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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的空洞化與中國的形式化

最近大家見面，免不了義憤填膺。我不相信：“洪洞縣里，到底還有沒有好人？！”這一古老的質問，竟直指當代的人心，但這黑磚窯的事，分明在朗朗乾坤之間，居然就干了十年！太令人發指了。每天打開報紙，關心著此事的進展，有沒有官員引咎辭職？有沒有內幕再揭露出來？有沒有更多的言論指陳時弊？本想在新消息里，出出氣，今也撰一文章，發點議論。相對于茲事之大，輿論再多，也不嫌多。我想到的一點是：確立生命尊嚴的文化。

因為，事實已經充分表明，絕非逮捕窯主，懲治兇手那樣簡單。這整個事情，不僅集中了販賣人口、私獄管理、打手狼狗等黑惡罪行，具備了虐殺、活埋、致殘等血腥暴力，而且集中暴露了政治權力的不作為與非法參與，多級權力機構不同程度的冷漠，以及周邊村民的熟視無睹，不僅暴露了社會與政治失序，而且表明社會肌體里的一種可怕的“系統化的麻木”，顯示了一個人性文明大面積壞死的危機征候。

有人說，提倡生命尊嚴，你這是詩人之見，這樣的事情，絕不是文人學者們發發議論，就能有用的，需要法制。

可是，關于勞動法，早就有了，關于保護勞工的各種條例，也早就有了。正如汪丁丁說得好：“我在搜狐博客讀到了韋森的文章，讀者可從他的文章讀到中國關于兒童權益的各項十分完備的法律，呵呵，具諷刺性的完備性。事實上，我們的憲法及其法律政策，已經寫明了多項最美好的權利。問題在于，是什么讓它們變得如此蒼白？”而且，你再聽聽河南的警方怎么說：“你們的孩子只是被強制監禁非法用工，沒有造成命案，夠不上立案條件。再說，按照法律規定，案發地在山西，應該由山西警方去解救。”這就是法律，這就是條文。誰要是真的以為有了法律條文就解決問題，天知道，不是真蠢，就是裝傻吧？

又有人說，關鍵是制度，是執法，而不是觀念與文化。是的，執法的力度，是很不夠。但是，我們看那里的部門，其實也在不斷“執法”。他們甚至也去拆了機器，但是他們走了，黑磚窯又裝上新零件，重新開工。紅的一方，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黑的一方，心領神會，又開始自己的工作。這也是紅黑游戲的潛規則。報載，黑磚窯的各種“公公婆婆”，也真多，“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能罰款就去，不能罰款的很少去。罰款了就等于檢查完了，至于其他情況，并不是他們檢查的重點。”又報載，黑磚窯被廣勝寺派出所取締后，派出所向窯主王兵兵的妻子張梅索要的“辦案經費”，“張梅給廣勝寺派出所3.3萬元，但只有1.1萬元有這樣一個簡單的收據。”派出所民警當時聲稱，這筆錢是用來支付被解救民工的工錢、醫療費及返鄉旅費等。這里面有一個多么可怕的信息：黑磚窯的黑錢，也可以通過“辦案經費”這樣的辦法，洗洗白，變成雙面合法（警方黑權與窯主黑金）的共謀，這豈不是先顛倒黑白，然后混淆紅黑，最后會不會是黑里透紅？

所以我說，法律的流于形式主義，跟官樣文章流于形式主義一樣，是中國政治生態的一個致命傷。

為黑金文化的精神洗錢

之所以會有形式主義，不正是因為實質空洞化了么？實質是什么？除了公權力的腐敗，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從社會心態與社會生活中，真正確立生命尊嚴的文化。請細讀以下報道：

“最多時有十一家部門收取黑磚窯的費用。”而那些基層官員說，“從表面上看，人臟些，頭發長些，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這就是說，他們檢查，關心的不是人，而這個那個“項目”、有沒有“立項”的“證件”。（《南方周末》6，21）

