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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電影成為服飾時尚重要的傳播媒介，當時已有學者對此進行探討。以服飾為切入點對電影進行研究，借助設計學、符號學等研究方法可打開電影研究的新視域，在電影的二維畫面中呈現了不同時期的社會空間和生活形態，這些信息是解讀服飾史、電影史等都市文化發展的重要依據。

關鍵詞：電影；服飾；設計

衣服是一個文化傳播系統（CulturalCommunicationSystem），一種身體語言，講述的正是一個“心理—生理—社會—政治”（Psycho—Physical—Social—Political）的故事。[1]在電影誕生之后，服飾借助這種媒介，它的文化傳播意義被再一次擴展。在西方電影服飾的研究從1980年代開始儼然已成為顯學，在國內對這一交叉學科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

一、電影史中的服飾文化研究

在中國早期電影中，服飾文化的生產領域不僅僅在影像本身，也存在于當時的電影刊物中。從1921年至1949年，上海總共出版電影刊物207種。[2]其中包括電影廣告、影迷雜志、明星畫報等，收錄了大量的劇照、演員定妝照、明星寫真等，一方面秉持寫實原則的影片真實地或扮演式地記錄了社會的真實面貌，另一方面，影迷文化的興起使電影及電影刊物成為服飾文化傳播推廣的重要途徑。電影對于民國時尚—“翻新”（fashion）和“摩登”（modern）觀念的確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進作用。這時期已有先期的研究者從電影服飾的敘事、審美功能進行多方面研究。民國時期的報刊中，有不少評論電影演員服裝穿著的批評文章，包括《民國日報》中曾發表的《女演員穿高跟鞋之問題》（1925），林淇《女演員的服裝問題》（1926），以及電影雜志《銀星》中的《服裝問題》（1926）等。其中主要探討的問題包括：演員服裝是否符合時代和人物身份的特征，洋裝與民族服裝孰重孰輕等。近年來中國電影進入高速發展時期，而中國服裝設計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標簽，在國際舞臺上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研究電影中服制文化可以加深對中國設計傳統的直觀認識，也能夠對當下的電影服裝美術設計、傳統服飾現代化的設計提供有益的思路。

二、電影史中服飾文化的研究方法

從研究方法而言，首先是以服飾研究觀照當代中國電影史，以主題研究結合權威的電影史論述，構成本文服飾的內在邏輯和“史”的脈絡。其次，從跨文化視野采用跨學科的方法，主要運用身體理論、視覺文化，輔之以女性主義、符號學、社會學等方法來對當代中國電影文本進行詳細解讀和個案的分析。再次，超越服飾和電影文本分析，把電影中的服飾置于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生態中，試圖從借鑒李超德教授“審美設計學”“大設計”的視野，將服飾和電影文本、電影文本和社會歷史文本構成的互文關系進行論證。1895年電影時代到來預示著視覺文化的興起，電影給觀眾提供的活動影像構成了20世紀新的視覺奇觀，電影中的服飾構成了另一種視覺奇觀。電影與視覺文化的關系最早可以是在匈牙利電影理論家巴拉茲·貝拉（1984-1949）的論述中出現。1913年，巴拉茲提出了“視覺文化”的概念，他把電影的出現看成是古代印刷文化向現代視覺文化的轉折點，而且討論了電影作為一種視覺文化所具有的藝術特性和巨大的社會傳播功能以及意識形態特質。巴拉茲提出了“認同論”，他認為，人類的身體語言是“一種可見的直接表達肉體內部的心靈的工具”，電影的出現是人類文化史上重要的歷史事件，它使“人又重新變得可見了”。觀眾坐在電影院里“純粹通過視覺來體驗事件、性格、感情、情緒，甚至思想”。[3]巴拉茲敏銳地抓住了電影的本體特征：不管電影技術如何升級，電影作為以身體和運動圖像來表意的藝術，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電影藝術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由觀眾創造的。電影服飾的研究同樣是探討在社會變遷中人們對身體管理的觀念變化。身體是服裝的載體，服飾的語言透過人的內在精神被身體表達出來，再通過電影機制將他們共同呈現在銀幕上，因此關于電影服飾的身體現象學研究顯得尤為重要。梅洛·龐蒂以胡塞爾的現象學為基礎開創身體現象學，他在《知覺現象學》《知覺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學結論》等著作中表示，身體在世呈現出一種獨特蘊涵結構，即心靈、身體和世界三者構成了一個相互蘊涵不可分割的循環辯證系統，梅洛-龐蒂用“具身性”概念指出，身體主體的知覺，人是通過身體意識到世界的，身體是在世界存在的媒介物。身體并不與現象世界構成一種主體—對象的區隔關系，而是自身就“在世界之中”。“在世界之中”的身體與其他事物構成一種共生關系，而相應的身體經驗遠比將世界萬物抽象為形式或符號的理性經驗更為豐富。米歇爾·福柯進行了身體政治研究，他的《瘋癲與文明》《規訓與懲罰》《性經驗史》等經典著作部分繼承了尼采的思想，拓展了身體理論的研究深度。“身體是事件被銘寫的表面”。人類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身體的歷史。不論是旗袍、中山裝、列寧裝，在不同時期的政治語匯中，人的身體附著的服飾也受到受制于權利、階級的限制。福柯發現，很多時候身體是一種被動的身體，權力和社會懲罰“最終涉及的總是身體，即身體的力量、它們的可利用性和可馴服性、對它們的安排和征服”“權力關系總是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4]弗洛伊德開創精神分析學派，揭示“力比多”身體。吉爾·德勒茲發現，身體是力的本身，還是各種力量的角逐場：“界定身體的正是這種支配力和被支配力之間的關系，每一種力的關系都構成一個身體——無論是化學的、生物的、社會的還是政治的身體。任何兩種不平衡的力，只要形成關系，就構成一個身體。”“身體是不同的力量關系（包括自然力量、文化力量、社會力量、科技力量等)共同作用的交匯點和構成物，任何一種力量本身都將在身體上留下印記。”[5]在德勒茲那里，身體完全排斥了意識，純粹是欲望的化身。他提出“欲望一元論”：“社會生產在確定條件下純粹是而且僅僅是欲望生產本身”。[6]

