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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科學專業解讀范文第1篇

解讀GIS

地理信息系統（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是一門綜合性學科，結合地理學與地圖學以及遙感和計算機科學，已經廣泛的應用在不同的領域，是用于輸入、存儲、查詢、分析和顯示地理數據的計算機系統，隨著GIS的發展，也有稱GIS為“地理信息科學”（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近年來，也有稱GIS為"地理信息服務"（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GIS是一種基于計算機的工具，它可以對空間信息進行分析和處理（簡而言之，是對地球上存在的現象和發生的事件進行成圖和分析）。 GIS 技術把地圖這種獨特的視覺化效果和地理分析功能與一般的數據庫操作（例如查詢和統計分析等）集成在一起。GIS與其他信息系統最大的區別是對空間信息的存儲管理分析，從而使其在廣泛的公眾和個人企事業單位中解釋事件、預測結果、規劃戰略等中具有實用價值。

由于不同的部門和不同的應用目的，GIS的定義也有所不同。當前對GIS的定義一般有四種觀點：即面向數據處理過程的定義、面向工具箱的定義、面向專題應用的定義和面向數據庫的定義。Goodchild把GIS定義為“采集、存貯、管理、分析和顯示有關地理現象信息的綜合技術系統”。有學者認為“GIS是屬于從現實世界中采集、存儲、提取、轉換和顯示空間數據的一組有力的工具”，俄羅斯學者也把GIS定義為“一種解決各種復雜的地理相關問題，以及具有內部聯系的工具集合”。面向數據庫是定義則是在工具箱定義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分析工具和數據庫間的連接，認為GIS是空間分析方法和數據管理系統的結合。面向專題應用的定義是在面向過程定義的基礎上，強調GIS所處理的數據類型，如土地利用GIS、交通GIS等；我們認為地理信息系統它是在計算機硬、軟件系統支持下，對整個或部分地球表層（包括大氣層）空間中的有關地理分布數據進行采集、儲存、管理、運算、分析、顯示和描述的技術系統。它和其他計算系統一樣包括計算機硬件、軟件、數據和用戶四大要素。只不過GIS中的所有數據都具有地理參照，也就是說，數據通過某個坐標系統與地球表面中的特定位置發生聯系。

開創美好未來

在這次的大會上，來自各行各業的專家和代表交流經驗和技術。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副局長李朋德指出，“如果想要利用地理信息來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和現代化建設，一定要把地理信息當做一種公共語言、公共知識，讓地理信息數據成為國家的公共財富。這樣我們的數據才能夠權威，才能夠支撐我們國家治理能力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空間決策，比如說空間的規劃，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監測等。缺乏統一的空間位置、平臺，這些事都難以實現。”但如何才能做到呢？李朋德認為，“要培養更多領導干部和整個社會的地理空間思維能力。提出來，大家要有戰略思維，我覺得我們各級干部還應該要有空間思維，就像《孫子兵法》所說的，識地形，天時、地利、人和，這個地利在哪兒、天時在哪兒，就是時空概念。怎么樣能把復雜的地理信息引入到黨政行政學院，怎么樣把這些知識帶進幼兒園、中學、大學，怎么讓所有的受教育者都形成空間思維能力，這對于我們國家的協作、合作能力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科學院院士周成虎發表了題為《創新GIS》的講話。他指出，GIS的發展，經歷了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大型機時代，九十年代的個人機時代，本世紀初的互聯網時代，以及剛剛起步的大數據時代。這期間GIS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遙感影像、實時感知、海量動態數據成為主流數據；高性能計算、云服務成為新的支撐技術體系；普適化應用、知識化服務的地理信息應用網絡主導應用模式。可以說，GIS科學與技術正處于一個重大變革的時期。大數據要求人們改變對精確性的苛求，轉而追求混雜性；要求人們改變對因果關系的追問，轉而追求相關關系。這是一種革命性的思維轉變，對GIS也提出了新的挑戰與要求。