當地的村民認為，“怎么管理那些外地工人，那是河南人老衡的事情。”——這就是說，根本沒有生命尊嚴這事兒。

河南少年朱廣輝被解救出來后，回家途中，被山西永濟縣勞動局一監察人員拉下車，重新介紹到另一家黑夸窯廠做工，并收取朱廣輝的三百元打工費。——這就是說，不僅人就是商品，而且敢于對抗不把人當商品的解救行動。

去年央視《經濟半小時》欄目，曾播出名為《河南女人販每年販賣上千名包身工》。該節目介紹說，“女人販”周景渙在鄭州市城南路有一處租住房，租用了三年，群眾說，天天從這里(指鄭州火車站)幾車幾車往外拽人，還只當作勞動力介紹所。常常可見有人從這跑出去，又有人出來追趕，打人、往回拽。這伙人將弄到手的流浪人員或者民工稱作“貨”，他們弄到“貨”后會送到周景渙租賃的房子，他們稱作“中轉站”，群眾暗稱為“人肉市場”。我不禁想到，這事之前，不是有人說，不要追究企業家們的“原罪”，全社會要用寬容的心去對待為社會作出貢獻的民營企業家們么？但是且慢，這里應有區分，一旦有企業家做了傷天害理的事呢？請看下面的事實：

“在這些手腳并用、頭發長的像野人一樣的孩子中間，有的已經整整和外界隔絕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殘，這還不算，有的孩子還被監工用燒紅的磚頭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醫院救了數月也未痊愈），他們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以上，還不讓吃飽飯，有時因勞累過度，稍有怠工，就會被監工隨手拿起的磚頭砸的頭破血流，然后隨便拿起一快破布一裹了之，繼續干活，至于拳打腳踢，棍棒侍候更是家常便飯，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傷，也不給醫治，讓在窯場自行治愈，如不能自愈或傷情惡化，奄奄一息時黑心的工頭和窯主就把被騙的苦工活活埋掉。這些孩子身上都因為長期不洗澡長滿了牛皮癬似的皮屑，他們最小的只有八歲，八歲的孩子為了一頓飽餐是那么順從，每天都干著成人都難以承受的重活。他們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監工或打手巡邏站崗。”（解救兒童家長致社會的一封公開信）

這是十八世紀的英國作家狄更斯筆下的小說場景，還是二十一世紀“大國崛起”時代的中國童奴真相？如果在這樣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惡面前，還要寬容，那真是喪盡天良。這樣的輿論，不加區分，是為黑金文化的“精神洗錢”，那么，人性人道的尊嚴，就根本無法重建。

在我看來，正是因為有這樣光禿禿的法律學、不道德的經濟學、不作為的政治學，才放縱了人道的危機，“人”成為“貨”，成為牛馬不如。李揚多年前的電影《盲井》里，有個礦主面對死難礦工家屬說的名言：“中國啥都缺，就是人不缺。”久而久之，不僅是世道人心的麻木化，而且是“人肉市場”化。所以，才會有黑窯橫行十年之久；才會有人大代表致書總理，也得不到真正解決；以及解救了的孩子回家途中，又被賣掉；也才會有兩地警方互相推諉扯皮；至今仍無官員，為此大面積的人道災難承擔責任而辭職；也才會有鄭州火車站那樣的“人肉市場”的長期存在，多年習以為常。讀這樣的消息，常常讓人猶如惡夢之中，產生一種大難臨頭、卻半步移不得的無奈無力。

動身時刻的太陽

所以，我主張連帶責任：對破壞良好社會環境的人要嚴懲，對于社會良好環境被破壞而不作為的人要追究責任，而對于社會精神環境，對于世道人心，每個人都有連帶的相關。對于確立生命尊嚴的文化，匹夫有責。

確立生命尊嚴的文化，要從觀念上逐步改變一切向錢看的社會風氣，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絕不容許奴役人、強迫人做他不愿意的事情。確立人性人道高于一切的全民價值觀。不管是什么人，是什么機構，都不能以社會發展、進步代價為借口，侵害個人生命的尊嚴。