三、電影史中服飾研究的文化價值

對電影服飾的研究可發掘不同時代電影中服飾的文化價值，分析電影與現實的對照關系，看電影中人物所著裝反映的時代風貌。一方面，電影是引領著時尚潮流，另一方面電影的寫實主義傾向，在服飾中也反映了不同時期的社會思潮。通過嚴謹地考據、分析，從服飾的角度對社會生活史、都市的消費文化、市民風尚進行深入研究；將服飾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和多元的文化符號，結合這一時期的歷史脈絡、社會思潮和藝術思想的演變，分析時尚與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發展脈絡之間存在的互文關系；研究電影中的服飾呈現出市民生活形態、國家的經濟水平，尤其是民國時期輕工業、紡織業、城市工商業等與服飾相關行業的發展狀況。展示和梳理電影影像呈現的服制變革，一是通過對電影史和服飾史結合來分析視覺文本與社會變革之間的反映、互動關系；二是在一個相對抽象的層面上，跳出單純的電影、服飾文本分析的層面，來探討電影服飾的文化意義，即電影服飾在都市文化的語境中占據的位置，電影服飾如何作為一種重要文化樣式參與歷史的建構。通過電影研究梳理服飾變革的歷史，結合當下中國的設計，能夠幫助人們重新認識和發現傳統服飾中的文化內涵，在電影中運用中國元素的設計，能夠將本民族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讓世界更深刻地認識和理解中國文化。電影作為一種推廣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有力工具，它的傳播同樣影響審美取向、道德觀，甚至是建構宏大的價值觀體系。舉例而言，民國時期以及1980年代電影中的服飾曾經成為引領都市流行文化的風向標，同時它也是讀解歷史的社會文本。社會變革和電影服飾文本之間存在這一種可逆的、相互影響的方式。作為電影史理論的實在論是將電影當作一種復雜的歷史現象，電影服飾都可當作一個歷史事件：設計的源起，來自中西方服制元素的融合與借鑒，是否無意間道出時代的隱意識和被人們普遍認可的道德觀、價值觀，電影服飾反映了社會現實。

參考文獻：

［1］吳昊．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革命（1911-1935）［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2］王晶．民國上海電影女明星服飾形象研究［D］．東華大學，2014．

［3］巴拉茲·貝拉，著．電影美學［M］．何力澤，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

［4］米歇爾·福柯，著．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

［5］德勒茲，著．尼采與哲學［M］．周穎，劉玉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6］汪民安等，編．后現代的哲學話語［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劉亞玉 單位:蘇州經貿職業技術學院