Esri中國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技術總監沙志友在技術和應用展示環節上表示，GIS已經發生變化，主要兩個方面。第一方面，地圖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已經不是GIS專業或者GIS圈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只要智能手機裝著一份電子地圖， 74%的成人都會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去采用電子地圖或者地圖知識解決遇到的問題。第二方面就是IT消費者化，ArcGIS消費者化不僅影響著公眾的消費者，實際對GIS的組織結構也產生比較大的影響，這并不意味著組織結構面向的的公眾消費者，而是把組織結構需要采用公眾消費者的思維去規劃、設計、去管理自己內部的信息化的系統。

地理信息科學專業解讀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中國大陸游客；出境旅游；空間分布；日本

中圖分類號： F539 文獻標志碼：A

國際旅游已經迎來了石森秀三[1]“第四次旅游革命”所指的亞洲時代，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和亞洲新興國家的崛起推動著世界旅游市場規模的擴張和結構的轉變。中國不僅是作為世界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亦作為飛速發展的旅游客源產出地，在世界旅游格局的發展與演變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自1983年試點開放廣東省居民赴香港探親旅游開始至今的短短30年，歷經嚴格控制、嘗試性發展、適度發展、規范發展至有序發展[2]，我國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市場。UNWTO[3]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公民出境旅游人數為1.09億人次，國際旅游消費支出額為1649億美元，均排在世界首位，且中國公民的旅游活動空間范圍越來越廣，至2014年底，已有117個國家和地區正式開展中國游客團體出境游業務。

中國巨大出境旅游市場潛力及游客所表現出的超強購物能力向世界展示著“超級中國（Super China）”的勃勃生機和強大活力①，吸引著國際社會各領域的廣泛關注，很多國家和地區將中國列入旅游事業戰略重點。在國際學術界，中國出境旅游逐漸成為國外中國旅游現象研究乃至中國研究的熱點課題之一[4]，出境旅游市場發展趨勢、游客行為是涉及最多的話題；在國內，相繼出現相關研究成果，但學術研究遠遠滯后于現實發展速度，這與國內對出境旅游長期的不鼓勵、不支持[5]的態度是不無關系的。同時，由于語言、文化、社會資本、地緣關系在內的研究可進入性所限[6]，國內出境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客源市場[7]，對于我國游客在境外目的地的行為研究略顯單薄。

游客在境外旅游目的地的行為研究是國家政府層面上出境旅游管理政策的調整、旅行社層面上旅游產品的設計與創新、管理和服務的完善，旅游者層面上對目的地的認知水平的提高，接待國家（地區）層面上的管理和營銷決策的科學依據，是我國旅游產業的國際化以及旅游研究的全面系統化發展的理論和現實訴求。

日本是我國重要的客源地也是重要的出國旅游目的地，雖然，政治外交沖突帶來雙方交流的波動，但兩國之間的旅游互動規模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互為重要的目的地和客源地。日本在地理上與我國接近，經濟、文化上有著緊密的聯系，是我國居民出境旅游意向中最有吸引力的亞洲旅游目的地[8]。并且由于我國出國政策、日本入境旅游政策等制度的緩和，中國公民出游能力和欲望的增強以及交通可達性和旅行社服務能力的提高，中國大陸公民的赴日旅游將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日本政府視中國為重點客源市場，業界對中國游客也抱有極大的興趣。日本學術界對中國游客赴日旅游現象進行了宏觀到微觀、政治、經濟、社會學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尤其圍繞著市場動態、消費行為特征積累了大量成果[9-12]。而國內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中，對日本相關政策的解讀占較大的比例，其次為日本入境旅游市場（包括中國赴日游客）的發展趨勢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大陸游客在目的地的旅游行為研究則幾近空白。本研究聚焦中國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日本）的空間分布，依據中國游客赴日旅游相關統計數據，結合集中度、競爭態分析方法，探討中國游客赴日旅游活動空間特征及其原因。