要看到黑心文化越來越猖獗、諸如黑心粽子、黑心藥、黑心棉、黑心奶粉、假人造蛋白等，已經司空見慣；要重視各種以制假造假來傷害人的生命的犯罪活動背后的罪惡機制，就是信仰流失、民族精神流失的道德危機、人性危機。因而全社會有必要重視保護民族精神的重要符號與信仰體系，再認文化良知。

因而轉型時期的社會，應有一個理直氣壯的“人文偏好”的社會文化導向，應該大力表彰那些特別強調生命尊嚴、特別強調以良知反抗麻木的藝術家的作品，譬如古有樂府《孤兒行》《婦病行》《貧婦行》《賣炭翁》，今有劉慶邦的小說《神木》、李楊的電影《盲井》、《盲山》。

應該重視當代中國農村的空洞化、價值虛無化。所謂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目標如何重建中國農村的價值認同，重建農村的靈魂，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這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就是要求從政策到教育，從城市到鄉村，從輿論監督到日常生活細節，從商家的廣告到娛樂的世界，日漸養成一種全體公民尊重人的風氣，確立每一個個體的人的生命尊嚴。譬如，那些廣告語，以金錢為“至尊”、以富人為“高貴”，經營金錢至上的文化，塑造權貴人生、笑貧不笑娼的價值取向，就是在不知不覺中，漸漸毒化了良性的社會空氣。

有一個細節，記者采訪當地的村民，除了他們不敢言，他們還只注意到那黑磚窯里干活的人，是“叫花子”。也就是說，“叫花子”，有一份活干，也算是得照顧了。而忘記了恰恰這些人，是最需要關愛、最沒有安全保障的人。中國文化，有一個哀鰥寡的文化傳統。《尚書·大禹謨》云：“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周公文王，對于天下最無助者的一份關愛之意，可以說是念茲在茲。孔子說“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又說：“四海之內皆兄弟”。理想社會是：“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圣人能以天下為一家”（《禮記·大同》）。孟子說：鰥寡孤獨，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以儒家為代表的人性精神的認同，是中國民族優秀的民族性，值得今天再認傳統。其實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也是人性人道精神。以大史家巴爾贊講的那個故事為例：

有一次，柯爾律治在倫敦講授英國的偉大作家這個題目，偶然提到約翰遜博士有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街邊臟水溝里躺著一個又病又醉的女人，約翰遜用寬大的肩膀把她背回自己簡陋的住所，給了她食物和過夜的地方。時髦的聽眾大嘩，男人嗤笑、女人愕然。柯爾律治停頓了一下，然后說：“我提醒各位想一想撒馬利亞人的寓言。”1全場頓時肅靜。（引自雅克·巴爾贊《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第28頁，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為什么大家都會安靜下來呢？因為他們心中都有一座共同的教堂，有一部共同的《圣經》，有一處共同的精神家園。如果沒有這個，就是一個成天充滿權力斗爭，或為了眼前利益而犧牲人類生命尊嚴，一個精神上四分五裂、行為上狼奔豕突的地方。

其實，中國人的人文風教的文化，與西方人的《圣經》與人道主義，正是具有建造精神上的教堂的作用。巴爾贊認為，“它使整個人民有了共同的知識背景和高級意義上的共同文化”。在十六世紀，路德的宗教改革一個很大的成績，就是使信徒能夠直接接受《圣經》的教育熏陶，而不只是成為神父們布道時的被動的聽眾。這就是所謂“把上帝的話直接帶給人民。”而“使《圣經》成為思想和精神食糧，這是最有深遠意義的文化變化”（同上引）。

要知道，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是西方歷史的黎明時期，是他們奠定現代社會基礎的時期。動身時刻，共同的精神與知識背景，極為重要。二十一世紀，也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真正開始復蘇的時機，如果能在每一家公司企業、每一處政府機構的大門口，在每一個現代人的人心，銘寫“確立生命尊嚴”六個大字，我們就不會迷失方向，一如我們的動身時刻，共同領受著一輪初日的朝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