承以今證古的原則，鑒定古代動物骨骼需要借助現代動物骨骼作為對比標本，以保證鑒定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因此，我們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現代動物骨骼標本，通過實物、照片、三維模型等各種形式，逐步建設和完善一個區域性的現代動物骨骼對比標本庫，供研究生們在整理考古遺址出土動物遺存時進行對照參考。

(四)做好動物遺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鑒于在以往的考古發掘工作中往往僅是采集肉眼能夠看到的動物遺存，而發表的動物遺存研究報告也只能建立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之上，甚至還有不少地區連這樣的動物考古研究都沒有做到的現狀;在研究生的野外實踐中，務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動物遺存，對各個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開展全方位的整理，寫好各個遺址的動物遺存研究報告，逐步積累各個時期和各個地區的動物遺存資料并填補相關空白。從而不斷積累更加翔實、更加全面、更加系統、更加科學的動物遺存資料。

(五)做好動物埋藏學研究

動物是古代人類漁獵及由狩獵轉為飼養的對象，是當時的肉食來源，是祭祀、隨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戰爭和勞役的工具。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利用動物種類和部位的差異還成為不同人群等級、身份的象征。而所有的古代動物遺存，由于當時人的有意放置或廢棄，經過長時間的埋藏，到現代才被發掘出來。因此，圍繞各種家畜的起源、不同時空范圍內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動物遺存在社會復雜化進程中的證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階層利用動物祭祀和隨葬的特征、動物在戰爭和勞役中的作用、動物作為文化交流的實物、動物埋藏學等方面開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p#分頁標題#e#

環境考古學范文第2篇

按認識規律和內在邏輯，把中國考古學的現狀和最新研究成果，客觀、系統、全面地揭示出來，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教材主要面向：

考古學一級學科內各專業在校本科生

本科階段非考古專業的考古學研究生

地方文博單位的業務人員

一、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現狀

以1970年代中期為界，之前，中國考古學處在一個波浪式的發展階段。

之后，中國考古學則進入一個持續發展時期。

－田野考古規模不斷擴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

－其原因，有外、內之分。

1970年代后期以來，各文化區新石器至早期青銅時代的文化發展序列和譜系的建構，是中國考古學的主軸和中心任務。

蘇秉琦先生的“區系類型”學說，順應和指導了這一階段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這期間，各大區系一系列新的考古學文化得以面世和確立。

以五大區系為例－中原、海岱、環太湖、江漢、燕遼地區。

從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年代學為重心的文化史研究的過程中，中國考古學研究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如：

1985年，夏鼐先生《中國的文明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蘇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問題。

此后一段時間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和研究逐漸增多。

稍前，張光直在北大、山大舉辦的系列講座，介紹了“聚落考古”等歐美考古新觀念。

在歐美“新考古學”的影響下，關于國內考古學所處階段、存在問題的討論。

1991年2月，“考古工作涉外管理辦法”正式頒布。

隨后，以區域調查和田野發掘為主的中外合作考古項目得以開展和實施。

到1990年代中期，以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為主的各大區系，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和文化譜系基本建立起來。

此外，中國考古學研究進入一個轉型時期，即從以年代學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向以人為中心、以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環境、資源及其互動關系為基本內容的社會考古研究轉移。

要全面研究和揭示古代社會，客觀上需要更多的不同門類的新資料。

于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全面改進田野考古工作，引入各種有用的現代自然科學技術，以求在田野考古和后續的工作中，獲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會的信息和資料。

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的內容，就是上述新發展和新情況的具體體現。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轉型進展迅速，出現一系列新變化和新進展。

聚落考古－得到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者的理解、支持和實踐。

區域系統調查，在全國各地迅速普及。并在實踐中結合中國各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予以調整和完善。

考古發掘方面的變化更多，聚落考古方法和社會考古研究，體現在考古發掘的各個階段和層面。可以獲取有用信息和資料的所有手段，在田野考古發掘和后期研究中同等重要，所獲資料均為考古學研究之基礎。

在上述堅實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礎上，綜合性的考古學研究得以向更為寬廣的領域拓展。