1 研究方法和數據說明

1.1 研究方法

空間特征為旅游的重要屬性[13]，是旅游研究領域最為關注的焦點之一。旅游空間研究依據研究對象大致可分為供給的空間和需求的空間[14]，前者側重于目的地旅游系統各要素的空間特征，后者側重旅游者。研究方法上，洛倫茨曲線[15]、基尼系數、赫爾芬達指數、位序-規模模型、變異系數[16]、集中度指數[17]、區位熵（親景度）[18]等被廣泛應用于測度要素的空間聚集規模和聚集程度，引力模型[19]、社會網絡分析方法[20-21]多用于測度要素之間的空間關系。GIS、SPSS等技術手段的導入與普及，使分析方法和手段日益多樣化，研究工作的效率和分析的科學性日益提高。本文依據日本一級行政區的面板統計數據，結合集中度、競爭態分析方法，考察中國游客赴日旅游活動空間特征與演變。

1.1.1 集中度

集中度是指規模最大的前n位（一般1、3、9等，或者根據分析的需要選擇）地區所占的份額。其計算公式為

CRn=■ （1）

CRn表示所占份額最大的前n位地區所占總份額，在本文中是指中國游客住宿人次數在前n位的幾個地區的占比之和，其取值在0-1之間，取值越大，表示游客越集中。該指標不僅能顯示地理集中程度，又能確認集中度指向的具體地區[22]。

1.1.2 競爭態

各個旅游目的地的競爭實力和發展趨勢是判斷和預測空間布局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依據。發展趨勢可通過增長率來進行評價，競爭實力則可依市場份額來評價，同時使用這兩個指標來衡量研究對象的實力和發展潛力在市場中的定位的方法即為競爭態分析。目前廣泛應用于各研究領域的競爭態分析方法理論基礎來源于波士頓矩陣模型，將不同研究對象組合至一個矩陣中，可以簡單明了地顯示出各個研究對象在市場中的地位及發展趨勢。在旅游研究領域，競爭態分析方法既可用于客源市場的分析，也可用于分析目的地的定位，目前更多見于客源市場的分析[23-24]。競爭態的常規公式和原理如下：

？琢i=■×100% （2）

？茁i=■×100% （3）

其中，？琢i為占有率，？茁i樵齔ぢ剩xi為某目標市場當年的量，xi-1為目標市場前一年的量。在？琢i為橫坐標、？茁i為縱坐標的坐標系中，以一定的？琢和？茁值將競爭態劃分為四個象限，再根據每個目標市場的競爭態？贅i（？琢i，？茁i）在二維坐標系中對應的點，確定該目標市場的地位。

1.2 數據說明

本文中所使用的統計數據來源于日本政府觀光局、日本觀光白書、日本觀光廳住宿統計、日本出入國統計，這些數據均可在相應機構網站上搜索下載，且連續性強，具有較高的可信度與可比性。時間尺度上考慮到我國赴日旅游始于2000年的特點，選取2000年至2014年的數據，進行總體趨勢的分析。空間布局的分析所采用數據為日本觀光廳的住宿統計，是從2007年開始公布的，故使用2007年至2014年的數據，空間單元為47個一級行政區（由1都即東京都、1道即北海道、2府即京都府和大阪府，及43縣所構成）。

本文中出現的中國游客若沒有特殊說明均指中國大陸游客；在日本統計口徑中“游客”和“觀光客”是有區別的，“訪日外國游客”是指永住（類似綠卡）者之外的正規入境者和短暫停留的外國國籍人員。在日本統計口徑中的“觀光客”是指商務游客之外的持有短期簽證的赴日游客，包括探親訪友簽證持有者。

