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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66年前，著名的歷史周期率擺在即將全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回顧黨的執政歷程，我們可以看出，民主制度的設計與實現對周期率的規避之間有著不容忽視的關系。今后，應當繼續從黨內民主、人民代表大會、黨際關系和基層民主等方面著手，提高制度設計能力。更好的規避歷史周期率的發生。

[關鍵詞]歷史周期率民主制度設計關系

1945年7月4日。著名的“黃氏周期率”提出了一個值得中國共產黨人深入思考的課題，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也為黨實現對周期率的規避提供了最初最基礎的探索。在黨全面執掌政權以后。跳出歷史周期率便成為我們黨提高執政能力建設的動因，圍繞如何保證政權發展的方向、黨執政的方式、黨的自身建設等方面進行了進一步的探索。民主制度設計逐步成熟和完善，為民主執政打下了堅實的制度基礎。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趨于現代化，執政能力顯著提高。從此意義看，民主制度設計與跳出歷史周期率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密切關聯，既是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又是規避歷史周期率發生的關鍵環節。。社會制度應當這樣設計，以便事情無論變得怎樣，作為結果的分配都是正義的。”

一、從內部著手，黨內民主制度設計是實現黨內民主的重要保證，關系黨的存亡興衰

作為執掌政權的主體，黨的自身建設發展情況尤為重要，關系政權的生死存亡。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沒有民主制度，僅僅靠民主生活、民主作風和民主方式，黨內民主會缺乏連續性、穩定性。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黨內民主實質上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和制度運轉。要實現黨內民主。民主制度設計至關重要。在黨內民主制度的設計安排中，最重要的是合理構架黨內的權力結構，科學合理地配置權力，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

回顧黨的歷史。從建黨開始，黨的領導人對黨內民主制度設計就深入進行了思考。陳獨秀曾在其委托包惠僧提交中共一大討論的黨綱中提出了。共產黨應該是民主集權制”。也曾指出：“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在反動和內戰時期，集中制表現得多一些。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系于民主制。”在談到上世紀那場令國人痛心的十年“”災難之時。鄧小平語重心長的告誡“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黨的領導人對黨內民主制度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以完備的制度保障黨內民主-維護中央權威，保證全黨在重大問題上的統一行動。”十六大以來，黨內民主建設把制度建設和機制建設擺在同等重要位置，初步形成了黨內民主的制度框架和工作機制。黨代表大會制度，黨的委員會制度，黨內選舉制度和黨內民主決策機制等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今后應當更加注重加快推進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為重點的黨內民主制度建設。切實做到用民主科學的制度管權、管事、管人、管物。當然，制度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沒有規范、嚴密的程序，沒有有力的保障措施，再好的制度也難以落實。只有將黨內民主真正納入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軌道，形成相互銜接、相互配套的制度體系。黨內民主建設才會進一步發展。也才能真正發揮出對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帶動作用。

二、從基礎做起。完善和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根本保證

中國歷史上一個個王朝的覆滅，世界歷史上一個個不可一世的帝國的崩潰，當今一些長期執政的政黨的下臺，都與人心向背的變化有很大的關系。所以，如何把國家根本政治制度設計好。真正還權于民，從制度層面對集權弊端加以規避。意義尤顯。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執政的基本平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際，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定了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會。”標志著以人民代表大會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全面確立。此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志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和最高實現形式。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載體。”

提高執政能力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我們黨提出的重要要求。執政能力的提升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包括多方面的內容。其中，如何有效領導人大以及如何運作人大制度，是執政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人大制度與執政黨不是相互隔離的，其背后是現代政治學關注的核心問題——政黨與國家的關系。對于中國而言，中國共產黨如何提高領導人大的能力自然是其提高執政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而言。執政黨通過人大制度促使有序民主的展開，主要包括對人大的政治領導能力、將政黨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的制度運作能力以及通過人大聯結人民群眾的能力。人大已經成為將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三者連貫在一起的重要制度空間。人大制度實際上為執政黨與人民的聯結提供了非常好的機制和通道。

三、從黨際著眼。堅持和鞏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重要條件

重視黨際合作，充分發揮各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力量，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年代，都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對于我們黨更好的加強自身作風建設，更好的發揮執政功能。提高自身執政能力，增強對歷史周期率的規避能力，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民主革命時期，在的倡導下，我們黨采取了爭取和聯合派的方針。推動了一些派的創建。早在1941年11月，就提出了“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重要論述。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又要求：“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同時對遷就主義和關門主義兩種錯誤傾向進行了嚴厲批評。1956年9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必須按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繼續加強同各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發揮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各級協商機構的作用。”這被廣大民主人士譽為“派新生命的開始”，更加堅定了他們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事的信念。從1957年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開始到。”結束，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走過了曲折的歷程，經受了嚴峻的考驗。撥亂反正后。國家實現了工作重心的轉移。鄧小平立足新的現實。對派予以重新肯定。他認為“我國各派在民主革命中有過光榮的歷史，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不會忘記的。現在它們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對此，鄧小平于1979年10月提出了著名論斷：“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這是他首次把多黨合作上升到政治制度的高度來認識。1987年，在鄧小平的推動下。黨的十三大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肯定了它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1993年，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在進入21世紀后，我們黨對多黨合作又有了新的認識。同志在2006年7月第20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正確認識和處理中國共產黨和派的關系，保持和促進我國政黨關系和諧，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這是第一次系統地提出構建和諧的政黨關系理論。

四、從末端深入，探索和創新基層民主制度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關鍵環節

基層民主建設是我國民主制度的末端環節，同時也是人民群眾對民主感受最直接的地方。基層民主發揮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我國民主制度設計建設的水平。要實現民主執政，必然要求在基層民主制度方面進行探索和完善。我們黨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突出表現在：在村一級實行了村民自治，在城市社區實行了居民自治。1998年11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公布實施。提出了村民委員會直接選舉的要求，這從本質上講是還權于民，是我國社會體制的重大變革，是我們黨所積極支持的。“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是基層民主的核心內容，隨著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發展。人們對基層民主的認識也不斷深化，對民主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廣大人民群眾在基層民主建設中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現在有些地方的鄉鎮實行群眾推薦、黨員推薦確定提名候選人，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黨委書記和黨委委員的鄉鎮黨委“兩推一選”的試點。有的地方試點設立專職人大代表，這些都是對基層民主的積極探索，是基層民主深化和發展的突出表現。

發展基層民主。使基層人民群眾切身感受到當家作主的地位，有利于增加群眾對現行制度的認同。提高對社會公平的肯定度，從而在思想上對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真正接受，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

“全黨必須牢記，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將來擁有。”充滿憂患意識的告誡是我們黨對于執政的新認識。從黨內民主和黨外民主雙管齊下，從民主制度頂層到制度基礎科學設計，真正達到民主執政，實現黨的執政方式的現代化，進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在未來可能的各種復雜執政條件下確保政權始終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防止“其亡也忽焉”的歷史現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