環境考古學范文第3篇

山東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現，如今經過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已經基本建立，為深化這一區域的考古學研究創造了條件。伴隨著山東地區考古發掘工作的開展，該地區的農業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山東地區的農業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統的研究則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吳詩池概述了山東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發展情況(2)，隨后又系統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區的史前農業狀況(3)。隨著考古發掘資料的不斷增多，吳詩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對山東地區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資料進行了綜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關于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在整體分析的基礎上，出現了一些區域性的系統研究，如石敬東利用出土文物資料研究了棗莊地區的史前農業(5)；房道國概述了濟南地區古代農業考古發展情況(6)。同時，這一時期的單個文化的農業生產工具的研究得到了發展，有學者在系統梳理海岱龍山文化生產工具資料的基礎上，對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的生產工具進行了類型學的考察，并進而對區域間的生產方式的差異進行了解釋(7)。另外，還有學者綜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農具，認為岳石文化的農具較之龍山文化農具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則散見于各類有關經濟、環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進入二十一世紀，山東地區的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的文章鮮見于各類刊物之上，綜合系統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區域性的個案研究成果則未見發表。

從以上山東地區史前農業研究的發展狀況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綜合整體敘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個案研究，尤其是生產工具的個案研究。區域性的農業研究雖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領域還有待擴展。總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基礎比較薄弱，方法還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緊迫性較之其他領域更為突出。

二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雖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存在的幾個現實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這些問題既有資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資料方面，目前山東地區史前考古發掘資料中，多數側重于陶器的統計分析，對石器基本上是粗線條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調查資料中，鮮有對石器的全面系統描述（指文字、線圖、尺寸描述齊全者）。資料的不足在發掘器物的數量上體現的十分明顯，例如山東龍山文化發表的資料中陶器數以萬計，而石器僅有幾千件，這種數量上的巨大差距說明了學者們以往對石器的重視程度不夠。當然，這可能是時代的原因造成的，因為過去學者們偏重于對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譜系的建立，而在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優越性。另外，山東地區史前考古資料還缺少植物、動物鑒定的資料，雖然發表的考古發掘報告和簡報中有些這方面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綜合系統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東史前農業考古研究過去多從生產工具入手來研究農業的發展狀況。這種方法上的單一化，不利于揭示農業生產發展的本質。在一些具體的研究上則存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偏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案深入研究；側重農業發展史的研究，缺乏農業發展動因的合理解釋；農業起源研究略顯不足。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存在上述問題，資料豐富程度不足是一個原因，而要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關鍵。農業考古研究是一項綜合的系統研究，多種方法的整體運用是必然趨勢。史前農業考古研究沒有文獻資料可供參考，只能采用考古學資料進行分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考古學的理論不斷傳入，為綜合系統分析提供了有利條件。如今，考古學研究領域中正呈現"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化、技術國際化"的趨勢，農業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國外一些先進的技術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資料獲取程度，同時也相應地擴展了研究的領域。農業考古學應該以此為契機，豐富自己的研究理論，改進技術方法。這其中民族學、經濟學、數學統計分析的方法尤為重要、民族學中有關原始民族以及現代晚進民族的資料是進行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的"活化石"，這些資料可以為史前農業研究提供參考；經濟學中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研究的原理，對史前農業發展進程的分析具有借鑒意義；數學中統計方法對史前農業進行量化研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講，過去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注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案深入研究，而個案深入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體敘述分析可以從整體上把握史前農業的發展進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個時期的農業狀況則必須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為量化分析能夠更清楚地了解各種因素的比例關系，發現隱藏于實物資料背后的深層次動因。例如，我們過去將目光過多地集中于生產工具的發展變化上，從生產工具的變化角度尋找社會變化發展的原因，但是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屬生產工具在農業生產中并未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農具不是農業生產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從量化的角度來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一點。農業考古研究不僅要復原古代農業發展史，還要對此進行解釋。既然農具不是農業生產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應該找到另外的"指示器"。從山東地區史前遺址的發現情況能夠大致看出這方面的因素。山東地區史前文化譜系比較清楚，從早到晚依次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發現的遺址數量中，后李文化為10余處，北辛文化100余處，大汶口文化500余處，龍山文化1300余處，岳石文化近300處。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還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磨制石器已占絕大多數。在農業生產工具沒有質的變化的情況下，社會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東龍山文化時期遺址達1300余處，表明此時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釋這一現象還需聯系當時的社會發展情況。龍山文化時期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現、等級分化加劇，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從中國的歷史實際進行分析。從綜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壇的建筑可以獲知社會組織管理職能的加強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管理職能也會反映在農業生產的分工協作上，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擴大了農業生產。另外，農作物栽培技術的改善也會相應的增加產量，促進農業發展。因此可以說農業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非單一變量的原因。可見，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因。