2 中國大陸游客赴日旅游活動的空間分布特征

2.1 中國大陸游客赴日旅游發展歷程

二戰結束后，日本政府傾向于發展入境旅游，以期獲得經濟復興所需的外匯，對于出境游延續二戰期間開始的限制政策。隨著經濟快速成長，日本國民的旅游需求急劇膨脹，再加上巨大的貿易順差引起的貿易摩擦及日元升值壓力加大等原因[25]，日本政府大幅緩和出境限制，20世紀70年代后，出境游規模便趕超入境旅游且差距逐步拉大，致使旅游貿易出現了較大的逆差。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經濟發展陷入低迷，老齡化和低出生率、產業海外轉移導致的地方空洞化等問題日益凸現。石森秀三[1]認為地方的定居人口不可能增加的情況下，交流人口可為地方經濟注入活力，認為旅游則是擴大交流人口的有效途徑。日本國內旅游需求疲軟的狀態下，外國游客可成為重要補給源[26]。政府決策層也開始意識到入境旅游的重要性，1996年，運輸省（現國土交通省）提出《訪日外國游客倍增計劃》，由此發展入境旅游再次成為國家層面的重要議案。緊接著頒布了《外國游客招徠法》（1997年）、《新歡迎計劃21》（2000年）、《國際旅游戰略》（2002年）、《促進訪問日本（Visit Japan Campaign=VJC）》（2003年）、《觀光立國推進基本法》（2006年），2008年更是單獨設立了觀光廳，以強化旅游產業管理與協調工作的權威性與專業性。繼而頒布《觀光立國基本計劃2012年～2016年》（2012年），《增加訪日游客的共同計劃》（2013年）等一系列計劃、法規、措施，積極改善和促進入境旅游的發展[27-28]。同時，快速成長的近鄰出境游市場為日本入境旅游發展提供了絕好的契機。圖1為日本國際旅游發展狀況。日本入境旅游除了在2003年亞洲地區非典、2009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2011年東北特大地震的重創下出現了負增長外，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

中國大陸赴日旅游始于2000年，根據兩國政府的ADS協議，面向北京、上海、廣東省戶籍公民開禁團體旅游。日本政府2003年開始實施旨在強化入境游的VJC（Visit Japan Campaign）戰略，中國是其重點發展對象，采取了各種措施拓展中國的赴日旅游市場。

其一為擴大開禁范圍。2004年4月起，赴日旅游簽證發放對象擴大到天津、遼寧、山東、江蘇、浙江，2005年7月，進一步擴大到全國。

其二為簽證制度的改進。主要表現在簽證類型的多樣化和手續的簡化。2000年到2008年年初，赴日旅游簽證只有團體旅游一種，2008年3月駐北京、廣州和上海的使領館開始試行家庭旅游簽證的發放，隨著2009年7月個人赴日旅游簽證的逐步開放，個人旅游簽證取代家庭旅游簽證，對象擴大至全國。從2011年7月起，日本政府開始推行以首次赴日旅游行程中包含沖繩為前提的多次往返個人旅游簽證。多次往返個人旅游簽證的有效期為3年，有效期內可多次赴日。2012年7月起，針對東北三縣（巖手縣、宮城縣、福島縣）為旅游目的地的中國游客發放多次往返個人旅游簽證，以此吸引和鼓勵中國游客到訪，為的是日本東北地區震后經濟復興注入活力。

其三為旅游簽證申請手續日益簡便。指定代辦赴日簽證的旅行社的數量由2000年的21家已增至500余家②，遍布于之外的各省區；簽證申請者的資產要求由25萬元降低到10萬元等，有利于全國各地更多的群體加入到赴日旅游的行列。在我國旺盛的出境旅游需求的驅動下，我國公民赴日旅游在世界性經濟危機和兩國之間的領土紛爭及歷史問題的陰影中依然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圖2）。2014年到訪日本的中國大陸游客人次數為131.45萬，約占日本入境客源市場的12.7%，僅次于韓國（23.7%）、臺灣（21.3%）。

2.2 空間分布特征

圖3為根據日本觀光廳住宿狀況調查統計數據繪制的中國游客過夜人次數的分布狀況圖。47個一級行政區均有接待中國游客的記錄，除了福島縣、巖手縣、山口縣之外，總體呈現出明顯的增長趨勢。另一方面，區域差異也比較顯著。如2014年，東京都和大阪府的住宿人次數約為196萬和136萬人次數，遠高于其他縣級行政區，而東北、四國、中國地區分布較少，四國地區的高知縣僅有3140人次數的住宿記錄。