總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無論是從整體敘述上還是從個案分析上，都要求我們必須采取多種方法并轉換傳統的研究視角，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出發，在多種因素綜合量化分析的基礎上，揭示中國農業發展的規律，闡釋中國文明的本質動因。

三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雖然存在資料不足的現實情況，但是這并不妨礙農業考古學研究的深化，而且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將來會逐步得到改善。現在重要的是能夠使廣大考古工作者特別是發掘者在意識上形成主動收集農業考古學資料的觀念，帶著科研目標去從事考古發掘工作。考古發掘是收集資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獲得科學資料的關鍵。近年來，有關考古學分支學科的確立使得考古資料的信息量大增，這與發掘者的主觀意識是分不開的。在農業考古學研究中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等分支學科的確立，讓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識到了資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為研究的深入對考古資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在傳統考古學資料中有些是無法獲得的。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中植物硅酸體分析方法的應用以及相關研究的開展(12)，為加強農業考古學資料的收集工作創造了條件。無疑新方法的應用擴大了研究的范圍，也提高了農業考古學資料收集的精細化程度。

在資料不斷豐富的條件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有望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農業生產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能夠了解個別區域乃至整個山東地區生產工具的特點和具體的生產方式，不同地區、不同地域的生產工具是不同的，這與土質以及環境有直接的關系，而只有深化個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區間的差異。其次是農業起源的研究，多種理論與方法的綜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證。農業是如何起源的問題歷來為學術界所關注，山東地區地理環境較為封閉，其區域的系統研究必將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這里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在分析過程中的綜合應用，有助于問題的解決。最后是農業與文明的關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斷深化的前題下，能夠取得長足的進展。農業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保證，但農業的發展不一定就能導致文明的產生。這里任何單一的因素都無法解釋文明的產生。因此，綜合分析山東地區史前農業發展過程并結合相關領域的研究可以為文明的產生與發展提供合理的解釋。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的問題還相當多，這些問題的解決還有賴于農業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的改進。國外的一些研究理論、方法、技術是在總結西方實踐的基礎上提出的，對于中國的考古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還需中國實踐的檢驗。因此，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在應用這些方法進行研究的時候，對總結中國自己的農業考古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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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陳文華：《簡論農業考古》，《農業考古》1984年第2期。

（2）吳詩池：《山東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5年第1期。

（3）吳詩池：《海岱文化區的史前農業》，《農業考古》1985年第1期。

（4）吳詩池：《綜述山東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農業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東：《從出土文物看棗莊地區的史前農業》，《農業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國：《濟南地區古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96年第1期。

（7）陳淑卿：《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生產工具的類型學考察》，《遼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農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這類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論山東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養豬業》，《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

劉俊勇：《試論東夷史前經濟》，《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東史前時期自然環境的考古學觀察》，《華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華：《海岱地區原始農業初探》，《慶祝山東大學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何德亮：《試論山東地區的原始農業》，《慶祝山東大學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國青銅時代農業生產工具的考古發現及其考察》，《農業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關山東地區史前植物硅酸體及其相關研究的論文主要有：

王克林、吳加安：《尉遲寺遺址硅酸體分析-兼論尉遲寺遺址史前農業經濟特點》，《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東臨淄田旺龍山文化遺址植物硅酸體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東滕州市莊里西遺址植物遺存及其在環境考古學上的意義》，《考古》1999年第7期。