2.2.1 集中度分析

表1為2007年～2014年的中國游客的集中度，CR1、CR3、CR9的極高值反映中國游客的活動高度集中的特點。CR1值為25%以上，說明中國游客住宿人次數的1/4以上發生在第1個位次的東京都，表明東京都的絕對優勢。CR3的平均值為55%，說明前3個位次的行政區占據中國游客住宿人次數的一半以上，2007年～2013年間，前3位是東京都、大阪府和千葉縣，在2014年，由北海道取代千葉縣上升到第3位。CR9的平均值約為85%，表明85%以上的中國游客住宿人次數發生在表中列出的9個都道府縣，東京都、大阪府、千葉縣、愛知縣、神奈川縣、京都府、北海道一直穩居前9位中，后面幾個顯示一定的波動。山梨縣和靜岡縣，從前9位列表中逐步退出，被后來者居上的沖繩縣和福岡縣所取代。

從CR1、CR3、CR9的值的時間變化來看，CR1和CR3有所下降，CR9值不降反升，說明游客流極端集中在個別行政區的格局有所緩解，但分流主要發生在局部區域內，整體上仍以集中為主。

中國游客高度集中地區主要分布在太平洋沿岸的東京-大阪連線地區，是日本經濟最活躍、城市最密集、人口最集中的地區，也擁有眾多級別和知名度很高的景區和景點，我國赴日旅游傳統經典路線“東京-橫濱-富士箱根-名古屋-大阪-京都” 是由此地區主要城市和景區而形成的。

2.2.2 目的地競爭態分析

本研究依據2007年～2014年的一級行政區面板住宿人次數的統計數據，以日本東北大地震所發生的年份為界，分為2007年～2010年和2011年～2014年兩個時間段分析競爭態，并對？琢i和？茁i的取值方法進行了一些調整。市場占有率采用的是4年間的總占比，增長率采用的是4年間的平均增長率，本研究中以占有率和增長率的中位數為界（表2），判定各目的地的競爭態，進一步根據各目的地的競爭態定位繪制了圖4。

表2顯示標準差值都比較大，說明增長率和市場占有率的區域差距比較大，增長率的地區差異尤其顯著。從時間上來看，后期（2011年～2014年）的增長率的差距還大于前期（2007年～2010年），說明地區之間的不均衡性有加劇的趨勢。

通過圖4可以看出，市場占有率和增長率都在中位數以上的雙高（明星）目的地和都在中位數以下的雙低（瘦狗）目的地多，而以較高增長率和較低市場占有率為特征的幼童目的地和以較高市場占有率和較低增長率為特征的金牛目的地較少，呈現明顯的兩極分化。在空間布局上，2011年之后的東北地區與日本海沿岸的衰落導致了明星目的地和瘦狗目的地的空間分割，形成了東京至大阪沿線區域、北海道、九州西部、沖繩縣的4個明星區和東北、日本海沿岸、中國地區、九州南部的瘦狗區。

明星區保持著較高的市場份額及強勁的增長勢頭，預示短期內增長的游客流量主要以明星區內部分配為主。東京-大阪的絕對優勢帶動了其沿線地區；北海道和沖繩縣、長崎縣得益于有效的入境旅游發展戰略的實施；福岡縣作為九州地區的經濟中心和交通樞紐，往返中國的直飛航班多達66條/周，都具有優越的發展潛力。

與此相反，東北地區的衰退是受2011年發生的東北特大地震及其引發的福島核輻射危機的影響。日本海沿岸、四國、中國地區的各縣在知名度、國際航班的數量、經濟發達程度均比較落后，對中國游客的吸引力比較低，處于劣勢。