環境考古學范文第4篇

關鍵詞：考古學；意義；發展歷程；計算機應用

考古學是通過古代遺存來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會發展。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層位學、考古類型學都是自然科學中借鑒而來的。考古學不僅對研究過去的歷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對現代社會也有指導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國的近代古代學起始于20世紀初。在大量古籍和歷史證據的存在下，中國考古學對考古學的發展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但考古學在研究歷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學可重建和復原中國的古代史。歷史研究者可以從考古學中獲得大量資料，比如出土文獻和大量考古實物，它們包含著很多歷史信息。通過考古學家對文獻和實物的解釋，更有利還原當時的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把歷史展現在我們面前。

考古學可以證明文獻的真偽。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主要通過遺留下的文獻，考古學與遺留文獻的結合，可以解決很多難辨真偽的歷史問題。有的考古發現可與文獻相對照，彌補了文獻的不足或者從根本上彌補了文獻的缺失。

考古學的出現，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考古學還沒有盛行以前，歷史學家只是從文獻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近代考古學出現后，一些史學家將目光轉向考古學，希望從考古中找出歷史問題的答案。

（二）考古學促進了歷史研究的進步。

現代考古技術的發展和大量應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樣化，這樣從考提取的信息也會大量增加，就不斷的為歷史研究提供新課題。今天來，計算機技術被引入到考古學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電子化保存考古數據。

考古學家經過多年的努力，考古學文化的編年和譜系在多數地區基本完成。考古學家還應該應積極引入外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未來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綜合理解和解釋。

二、考古學的發展。

（一）萌芽期。文藝復興至19世紀20年代是考古學的萌芽期，其主要特點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調查古跡。中國的考古萌芽是從宋代開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遺跡的研究。

（二）形成期與初步發展期。19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歐學者西蒙森和湯姆森相繼提出的“三期說”，即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在這一時期，考古學者開展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如對意大利龐培遺址的發掘。

（三）初步發展期。初步發展期大約處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發掘逐漸科學化。此時，出現了“考古類型學”，就是根據遺物的形狀和紋飾的不同，對其進行分類研究，研究和發現這些遺物之間內在的關系。考古學理論則是運用與考古相關學科的傳播論和進化論。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學的基本成熟期，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豐富和創新、考古工作范圍的擴展，在這一時期，重大的考古發現的增多。后期從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改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由注重研究遺物的形式向將年代學與遺物的功能研究相聯系的轉變；根據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人的行為；注重研究文化變化與環境之間關系等。

（五）轉變期。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學的轉變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學，即“過程考古學”的興起。在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由于與外界缺少聯系，國外的各種流派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是考古學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學派和理論，如社會考古學、認知考古學、中程理論等，它們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統稱為“后過程考古學”。

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被用于考古學，如DNA分析、物理探測和化學成分分析等。同時，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系增加、交流不斷加強。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國的考古學在國際影響日益擴大。

（七）繼續發展期。進入21世紀，考古界各學派之間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現相互包容、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體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也越來越多，考古發現層出不窮。

三、計算機在考古學中的應用。

（一）對數據的處理。計算機的出現，為考古信息的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還可對發掘的信息進行智能化技術處理，在考古過程中，有些工作僅憑人腦是難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機綴合卜甲碎片。計算機還可以對各種儀器分析的數據進行綜合處理，以及利用信息進行模擬試驗等。

（二）對遺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員不能實地工作的時候，比如對日軍731部隊遺址考古時，發現了在被日軍自毀的地下建筑遺跡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體細菌實驗的罪證物還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員利用現代地球物理勘測技術進行了先期勘測，然后利用計算機繪圖技術對遺址群進行繪圖，考古人員則根據勘測數據顯示的重點區域進行考古鉆探工作。

（三）數字建模處理。在考古遺址發掘中，所有關于遺跡、遺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在考古過程中，傳統的繪圖、照相以及文字記錄手段限于某種因素，已無法適應現在考古的發展，也無法準確地記錄遺跡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資料。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在考古工作的應用，如GPS、數字相機等一些新技術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遺址信息獲取的能力。

四、結語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在原有考古經驗的基礎上，新的科學技術會越來越多的被應用。由于考古學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全世界的考古學家的數量也在迅速地增長，考古討論會的舉行也大量增多。未來的考古學將進一步科學化、規范化和現代化。為實現這些目標，全世界的考古學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的積極參與和配合，只有這樣，考古學才能不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弗雷德?T?普洛格，陳虹.考古學研究中的系統論[J].南方文物，2006（4）.

環境考古學范文第5篇

劉慶柱

196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成員、歷史學部主任、學部委員、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主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考古學報》《考古學集刊》《中國考古學》（英文版）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考古學學科評審組專家。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委員。國家級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享受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古都學會名譽會長、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

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學和秦漢考古學。

先后在美國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澳大利亞拉楚布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韓國首爾大學、德國考古研究院、瑞典東方博物館、意大利波羅尼亞大學、法國遠東學院、墨西哥國立人類學研究所、秘魯國立歷史博物館、埃及開羅大學、印度國立博物館、巴基斯坦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越南考古學院、香港中文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等海外著名大學、學術機構進行學術講演、訪問研究。

曾先后參加并主持秦都咸陽遺址、西漢十一陵、關中唐十八陵、秦漢櫟陽城遺址、西漢杜陵陵園遺址、漢長安城遺址、秦阿房宮遺址等考古勘探、發掘。已出版考古學專刊、專著、論文集十余部，二百五十多篇。

專業介紹

考古學（本科）

門類：歷史學

學制：4年

授予學位：歷史學學士

簡介：考古學就是根據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實物，研究古代社會歷史的科學。按照考古學研究的年代范圍、具體對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的不同，考古學可具體劃分為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田野考古學及各種特殊考古學等分支。本專業培養具備考古學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有進一步培養潛能的高層次專門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館等事業單位及國家機關從事研究、教學、管理等實際工作的考古學高級專門人才。學習內容包括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方法與技能，考古學多學科交叉發展趨勢和世界考古學發展概況，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史、研究現狀；接受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博物館學、文物學理論、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古代漢語、史料學、地理學、第四紀環境學、古人類學等方面的基本訓練。根據陽光高考網的統計數據顯示，該專業2012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性別比例：男47%：女53%；近幾年全國就業率區間：2010（85%～90%），2011（80%～85%）；該專業全國報考碩士較集中的專業：考古學及博物館學、考古學、文物與博物館、科學技術史等。

打開電腦，輸入“劉慶柱”進行搜索，關于劉老個人經歷的介紹性文字不多，更多的是他那一長串的研究成果。9月初的一天下午，記者帶著眾多讀者對考古專業的好奇，敲開了劉老的辦公室。“請進。”隨著一聲底氣十足的回應，劉老起身，笑容滿面地招呼我們進門，桌上早就備好了茶葉、水杯。

劉老比他的實際年齡年輕很多，面色紅潤，腰板挺直，精神矍鑠，言談間思維非常敏捷。兩個小時的談話，劉老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古代的大門，讓我們體驗了一次跨越時空的穿越，考古，原來如此神奇！

大學招生指南：您認為考古學是一門怎樣的科學？

劉慶柱：考古學是研究時間的科學。考古學所研究的時間，跟物理學研究的時間有差異。物理學是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從物質結構角度來研究時間，而考古學則是以時間為軸，研究以人為對象以及和人相關的環境的科學，是一個更大的時空人文概念。因此說考古學也是人學，研究人的科學。人類通過考古了解自己從過去幾百萬年，幾十萬年一直到現在，歷經了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由何種因素引起的。比如現在的各種疾病，以前就有嗎？還是以前沒有，現在變異了？找出發展變化的因素，就能為現在各種疾病的治療提供有力的參考。

19世紀中期，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兩門大學科結合的基礎上產生了考古學，因此考古學也是一門綜合性科學。它的很多方法論都是來自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問題卻不單單局限于物品本身，而是透物見人，通過所發掘的物品，推斷當時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機構、主流的思想文化，等等。