3 影響中國大陸游客赴日旅游活動的空間分布的原因

中國大陸游客赴日旅游活動的空間分布特征可概括為：一、中國游客活動空間分布廣泛、區域差異大；二、集中度很高，高度集中在東京、大阪及其鄰近地區；三、游客數量與增長速度的區間差異在擴大，導致了“富益富、貧益貧” 的局面。形成這些特征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旅游市場發育狀況來看，中國游客的赴日旅游尚處于早期，赴日游客中初訪者占72%，對日本的了解有限。初訪游客向往高知名度、高級別旅游目的地，購物欲望很強。又由于出國手續、語言方面的障礙，以及團體包價旅游產品的價格優勢，使得參加團體旅游的游客占較大比例，2014年的調查數據顯示赴日中國游客的61.1%購買了旅行社的全包價旅游線路產品[29]。而包價旅游產品對東京-大阪的依賴性比較強。

第二、目的地條件來看，可進入性、接待能力、資源構成等方面，東京-大阪連線區域具有明顯的優勢。日本10大城市中的6個（東京、橫濱、大阪、名古屋、京都、川崎）分布在這一沿線上，且經濟發達，人口密集。中國大陸和日本之間直飛定期航班的近八成飛赴東京（成田機場、羽田機場）和大阪（關西機場）以及名古屋（中部機場），區域內部有發達的路網系統，可進入性好。資源供給上，大城市商業發達，能夠滿足購物需求，且自身擁有眾多高品質、發育良好的旅游吸引物。還有富士-箱根-伊豆立公園的富士山、火山景觀、溫泉，古都京都的傳統文化建筑及古街區等都作為日本代表性的旅游要素，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第三、旅行社操作層面上看，東京-大阪線作為傳統產品，已有眾多成熟的路線，開發成本比較低，可操作性強，所擔負的風險比較小。因此，旅行社對東京-大阪線的依賴性比較高，有些零售商甚至只此一條線路。

由此可見，供、需、介各方的利益訴求的結果造成了如今的中國游客活動在空間上高度集中的局面。

4 結論與討論

中國大陸公民的赴日旅游開放至今的15年里，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嚴到松、從特殊階層到大眾化的過程，日本已經成為最大的中國出境游外國目的地。本文以縣域為單元，結合集中指數、競爭態，分析中國大陸赴日游客在日本活動的空間分布特征及變化趨勢。結論如下：出入境門檻的降低，極大地促動著中國公民赴日旅游的快步發展，赴日中國大陸游客的活動空間分布區域差異顯著且日趨擴大，東京-大阪連線區域成為中國游客的高度集中區且占據絕對競爭優勢。這種格局的形成是由目的地區域旅游供給能力的區域差異、中國游客需求的初級性特點、旅行社產品供給等各方利益訴求的結果。

中國游客集聚的區域（點）充斥著中國人、漢語以及為迎合中國游客而出現的大量中文標識及中文服務，這些中國要素在異國他鄉造就了“中國化”的空間。這些中國要素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游客的旅游活動提供了便利，但又削弱了旅游目的地的“異地”性，背離了“求新”、“求異”的旅游心理需求。游客被“屯”在這一“中國化”的空間，失去了深入接觸、了解當地社會和文化的機會，降低了旅游體驗的價值。同時，集中格局使得旅游產品的旅游目的地和項目較固定，導致旅行社產品過度重復和單一，無法滿足日益多元化、多樣化的市場需求。游客集聚加大了聚集區域的旅游供給壓力，加劇了主客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如何有效地引導外國游客流向東京-大阪圈以外的地區，是日本提升入境旅游質量和全面提高觀光立國政策實效的關鍵問題。

隨著中國出境游需求的穩步增長和出入境門檻的降低以及旅游條件的進一步改善，中國游客的赴日旅游熱將持續升溫。中國游客數量的持續增長和旅游經驗的積累，使游客信息量迅速增加，還有如多次簽證制度推動的沖繩旅游，電影 “非誠勿擾”引致的北海道道東旅游[30]，游輪牽動的九州旅游等實例所示，將有更多的推力、拉力因素影響游客對目的地和內容的選擇，勢必導致旅游活動空間的變化。旅行社作為主要媒介，應及時擴充目的地儲備，通過升級和優化旅游產品，引導旅游流。這對提升游客的體驗價值、出境旅游產品的質量、分散旅游目的地供給壓力，實現共贏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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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Yu-shi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