大學招生指南：我們該怎樣理解考古學所研究的范圍？

劉慶柱：如果劃定一條時間分界線，分出古代和現代，分界線一側的古代時空范圍都是考古學所要研究的內容。人類的歷史大約是200萬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按中國來說才4000多年，不到整個人類長河的百分之零點幾。因此要想弄清楚歷史，必須要通過考古學，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幾的問題都要考古學來解決。

我總說我這一輩子越干越覺得有點失望，失望在哪兒呢，好多東西越弄越不清楚了，越干越沒頭緒了。我總對我的學生說，你們年輕趕緊寫，別到了像我這個年紀，前怕狼后怕虎總感覺沒說透，下筆總有猶豫。但后來我也考慮，對于沒有完全說透的東西也要辯證看，要是所有東西都說透了，那就沒有科學了，科學就結束了。我能把科學做到頭嗎？不用說科學，就是科學的一個方面我也做不到頭，因為它是滾動式的，發展的。什么是發展？發展就是否定之否定。真理都是階段性的，沒有永恒的，都是相對的，相對于這個時空階段的認識論，認識基礎，你只能看到這一步，而人的一生相對于你所要研究的東西來說，時間太短。所以考古學是永遠奮斗不完的，既有魅力，也有挑戰力，還有想象力。在這里你不能停步，也停不了步。

大學招生指南：當初為什么會選擇考古學呢？

劉慶柱：我初中那會兒就對歷史、文學感興趣。到高中時開始對哲學、世界史比較感興趣。因為當時我家離圖書館很近，看書很方便，就去看了很多這方面的書，但后來我就覺得關于好多事情的評論反反復復的，反而弄不清楚了。比如歷史，這中間還不是簡單的好與不太好的說法區別，有可能是是與非、紅與黑的差異，那么歷史到底是什么樣子？怎樣弄清楚歷史的本來面目？有沒有更科學、更先進的辦法去驗證？不能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后來我就接觸到了考古學，這是拿物說話的，這些被挖出來的東西，它本身不會帶有立場、觀點。但是寫東西的人就有立場，有觀點，尤其寫作者是跟當時的歷史、當時的政治、當時的經濟、當時的文化有關的人。比如，不會說自己的民族不好，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最優越的，等等。但世界上沒有“最”字號的，你要是最優越的，難道別人都是二等的！其實，世間萬物沒有絕對，恰恰是人類把許多東西說成了絕對。因此，想弄清楚事物的真實面貌，就得找些更客觀的，更科學的手段去驗證，才不容易被某些人為的資料所左右。

大學招生指南：您實際接觸到考古后，感覺它跟您想象的一樣嗎？

劉慶柱：好像沒差距。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我的關注點不在其他方面，就想著能夠發現些什么東西，解決些什么問題；另一方面那個時代跟現在不一樣，生活條件的反差沒那么大，現在夏天有空調，冬天有暖氣，70年代冬天都是用煤球爐子，里頭外頭一樣冷，夏天里頭外頭一樣熱。可能有時候在地里頭感覺還比家里要舒服點，但也不好受，像五六月的時候，鉆到玉米地里去考古，那時候，地里玉米都長高了，人站在空地上都覺得熱，鉆到玉米地里頭悶得很，鉆探又不能穿長袖衣服，玉米葉子拉得身上一道一道的口子，很難受。但如果發現了重要遺跡現象，什么難受都全被拋之腦后。如果興趣點不在考古的人去那樣的地方，奔著錢去的，卻找不到錢，那他才難受呢。

80年代考古的時候，生活條件有了一定改善，有一陣子我們租住的是農民擱放農具的房子，房子分兩層，上頭放糧食，下頭住人，因為放糧食的房子得保持通風，到了冬天，不刮風還好，一刮風四面透風，睡覺的時候煤球爐子一封，屋里放一盆水，不一會兒就結冰了。半夜里，老鼠在頭頂上噔噔噔地跑，跑著跑著，“吧唧”就有一只小老鼠掉下來。但那時候我天一亮去做發掘，晚上回來寫東西，總覺得有干不完的事兒，也就不覺得苦了。所以說，人必須得有個奮斗目標，有奔頭，有了奮斗目標，有了奔頭，其他無關的東西也就淡化了。

大學招生指南：您對考古學如此著迷，考古學的意義具體都表現在那些方面？

劉慶柱：只要你認為關于人的有趣的問題，考古學都能給你解答，風水問題、疾病問題、算卦問題……考古學都能給你一個科學的解答。比如，古代的皇帝迷信嗎？為什么外國的中心建筑是教堂，中國故宮里頭核心建筑是太和殿？看似普通的建筑，它傳達出的是一種政治理念，是誰服從誰。皇宮里頭唯一有的廟是太廟，太廟不是供奉釋迦摩尼的，是供奉皇帝的列祖列宗的，以此證明皇帝身份的合法性，是對自我的一種證明。這就說明了國家的性質是政教合一還是國家至上。清朝的皇宮跟唐朝的皇宮有什么區別嗎？沒有，這就是對國家核心文化的認同。什么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多民族共同體，同類項體現在哪兒？中華民族普適的文化價值在哪兒？等等，這些都是考古學家探究的物質文化要表明的東西。

考古學就是通過研究過去掌握對現在仍起作用的規律，或是通過研究過去，解決用現在的辦法解決不了的難題。比如90年代論證三峽大壩的可行性，大壩多高的蓄水水位合適？雖然考古學無法解決諸如大壩可以承載多高的水位，引起怎樣的生物變化這樣的問題，但通過考古學可以找出歷史上這個地方的水位最高達到過哪兒。當然，僅僅憑借考古學找出歷史水位高度，不表示最大承載量能到這里，還需要去找物理學家做計算，找地質學家看巖石的性質能不能承受得了。

比如現在研究氣候，考古也研究氣候。說現在氣候變暖了，你怎么知道氣候變暖了，得有對比才成。2000年前的氣候怎樣，1000年前的氣候怎樣，得形成一條曲線圖，從歷史的長鏈條來看才能夠找出規律。考驗真理最主要的根據就是時間，真理都應該放到時間這個長鏈條里頭去考察，在時間隧道中就可以得到證實。比如對全球變暖原因的探討，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空氣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嗎？三千年前北京地區氣候溫暖還有象呢，后來變冷了，到2000多年前又變暖了，這是為什么？要研究這個問題，首先得弄清楚導致全球變暖的因素有哪些，然后各占權重多少得說清楚。不能為目的性而一味地夸大某些原因，這其實是人為地將學科割裂，都從各自學科的角度來考慮分析問題，難免得出片面的結論。

考古學是研究人的科學，應該說是未知數很大的科學，很具有挑戰性的科學，既屬于人文科學范疇也屬于自然科學范疇，最先進的自然科學方法可以被考古學采納為己所用，那些考古學要去研究解決的很古老的問題，同時也可以是很先進的問題，挑戰性也就在這，光解決古老的問題就失去了趣味，古今結合才會有用。所謂：“有為才有位，有位得有為。”因此考古學得有所作為，對歷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古為今用，如果純粹是為古而古，那是沒有意義的。

大學招生指南：談到學科之間的聯系，您對當前的學科教育有什么看法？

劉慶柱：學科是人分的，所有的學科都有優點也都有局限，認識到這個，就要注意多學科結合，注意復合型人才的培養。然而我們當今的時代，不像柏拉圖那個時代，不像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時代。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積累的知識越來越多，因此作為個人，必須有一個切入點。愛好自然科學，可以從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去展開，愛好人文科學可以從哲學、歷史、文學等切入，得選一科，不能一把抓。

教育有教育的規律，從小到大，由淺入深，分學科是必然的。學習真像蓋房子，先要打好地基，先專后博，不斷聯系學習，一點點地積累。但頭腦中始終得有用聯系觀點看問題的弦兒，比如搞學術研究都需要有個學科帶頭人，他雖然不做某些方面的具體研究，但知道相關的聯系，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需要研究的。

大學招生指南：您對要選擇考古專業的學生有什么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